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 哲



信息披露与意识启蒙——改革开放初期的媒介环境报道功能

覃 哲

[摘 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环境报道很快破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维和写作模式，向社会传递大量客观、警示、科普的环境信息，这对中国公众的环境知识积累与环境忧患意识的树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为我国“文化大革命”后的各种环境治理工作做好了铺垫。

[关键词]信息公开；环境意识启蒙；改革开放；环境报道

[作 者] 覃哲，博士，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讲师。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治动荡、缺少合理规划及无视科学规律等原因，我国的生态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阶级斗争的工具”等论断也对我国的环境新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新闻事业开始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随着思想领域的解冻，新闻媒介开始积极地关注环境保护方面的信息，为新时期的各项环境治理工作做好思想舆论准备。

一、正视现实、加强警示

（一）破除“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抹黑论”

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一直认为，在环境及生态保护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要有巨大的优越性，因为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可以较好地安排工农业生产以及消费的比例关系，从根本上避免资本主义盲目生产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根据这个逻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不管是对内宣传还是对外宣传，都将环境污染强调为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的“顽疾”，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环境威胁，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有环境污染存在，也是“极个别”的现象，国家完全有能力将环境问题解决好。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正面的环境信息，如表现良好环境、污染治理功绩等内容都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报道。

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如果不可避免地涉及污染物排放等内容，新闻工作者基本上会使用另外一种叙事思路，即避谈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影响。

这种盲目乐观、讳疾忌医的态度，使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中国大量的环境问题受到掩盖，白白错失了很多及时纠正和治理的时机，造成环境生态问题日益突出。1978年中央环境领导小组在重新调查了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后发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相当惊人的地步[2]，不得不重新部署科学的环境治理方略。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央总结认为之前的环保工作之所以遗留大量问题，除了政治因素外，还与我国环境宣传的指导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之前媒体那种盲目自大、报喜不报忧的环境宣传策略是错误的：民众在对国家的环境状况完全不知情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理解环境治理的紧迫性的，自然也无法调动起积极性广泛参与保护环境中去。因此，在国务院1978年底发布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中指出：要解决好当前严重的环境问题，必须“把环境污染情况如实告诉群众，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决不能搞愚民政策”。[3]

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认为，新闻媒介是传递环境信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它将我国当前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信息公布出来，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不但能够激发起群众保护环境的积极性，还能有效地利用群众对各种排污单位进行监督。因此，中央要求新闻媒体要积极“关注群众的来信来访”“人民群众、人民团体、街道组织有权对企业排放有害物质和造成的公害进行监督和检举”。[3]

在这样的宣传思路指导下，中央对各种环境负面信息的控制力度逐渐放宽，1978年5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通过新华社坦诚地通报了当时全国环境所面临的严峻情况，公开承认“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城市、江河湖海、土壤，以及职工劳动环境的污染，不仅没有控制住，而且有所发展，有的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4]从此以后，各种诸如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等环境信息慢慢地通过新闻媒体进入了普通公众的视野。

1978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环境保护要引起高度重视》，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谁提环境污染就给谁扣上‘给社会主义抹黑’大帽子”的做法，严重地干扰破坏了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政策的贯彻落实，要解决目前的环境污染问题，“要……大力宣传和普及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5]中央对环保宣传策略的改变，负面信息管控力度的放宽，为媒体报道环境信息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为今后的环境保护科普、环保宣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各种环境专项治理运动的“发令枪”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极左”新闻思想的束缚得以破除，我国的新闻事业又重新回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轨道上来，新闻工作者的自主意识也逐渐得到解放和确立。在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中，公众对环境信息的渴求得到了快速的释放。加上在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要求各地要善于运用报刊开展批评，推动工作[6]。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媒体开始抛掉了思想包袱，深入地调查各地的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大胆地开展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批评报道，这些报道不但向读者展示了我国某些地区严重的污染状况，还深入思考，进一步地挖掘污染破坏的根源，给全社会提出了振聋发聩环境的警示。在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就刊发了《风沙紧逼北京城》《淮南市的污染为什么制止不住？》《救救桂林风景区》《紧急制止对西湖的破坏！》等一批催人警醒的环境报道。这些报道，不但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还引起了国家领导的重视，为之后我国发起的一系列专项环境治理工作做好舆论铺垫。如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风沙紧逼北京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1979年，新华社黄正根等记者，从北京春季越来越严重的沙尘天气写起，开门见山地指出了来自国际权威的信息：“在内罗毕召开的世界沙漠化会议，已经把北京划入受沙漠化威胁的范围之内”。随后指明了原因：北京的西北部，由于滥垦等原因，河北北部及内蒙古大草原，大量草场植被破坏严重，沙化的草原面积不断增加，这些都是以前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所造成的严重生态灾难。在报道中记者引用了大量来自农业部、林业部、气象局等部门的数据，佐证了我国北方地区土地沙化的严重性，并在文中提出号召，我国的植树造林工作“时间紧迫，必须立即着手进行”。这篇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重要媒体之上，很快引起了巨大反响，该报道见报后，国务院相关行政部门与北京市委市政府还召开了专门会议进一步研究“三北防护林”的建设工作。[7]在这个时期，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如1979年对桂林漓江、杭州西湖等名胜区的污染治理运动，都是在新闻媒介的关注与监督下，不断得以推进的。

