李河星，唐好林

（重庆交通大学 学生工作部，重庆404100）

高校辅导员与少数民族学生良性互动影响因素分析

李河星，唐好林

（重庆交通大学 学生工作部，重庆404100）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稳定的重要储备力量，他们的成长、成才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辅导员作为少数民族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与学生良好的互动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学生的健康发展。学校教育既要考虑到国家教育的整合功能，进行普适性知识的传播，又要考虑到当地特殊的社会和人文生态环境，注重地方性知识的传递。辅导员在开展少数民族学生工作时，要努力学习民族学相关专业知识，尽量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群学生的需要，实现辅导员和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本文依据教育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制度、观念、情感和文化四个层面着手，分析了辅导员和少数民族学生良性互动的影响因素。

辅导员与少数民族学生；良性互动；影响因素分析

1 辅导员与少数民族学生良性互动关系研究的迫切性

1.1 不和谐的师生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24号令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中明确指出：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国家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未来中坚力量，肩负着本民族繁荣发展的使命。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在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学习基础等方面的差异，他们成为被特殊关注的一个群体，这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成才和发展。辅导员作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理应为其成长、成才铺平道路，指导和引领他们成为国家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栋梁之才。

然而，由于辅导员缺乏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背景，在工作过程中并未把少数民族学生的言行真正放在其本民族社会文化脉络中去理解，想当然地按照自身思维习惯、知识逻辑去人为干涉，导致辅导员和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互动出现了诸多不和谐因素，影响和谐师生关系建设。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自由及功利主义盛行，学生的主体性意识逐渐觉醒。尤其是当代大学生，追求自由、张扬、独立的个性，不喜欢受制于他人，家庭里多为独生子女，长辈溺爱，自我为中心主义倾向日趋严重，传统长幼尊卑观念淡薄。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角色有所弱化，学生学习的渠道及需求多样化、多元化。单纯的“教”已不能满足，甚至教师在课堂上所授知识，未来得及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已被各种各样的信息解构得体无完肤，学生对教师的尊重、敬畏有所弱化。近些年来，师生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经媒体曝光，更是引发社会广泛地讨论，师生关系变得复杂化。这对辅导员和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具有无法预计的不良影响。因此，为了构建辅导员和少数民族学生之间和谐的师生关系，为了少数民族学生健康成长、成才，进行辅导员和少数民族学生良性互动关系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2 研究现状的不足

近几年关于辅导员和少数民族学生互动研究的相关文献，思政教育、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研究居多，《浅谈（浅析）少数民族学生……》《……体会和思考》《……少数民族学生心理问题及对策研究》等数百篇文章，说明教育工作者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越来越重视，既有理论的反思，又有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些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这些研究范式有个基本前提：学校是国家教育、主流文化普适性知识传播的场所。少数民族生活在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中，形成了与自身生存环境非常协调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人类知识的体系[1]。由此形成的地方性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校在传播国家教育、主流文化知识的同时，应兼顾地方性知识的学习。近年来，随着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数量逐渐增多，规模逐步扩大，多元文化在校园传播、渗透，直接影响校园文化建设。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主流文化教育的同时，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愿望也越来越强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说：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理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事实上，学校在发展多元文化教育的准备上尚不充分。首先，我国高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学校，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的主导。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来自民族地区，各民族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宗教”的幌子从事非法活动，其势力和反动思潮逐年向高校渗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警惕；其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不到位。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高校在开展国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忽视甚至摒弃了少数民族学生国家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结合；最后，辅导员作为少数民族学生的直接引路人和心灵导师，缺少他者关怀。辅导员在开展少数民族学生工作时，由于对其民族背景缺乏基本的了解，很难达到情感共鸣。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他们脱离原来的文化及物质生存情境，进入陌生的他者行为习惯领域，由于生存和生活环境的语境不同，难免会有不适甚至冲突，辅导员如果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和疏导作用，将直接导致少数民族学生的疏离。因此，辅导员与少数民族学生的互动关系应该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分析。跨文化教育与研究成为一种趋势。

