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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次农业结构改革的教训与期望

2016-03-28任继周

草业学报 2016年12期
关键词:草地耕地城乡

任继周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院士高层论坛

中国三次农业结构改革的教训与期望

任继周

(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①《周礼》成书年代远在周朝以后,但对周代的社会状貌描绘仍不失真实。②见《礼记·曲礼》。明确指出庶人与大夫各有其礼与刑的伦理范畴。③《管子·治国》。耕地农业是我国独创的,以耕战为国策,独重谷物,忽略其他农业组分的特殊农业系统。

在羲娲时期,氏族社会从渔猎到游牧,度过了中华文明的“创世纪”时代。众多游牧部落在广袤的大地上迁徙游牧,不断兼并和分裂,处于原始草地农业阶段。直到殷商中后期的奴隶社会,于武丁时期(3266年前)才定都安阳,贵族居都城内部,奴隶居城廓周围,一边种地一边保卫城内贵族的安全。这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萌芽,这时才有规模不大的耕地农业出现于广阔的天然草原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的进步,迄于周代,城乡二元结构日趋完善,一部《周礼》①描绘了当时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面貌,其中包括了乡人所承担的繁重义务:除了贡赋、徭役以外,还要服兵役,每户一兵,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四季操练,战时裹粮从军。至商鞅相秦,将乡人户籍编列行伍,寓军于农,管束严苛。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了完善的农耕文化,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②为标志的伦理阈限,给高居城邑的贵族与卑居乡野的庶人之间设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形成中国所独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沿袭数千年而不变,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初还利用这一社会结构,发动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这次革命的胜利本可作为消灭城乡二元结构,改变农民命运的契机。遗憾的是我们仍然沿袭了商鞅留下来的户籍制度,将农村与城市居民身份固化,城乡二元结构未被触动。至今农民在奴隶原型的阴影下,没有取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权益。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力图改变这一状况,十六大以后提出城市反哺农村,撤销了强迫“盲流”农民返回农村的收容系统,取消了农业税等多项农业措施,但城乡二元结构的阴影至今仍随处可见。

上述这段历史给我们描绘了耕地农业的几个特色。

其一,耕地农业与城乡二元结构同时发生。城市的统治族群与乡野的生产族群构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态系统。前者专司生产管理和产品分配,后者专司生产劳动,缴纳贡赋,并服多种劳役、兵役。

其二,耕地农业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基础,源自管仲:“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③。简言之即:“开垦草地-种植谷物-积存粮食-富国强兵-发动战争-开疆拓土”。商鞅相秦,将管仲的耕战思想加以发展,他高呼“国之所以兴也,农战也。”其核心就是施行“垦草”种粮,将农民羁属于土地,编民为伍,寓兵于农,完善了耕地农业的社会系统,国势大盛。天下诸侯竞相效尤。楚国“粟支十年”①,齐国“粟如丘山”②, 燕、赵二国也是“粟支数年”③。大势所趋,诚如管子所说,“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④。汉代以“辟土殖谷曰农”定义农业,近代简化为“以粮为纲”,将土地与农民固结为一体的耕战思想一脉相承,耕地农业成为中国社会主流产业。

其三,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是农村喂养城市,支撑国家政权。农村生产农产品,而产品的分配权在城市。造成社会财富、知识结构、伦理地位和食物结构截然不同。