二、环境科普、树立意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虽然也进行过一些环境治理活动，但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中，全国上下一味地强调“群策群力”“土法上马”“自力更生”，对发达国家的环境科学几乎是弃之一旁，不屑一顾，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普通群众的环境知识储备几乎为零。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环境治理工作的前提，首先是让人们拥有基本的环境科学知识和环境意识，这时候，新闻媒体担负起了环境科普和环境意识启蒙的任务。

（一）介绍西方先进的治理经验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国家开始意识到了环境保护中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的重要性。环境保护工作开始抛弃以往政治制度之间的人为区隔，正视西方环境治理工作的成果，并着力吸收和介绍西方的环保经验。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机构的多批记者到英国、日本、西德等环境治理较为成功的国家进行考察，真实记录了这些国家在环境治理、生态恢复方面所获得的经验和成果。媒体上介绍发达国家环保情况的新闻不断增多，在1978年和1979年两年时间里，仅在《人民日报》就刊登了《伦敦的环境保护》《西德治理污染效果显著》《外国对公害的重视与治理》等多篇介绍西方环境治理成果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日报》记者于1979年7月赴日采访时写作了《蓝海·绿地·阳光——访日散记》《访日印象（上、下）》等一系列报道，这些文章以游记的手法写作，文笔清新优美，在对日本的环保治理经验进行介绍时，作者完全放弃了以往那种盲目自大的心态，对日本优美的环境、和谐的生态以及日本人民不断提高的环境意识给予了由衷的称赞，将“文化大革命”中那种简单否定资本主义国家正面信息的僵化文风一扫而光。

（二）传播环境知识、树立环境意识

面对严峻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我国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污染困局，必须尽快通过大范围的宣传与教育工作来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转变全体人民包括领导决策层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1981年，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提出了环境教育必须纳入国家教育计划之中的方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环境保护的宣传活动。自此，以提高公民环保意识为目的的环保宣传教育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推进。

由于新闻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受众喜闻乐见等优势，大众媒介的环境科普宣传受到了重视，新闻工作者们也开始尝试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切入点，对读者进行相应的环境科普宣传，如在《人民日报》出现了《癌症与环境》《绿色植物与人体健康》等科普文章，另外，在电视领域，第一档环境科普类节目《动物世界》也于1981年开始问世。

正如蕾切尔·卡逊的调查报告《寂静的春天》引发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环保运动浪潮那样，很多国家大规模环境运动的兴起，常常由一些论证翔实且富有忧患意识的环境调查著作引发，这种调查作品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往往是感召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公众参与环保运动的“集结号”。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唤起我国广大公众环保忧患意识的作品，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环境新闻常规报道之外，还有一批环境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及徐刚的

《伐木者，醒来》。这两部报告文学作品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调查，向读者揭示了大量触目惊心的污染事实，文章数据确凿，分析严密透彻，在探讨人与自然问题的同时又对我国的官僚主义以及环境管理体制进行反思与批评，相比常规的环境报道，这些报告稿文学感情色彩更为浓烈，笔触细腻，能够给读者造成更强烈的心理震撼。这些作品激发了读者对环境保护的深度思考，促使更多的普通人投入环境保护工作中去。

三、结语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环境信息传播是一场“环境启蒙运动”[8]，这些大众媒体的工作，除了担负起环境信息传播与信息公开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让我国公众从以往那种盲目乐观状态中警醒过来，构建起环境危机意识。也唯有这些信息的传播与意识的启蒙，才能促使全国公众在观念、行为方面的转变，也才能进一步地推动制度、政策的变革。[本文系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科研基金项目“环境信息公开中的大众媒介功能”（项目编号：2012RSLX0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曲格平.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历程提要[J].环境保护，1988（3）：11.

[2]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G]//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14-15.

[3]新华社.把千百万群众动员起来，同环境污染作斗争——新华社记者访问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N].人民日报，1978-05-22（02）.

[4]本报评论员.环境保护要引起高度重视[N].人民日报，1978-07-11（02）.

[5]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选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51.

[6]牛炳文，刘绍本.现代写作学新稿[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191.

[7]张玉林.中国的环境运动[J].绿叶，2009（11）：2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