2 研究方法

由于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模糊性注定了教育研究不可能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类在大量的数据中迷失，研究对象被数据掩埋，研究对象仅作为研究工具，而不是活生生的个体。当下多元社会的崛起以及多元文化的盛行，使得跨文化、跨学科、跨领域研究成为一种必然。教育人类学便是一门应用人类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来研究教育现象与教育行为的新兴交叉学科。本文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对辅导员和少数民族学生互动关系进行论述。如国外沃尔科特的《校长办公室里的那个人》、玛格丽特·艾森哈特的《爱情教育：女性、成就和大学文化》等；国内李艳红：《东乡族女教师生涯发展研究》、齐学红：《师生互动关系中学生自主性问题研究》、耿娟娟：《教育信念：一位初中女教师的叙事研究》、黄向阳：《学校春秋：一位小学校长的笔记》等，人类学者利用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教育问题，为开展国内教育问题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多元视野，这些学者的研究为本文师生互动关系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

3 良性互动的定义及表现

良性互动是指互动的主体在遵循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彼此发生作用或变化的过程，并且这种作用或变化具有积极意义。洪堡说：在教育过程中，人的内部力量可以吸收人所处理的对象，并可以将其变为人自身的一部分[2]。良好的互动关系可以促进彼此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具体地说，就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生活、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和困惑，愿意向辅导员寻求帮助；并且，通过辅导员的具体指导，获得满意的答案。同样，辅导员在开展少数民族学生工作时，站在其社会文化脉络中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所想、所需，并且站在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的高度，主动开展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4 良性互动影响因素分析

辅导员和少数民族学生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建立和谐师生关系，更能促进彼此发展。然而，高校辅导员在与少数民族学生互动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不和谐因素。本文把辅导员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互动放在制度、观念、情感、文化四个层面进行考察，尽可能多方面进行描述和阐释，以便更真实、更客观地呈现辅导员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

4.1 制 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公共教育资源要向民族地区倾斜。这表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高校是培养民族地区人才的主要阵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关乎民族教育后续力量的建设。人类学家滕星认为：教育的首要功能是传递知识；其次，教育除了具有生产大量人才的生产功能外，还有上层建筑的功能；教育还有一个隐含的功能，就是选拔筛选功能。这套体制力图突显社会的公平公正[1]。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来自西部偏远贫困地区，有其自身生存的一套知识逻辑，与主流文化碰撞时，难免会有不适及冲突，把他们纳入主流教育体制的筛选选拔时，对少数民族学生确有失公平。少数民族学生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最好的模本，因此，教育需要地方性知识。滕星认为：“以前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国家教育、主流文化的教育，这种教育造成的结果就是造就了文化边缘人。”[1]少数民族学生在接受国家主流教育时，脱离本民族文化语境，回到本民族地区，接受的主流文化似乎无用武之地，导致其边缘化。

辅导员在主流教育体制中，缺乏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背景，在与少数民族学生互动的过程中，并未认识到少数民族学生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教育部“16号文件”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要制定辅导员规划……要重点组织辅导员……学习管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以及就业指导、学生事务管理等方面的知识”。“24号文件”明确指出：“专职辅导员……可承担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政策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等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国家出台的关于辅导员相关文件中，辅导员学习内容和教授课程均未涉及少数民族学生专业教育。客观上，辅导员成为国家教育、主流文化教育的载体，当承载主流文化教育的辅导员与地方性知识位育的少数民族学生互动时，最直接的后果是辅导员和少数民族学生个体间的冲突和不适。

从学校层面来讲，学校制定的辅导员工作条例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方针的细化，是对现有教育体制的巩固和具体化。以重庆交通大学为例，《重庆交通大学辅导员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本校辅导员应坚持以下主要的工作制度：班会制、日志制、联系制、听课制、巡查制、例会制、档案制、责任制。此条例规定：“可适当承担（原则上每周不超过四学时）形势与政策、心理健康教育、就业创业指导、职业发展教育、党课、团课等教育教学任务”。无论日常事务管理，还是所授课程以及辅导员培训内容，也均无有关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学习，更不用说对少数民族学生除了进行普适知识的传递。辅导员缺乏民族学以及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学习，在执行相关规定及要求时，并无“普适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工作意识，无形中疏远了少数民族学生与辅导员的心理距离，导致少数民族学生“抱团取火”。以藏族学生为例，藏历年是藏族人民最重要的传统盛大节日，相当于汉族人民的春节，由于推算方法和春节不同，一般稍晚于春节（有时重合）。在藏历年开始时，此时学校已开始正常的教学活动，藏族学生为了过年会向辅导员请假，此时，辅导员如果不真正理解藏历年对他们的重大意义，按照学校要求，辅导员要求藏族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返校、注册。双方都有正当理由，但会造成辅导员与藏族学生之间的不适和冲突。