*①刘向.《战国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②《史记·苏秦列传》。③《史记·苏秦列传》。④《管子》。其四,城乡二元结构得到儒家伦理系统为主的理论支撑,凝聚为“农耕文明”,这个文化背景历经两千多年传承已经深入人心,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耕地农业的上述各项特征在耕战思想指导下,发挥强大功能,使伟大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历经数千年而不败,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初还展现了它的最后辉煌。但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耕战思想已然成为历史遗存,全球一体化的浪潮势不可挡。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原来农耕文明的社会基础小农经济被迫消失,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过两次重大农业结构变革。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从小农经济过渡到以合作化为代表的计划经济;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由于我们对农业结构的理解不足,将农业结构视为可任意堆砌的儿童积木。第一次农业结构改革导致严重饥荒,尽管原因有多种,如“瞎指挥”、“平调风”等,但各类弊端造成的恶果必然以农业结构的失误为归宿。第二次农业结构改革,在大国崛起的大好形势下却意外地发生了举国忧虑的“三农问题”,系列产业症结与社会症结同时显现。其产业症结为农业的供给侧与消费侧严重错位,最终导致水污染、土污染、食物污染,农产品过剩与短缺并存,资源浪费严重,生产成本高于进口产品的到岸价。其社会症结为城乡二元结构在解构过程中,发生农村空巢化等系列社会问题。这两类症结告诉我们,以耕战思想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已经难以与后工业化时代相融合,耕地农业伴随城乡二元结构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草原文明、海洋文明展现了不容忽视的社会推动力。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的许多文件已经多次宣示,第三次全国规模的农业结构改革,正在以调结构、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等多项措施拉开序幕。我们一向依赖的政策杠杆,在棉花产业已经全然失效,粮食杠杆的断裂之声也已清晰可闻,至于油料作物,正在寻寻觅觅不见端倪。我国传统的粮、棉、油三大产业境况如此危殆,这不过是历史催促我们进行农业结构改革的信号,我们大可不必过分惊慌。因为,首先新兴的草牧业已初现曙光,其次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做出合理调节,尽管棉、粮、油已经显现不容忽视的颓势,但不必强求恢复农产品的自给指标,应发挥我们自身产业优势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把耕地农业失去的从草地农业发展中得到补偿。面对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我们农业工作者义不容辞,应肩负起农业结构改革的重任,适应历史潮流,实现从耕地农业到现代草地农业的历史嬗替。

草地农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草业,是相对于耕地农业而言的草地与畜牧业占较大比重的现代大农业系统,已经远非羲娲时期的原始草地农业。现代草地农业是“草地+n”的大农业。这里所说的“n”项产业,可包括林、果、棉、烟、杂等等。草地农业并不排除其他农业组分,而是使各个农业组分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在草地农业的框架内,因地制宜,优化布局,以求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总体看来,草地农业结构中草地大约占农用土地的25%,畜牧业产值大约相当农业总产值的50%左右。这正是现代发达国家的主要农业模式。

前两次全国规模农业结构变革的教训告诉我们,农业结构改革,一如历史潮流之不可抗拒,不论我们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必须接受这场生死攸关的历史考验。假如说前两次农业结构改革是不期而遇,没有充分准备,还没有摆脱粮食安全就是食物安全的误区;还没有认知我们的农业供给侧与消费侧的严重错位;还没有认知农业结构应该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耦合,互通有无,不必苛求农产品样样自给;还没有认知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规律不容悖反;更没有察觉耕地农业已经伴随城乡二元结构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一句话,我们因缺乏农业结构改革的自觉而付出了沉重代价,现在我们应该以虔敬的心态,清醒的头脑,坚定的步伐,有序前行,走向我们的既定目标——草地农业系统,完成几代人期望的农业现代化和它所伴生的有别于“农耕文明”的新的社会文明,其中不可忽视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因素的介入。前者如草业的发展,后者如国际市场网络的建设。

让我们共同努力迎接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10.11686/cyxb20161201

http://cyxb.lzu.edu.cn

2016-11-14;改回日期:2016-11-18本文为任继周先生在2016年9月24日第230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上的报告。作者简介:任继周(1924-),男,山东平原人,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E-mail:renjz@vip.sina.com

任继周. 中国三次农业结构改革的教训与期望. 草业学报, 2016, 25(12): 1-3.

REN Ji-Zhou. The lessons of three agricultural structural reforms in China and expectations in future. 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 2016, 25(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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