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萱 甄巍然

学术出版中的文化坚守与开拓
——陈昕学术出版思想解读

王 萱 甄巍然

作为当前我国出版界的行业领军人物，陈昕的学术出版思想对于促进和发展我国的学术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坚守文化自觉，即自觉从事文化的挖掘、创新、传承，并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构建起清晰的职业认知；二是坚守“问题导向”，即通过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捕捉，激发他对时代需求深深的思考并形成理性认知；三是将学术出版向大众化和国际化进行开拓，即注重学术精品对大众的文化启蒙和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建构作用。

学术出版；陈昕；文化自觉

［作 者］ 王 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编辑；甄巍然，博士，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陈昕，当代出版人，从事编辑出版工作30多年，现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董事长、总裁、编审，主持过多项国家大型出版工程，策划、编辑学术性丛书30多套，出版《中国出版产业论稿》《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等9部学术著作。陈昕身居要职，头衔和荣誉不胜枚举，但他见诸报端和相继出版的学术著作都不是应时之作，而是渗透着出版人纯粹理想和文化自觉的学术论说。正如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撰文所言：“一个人的可敬之处，在大事；可畏之处，却在细节。”①陈昕：《出版忆往》，海豚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序言第7页。我们试图从这“大”与“小”的视角中，解读一个当代“出版家”“出版理论家”让人敬畏的知与行。

一、坚守文化自觉：循学术著作与时代发展之绳墨

学术出版的主要功能是传播学术，即将学术研究的原创性成果——思想、知识、文化等进行规范化呈现与市场化传播，是文化积累与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理论著作的出版代表着一个出版社的学术品格，而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编辑则是保持这种学术品格的关键因素。

陈昕先生初入出版行业之前，在上海市出版局资料管理员的职位上工作了四年，其间通读了大量的各类经济学专著、灰皮书、白皮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读物，阅读推动了他的思考和写作，不断丰富并提升了他对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积累，正如他谈道：“编辑最重要的是他的学术积累，以及由这份积累所生发出来的学术眼光和思想境界。”②陈昕：《“学林”菩提树：我的编辑成长路》，《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19日，第014版。正是有了对经济学专业的学术“厚积”，铸造了他锐利的学术眼光，提升了他的学术敏感性和鉴别力，而后就有了从“青年学者丛书”开始到“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等一路“薄发”精品的辉煌历程。

特别是他策划出版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之后，在我国的经济学界有了相当的影响，其中不少图书先后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由此，有人提出“中国经济学的‘三联学派’”，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询问过时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的陈昕对此有何看法，他肯定了该套丛书的社会影响，“它的最大价值在于，改变了中国经济学家长期以来的纯思辨的研究方法，开始尝试用实证的、计量的方法来分析现实中的重大问题”③陈昕：《中国经济学曾经有过一个“三联学派”》，《编辑学刊》，2008年第6期，第4页。。但认为若因此而就形成一个学派就“有些言过其实”，他谈道：“我们已经身处一个传媒的时代，也是一个廉价制造概念的时代，我们不应该为某一个概念的横空出世而飘飘然；但是，循着这一特殊的‘三联学派’现象去探究‘一套学术著作与一代学者的成长，与一门学科的嬗变，与一个时代的崛起’的绳墨关系可能是有意义的。”④同③，第5页。

在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时，他积极争取出版鸿篇巨制《中华文化通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的机缘“完全出于一个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他在书中回忆：“我常常在想，如果历史真是一面面‘铜镜’，我们就是铸就‘铜镜’的手艺人。尽管‘铜镜’上不曾篆刻上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的手艺将与历史同在。”⑤陈昕：《争做出版工作的高原》，《中华读书报》，2011年8月10日，第014版。

陈昕先生能透过学科发展状况把脉时代需求，无疑体现了他夯实的学术专业功底，而“绳墨之说”也好，铸铜镜的“手艺人”也罢，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学术出版人的文化自觉——自觉从事文化的挖掘、创新、传承，并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构建起清晰的职业认知。有着这样朴素又崇高的文化情怀的出版人能接连出版有价值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能在业界出类拔萃赢得认可便是一种必然了。

二、坚守“问题导向”：解时代之惑的理性传播

学术出版在推动学术发展、学科培育的同时，更要树立时代瞭望者的使命，以创新学术出版之“绳墨”刻出文化发展的时代印迹，在文化的顶端推动社会进程与时代变迁。那么，如何出版时代所需求的学术著作呢？学术出版人如何把脉社会、顺应并推动时代进步呢？那就是问题导向。“优秀的学术著作，正需要植根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始终提出‘这个’社会的主要问题，才能保持锐利的理论锋芒。”①张国功：《学术出版当“接地气”》，《编辑学刊》，2012年第9期，第32页。