4.2 观 念

观念上的接受和认可是良性互动的前提。具体地说，就是辅导员的思想、道德、人格、世界观、兴趣、性格、气质等方面的修养能否被少数民族学生接受和认可，少数民族学生从观念上、内心里真真切切愿意与辅导员进行良性互动。同样，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是否能被辅导员真心认可和接受，并愿意站在真正培养人才的高度，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良性互动。

例如：格桑（藏族学生），来自西藏昌都一个普通的村落，家中6口人，生活较为贫困。格桑原本不是我的学生，第二年才从其他老师手中接管过来。在工作交接的过程中，A老师（格桑原来辅导员）一再告诉我：这个学生并不真正贫困，一身名牌，他去年给其助学金二等，不知道感恩。其他同学向我反映这个人卫生不好，没礼貌，不懂事，让我多关注。对于民族学专业背景出身的我来说，仍然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格桑确实是一个“不好的学生”。我不太情愿又夹杂着说服自己接受他的矛盾心理，与其交流。

格桑：老师，你找我。

我：嗯，请坐。

我：给我说说你的家庭情况。

格桑：我家6口人，爷爷奶奶年龄大了，父母身体不太好，家里比较困难，还有个弟弟上中学，成绩不好，父母打算让他辍学……

我：哦，昌都那个地方我也大致了解，不富有。

格桑（略带抱怨的语气）：“嗯，还有个弟弟在上中学……我们藏族来的去年都给了一等助学金，老师给了我二等……”

我：为什么

格桑：不知道

我：哦，现在学习怎么样？

格桑：现在学习不好，我基础差，有些课程连基础都没学过，就直接学了，不像其他人在高中时就学过，我们很多西藏来的基本上都放弃了，像我老乡他们都不学了，就想着毕业后考个公务员，找份好工作。

我：专业不懂的可以找任课老师问，或者班上成绩好的同学，都可以问他们啊。

格桑：老师上完课就走了，宿舍的同学以前也问过，刚开始还给我说，后来他们感觉我问的太简单了，也不耐烦给我说了，我也不再问了。

我：你可以找其他同学问，或者集中不懂的问题，等下次上课问下任课老师，都可以啊。这就需要你加倍努力了，利用课余时间把基础知识好好补习下。

格桑：哦，知道了老师。

我：除了学习，最近忙什么呢？

格桑：老乡他们在搞一个活动，我在给她们排舞。

我：那挺好的，你舞蹈也很好了？

格桑（咧开嘴笑了）：嗯，每次有活动，我都给他们排舞。

我：既然有文艺特长，班级文体委员怎么不申请？

格桑：我感觉申请不上。

我：为什么？

格桑：感觉老师不会让我干。

我：不会的，你这么有才艺，应该多展示，为班级文艺活动做点事情。

格桑：还有机会吗？

我：有。

……

我：平时和同学关系怎么样？

格桑：一般吧，我平时都是和老乡一起玩，平时很少和他们玩。

……

我：据同学反映，晚上很晚了你经常在宿舍打电话，声音很大，影响其他人休息？

格桑（有点激动）：没有经常，有时候和家里人打电话……

……

通过以上对话，我们可清晰的看出：固有观念中作为“差学生”的格桑，并非真正的差。即格桑在与同学、与老师互动的过程中，由于其生存和成长的“地方性知识”并未被主流文化教育的人们所接受和认可，以致被人为的贴上了“另类”的标签。

其实，每个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都是他们处理人与自然最好关系的模本，由此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识体系适合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当少数民族学生脱离原来的生存和生活环境，进入传播国家教育、主流文化教育的主要阵地——大学，其结果就造成了学校中的边缘群体。滕星认为：我们的教育需要地方性知识，我们的生活是多样化的，只有利用多样化的资源，13亿人口才能生存下去[1]。

4.3 情 感

作为新时期一名高校辅导员，既要引导学生跟上时代步伐，又要对学生充满深厚的感情，借用艾青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真正的情感就像被“泪水洗过的良心”般清澈、纯洁，然而，师生之情并非如此。

当下，功利思潮盛行。根据沃尔科特的论述，学校有两个正式的子系统：暂时的学生群体和长期的教职员工群体，两个系统组织基础和发展目标完全不同。学生系统在于缩小身份差距，在促进其社会地位向上流动时，除了时间外，不参考任何身份的改变。聘用系统则相反，它是一种严格的线性组织，通过确认每个个体在明确规定的阶层系统中的位置，来尽量扩大个体间的差异。辅导员处在长期的教职员工群体这一子系统中，在阶层系统中处于被固化的位置，个体要在系统中发展，必然要遵从系统规则。由于辅导员的特殊身份，其向上流动具有两种途径：一是从职称来说，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二是从职位上来说，正副科长-正副院长（处长）-正副校长。从暂时的学生群体身份来讲，学校教育在促进学生发展的同时，尽量缩小身份差距，也就意味着学校针对学生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具有标准性、统一性的特点。这对于来自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适应学校整齐划一的环境似乎有点困难，因为其民族信仰、风俗人情及行为习惯与汉族有较大不同，在融入学校学习生活时难免会有所不适，导致了其身份的“边缘化”。

辅导员和少数民族学生处在不同的子系统，导致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在各自发展及向上流动时并无太多交集。作为辅导员老师，如果内心不充满家国情怀，如果不深切体会民族教育的重要意义，如果不对少数民族学生倾注真实的情感，是很难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情感互动。作为地方性知识载体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入传播国家教育、主流文化教育的大学，如果没有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背景的辅导员用心引导和教育，如果辅导员不把少数民族学生之言行放在其社会文化脉络中去理解和接受，就很难与少数民族学生产生情感共鸣。

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要明白大学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地方，要树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意识，树立国家情怀，其次才是民族情怀。国家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宪法明确规定：宗教不得干预教育。作为未来国家、民族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少数民族学生要意识到：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4.4 文 化

每个个体的言行都应放在其社会文化脉络中去理解。少数民族学生有其本身的社会化过程，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有其自身遵循的社会文化逻辑和生活方式，作为人类学中的他者，理应理解和尊重他者的他者。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外国各种文化和思潮的涌入，多元文化盛行。我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身优秀的文化，各民族相互融合，56个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学校是社会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人的专门机构和场所，集中了社会及民族文化主流的教育意识和教育行为，代表着主体文化的走向[3]。高校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前沿阵地，也是各种思潮集中传播的场所。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带来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但是，民族地区多有宗教信仰，如维吾尔族的伊斯兰教、藏族藏传佛教等，一些受宗教思想影响较深的民族，由于宗教观念积淀于民族心理和生活当中，宗教问题常常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在此背景下，辅导员与少数民族学生的互动变得敏感、复杂。

学校是社会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人的专门机构和场所，集中了社会及民族文化主流的教育意识和教育行为，代表着主体文化的走向[3]。辅导员受国家主流文化熏陶，是国家教育、主流文化的载体。少数民族学生是地方性知识的承载者，是地方文化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国家主流文化是地方性文化的有机整合，正是因为各个地方丰富多彩的文化因素，才构成了中华灿烂文明。

辅导员在开展少数民族学生工作时，要加强自身学习，学习民族学相关专业知识，学习各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指导，把学校少数民族学生本身承载的文化纳入到校园文化的序列内，把少数民族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放在其社会文化脉络中去理解，放在国家教育、主流文化教育中去践行。

学校日益成为社会的样板，不仅学校政策被看成是国家的意图，所有学生获得的权利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社会公平的基本标尺[3]。学校教育既要考虑到国家教育的整合功能，进行普适性知识的传播，又要考虑到当地特殊的社会和人文生态环境，注重地方性知识的传递，使教育能够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阶层、不同族群人们的需要，实现教育领域内国家“大传统”和地方“小传统”的良性互动。

[1]滕星，关凯.“教育领域中的国家整合与地方性知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31-34.

[2]克里斯托夫-武尔夫.教育人类学[M].张志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23.

[3]冯增俊.教育人类学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305，305，307.

责任编辑 刘志明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llege Counselors and the Minority Students

LI Hexing,TANG Haolin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4100,China)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are an important reserve forc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stabilization of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Their growt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untry.Being mentors and friends, counselors can promote their healthy development by well interacting with them.School education should not only consider the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spread of universal knowledge,bu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local special social,cultural environment,and the transfer of local knowledge.When carrying out the work,counselors must study the relate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Ethnology,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regions,cultural backgrounds,and ethnic student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from four levels such as the system,concept,emotion and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theories and methods.

counselors and minority students;positive interaction;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G641

A

1674－5787（2016）02－0105－06

2016-02-26

李河星（1987—），男，民族学专业硕士，重庆交通大学教师，研究方向：跨文化社会问题；唐好林（1985—），男，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专业硕士，重庆交通大学教师，研究方向：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0.13887/j.cnki.jccee.2016（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