在感受陈昕先生出版生涯的辉煌之余，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在每一个重大出版项目出台过程中，都伴随着他对时代需求深深的思考，即他出版每一套丛书的灵感其实都来自于对现实的理性认知。在出任香港三联书店的总编辑时，面临回归的香港，无论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还是社会文化等都处于明显的转折期，他感受着“香港的文化季风”，敏感地捕捉到香港图书市场狭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存在断裂，即“存在巨大的‘一冷一热’的隔阻和断裂，一是报刊（热）与图书（冷）的隔阻，二是精英阶层（热）与普罗大众（冷）的断裂”②陈昕：《出版忆往》，海豚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64页。。正是基于对现状的深刻认识，“一个颇为激越的抱负油然而生，我想改变香港出版业少有中文社会科学出版的现状，在香港制造本土的文化‘风源’，发现一些具有香港精神特质的思想与学术话题，以图书的形式造就传播上的‘广场效应’，而不仅仅只是‘橱窗效应’”③同②，第56页。。于是，“走向1997的香港经济丛书”策划方案诞生了，其触发点除了陈昕先生的学术专业基础之外，更由于“逐渐凸显的香港社会经济的过渡期特征”——“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他们对这些经济问题不同程度的困惑和担忧”。④同②，第58页。正是这样的现实问题引导着出版人的思考，激发着他们的创新热情和成就感。

除此之外，“现代政治透视丛书”“国际瞭望丛书”“思想者文丛”“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等的策划全都是陈昕先生不拘泥于“知识导向”“结构导向”的出版原则，而偏重于“问题导向”的指引，积极探索学术出版之路的见证。正如“现代政治透视丛书”总序中写道：“作为政治学者，所能够做到的，就是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民主政治的光华和民主政治的欠缺，让人们掌握建立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知识。”依托学术出版物的传播，知识分子以其专业学科背景的理性视角为社会大众解疑释惑，真正发挥了知识与理性对社会发展的洞察与眺望。

三、大众化与国际化开拓：学术精品的启蒙与解构

如果说文化自觉是出版人的基本素养与思想境界，问题导向是创新学术出版的具体路径，那么，学术出版的大众化则是一个偏离核心的边缘问题。学术出版有无必要开拓大众市场？学术出版能否走大众化之路？如何让学术精品惠及普罗大众？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又回到了出版的文化功能、问题导向上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大众既是文化创造主体，又是文化消费主体，偏离或脱离主体而存在的学术出版何谈文化自觉？时代的需求即社会大众的需求，远离了大众需求的出版又何谈解疑释惑、理性引导？“出版固然是一种涵容性的文化，但说到底，它更落实为一种情怀——回应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吁请。”⑤同①。因此，学术出版的社会功能就在于如何对大众传播知识、解疑释惑和理性启蒙。

问题的重点在于，学术出版如何开拓和培育大众市场，如何捕捉大众的注意力资源，以什么样的学术出版物来充实大众的精神世界。正如陈昕先生在其“思想者文丛”编辑絮语中激情洋溢地表述：“这里是真理的摇篮，它属于有思想的人们……在真理的天空里，永远燃烧着火焰，也布满了荆棘，‘思想者文丛’愿为每一个思想者提供火把和砍刀。”在其“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的策划中，如书中所记：“我萌生了为国内读者出版一套普及市场经济知识的丛书，为我们社会即将开启的经济转型做好知识启蒙。”⑥陈昕：《市场经济“时代意识”的普及——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年》，《中国新闻出版报》，2012年2月8日，第004版。面对整个社会由于知识欠缺而对“市场经济”的种种误解，该套丛书突破陈规，从政治经济学知识层面进行大众化普及，“开全国风气之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鼓与呼”。

正是怀揣启蒙大众的使命感，陈昕先生的学术出版策划从来没有远离大众视野，诸如“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细说中国系列”“现代工商管理丛书”“名人日记丛书”等，都体现了出版策划者的大众意识，将学术理性的气息传递到每一个普通大众，从整个社会层面供以学术给养。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观战略上来看，学术出版国际化之路充满了艰辛：自然科学领域学术成果“西强东弱”之势难以颠覆，人文社科类成果又囿于文化差异难越文化壁垒，加之我国学术规范与世界的接轨并未完全、优秀翻译人才稀缺，等等，这都成为削弱我国学术出版物国际影响力的因子。但陈昕坚信并用实践证明了学术出版亮相国际市场的重要功能：对中国文化的解构。

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外的酒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了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2008）”的大型论坛，并重磅推出了“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旨在突破世界主流经济学推崇的“华盛顿共识”，向世界解构“中国奇迹”背后独特的“中国模式”，论坛的成功举办与丛书的引人注目都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中国的发展和中国模式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开始具有了世界的意义”①陈昕：《在法兰克福奏响“中国模式”的乐章》，《文汇报》，2009年11月22日，第008版。。作为本土文化的建构主体，中国学者通过学术出版的国际舞台，向全世界解构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对于呈现我们的国家形象具有重要的国际战略意义。让我们更为乐观的是，这更是一种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完美呈现，尽管这并非能改变跨文化传播中话语权整体不均衡的状况，但对于处于弱势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点“希望的曙光”。

同时，面对当前学术出版中的学术不规范、把关不严、社会价值沦丧、娱乐主宰等“乱象”，作者深感“有责任为守护出版的神圣和纯粹呐喊”，正如在其《出版忆往》后记中所言：“我更希望的是，它能唤起更多的出版人坚守出版所肩负的启蒙大众、追求进步的使命，并把它看作是一种生命的价值。”②陈昕：《出版忆往》，海豚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237页。陈昕先生以一个出版人的出版实践和心路历程深刻诠释着整个出版行业所亟待回归的专业主义与职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