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目标群体”

不知深层缘由的公众，看到行贿人最终被“轻处”，往往就此释放负面评价，甚至猜疑四起。但事实上，这背后确有可值得讨论的根由，涉及法规，更涉及真相，比如这个所谓的“行贿人”，虽然是一个被索贿的对象，但有巨大立功表现呢？

近年来，行贿人“围猎官员”的手段愈加多样化，这增加了侦办难度。这些创新着行贿手段的行贿人，往往又是侦办中需要依靠的证人。“许多案件中，办案机关期待行贿人成为证人，这就导致对其行贿行为的追究，可能会被减轻。”有办案机关人员曾撰文称。

观察人士认为，县处级干部或许是中国行贿人的最大“目标群体”，这与这一层级官员权力行使及被监督状态有关。

每一个落马的地市官员背后，都有数十个乃至数百个行贿人；一个央企老总出事，其下属几十个公司部门经理都会因行贿而被协助调查。”一位检察机关的副检察长表示。

“我们查处了一个市委书记，查到直接行贿人有60多人，但实际上潜在的行贿人更多。”一位反贪局局长表示。“查处了一个县委书记，该县80%的科级干部可能都会牵扯进来，这也给办案带来很大挑战。”

“围猎官员”情报圈

在变成“污点证人”之前，行贿人对“官员围猎”的手段却在与时俱进、花样翻新。

一位纪委工作人员丁甲（化名）表示，如何接近、控制并俘获官员，是山西老板们在圈子里公开交流的话题，老板们的朋友圈就是与官员有关的“情报”的流通圈。

“在圈子里刺探并发布和官员相关的信息，山西的老板非常嚣张，毫无避讳。”丁甲表示，除此之外，老板们还有自己独特的渠道获取信息，安插“卧底”、买通身边人等手段并不罕见。

“姑娘结婚、儿子留学、丈母娘换房、老婆买新车、情妇生儿子、朋友打官司……围绕老板们感兴趣的官员的隐秘信息，很快就会被获悉。”丁甲介绍，随之而来的就是老板们对症下药、斟酌药方。

“关键是要掌握好送钱的节奏，什么时候送、送多少、怎么送。”一位有多次行贿经历的煤老板表示，“一般的要先请吃饭、再送礼物，然后是真金白银；而有的甚至接触一次便直接可以判断，给50万能收，直接拿钱砸。”

行贿者的“账本”

“山西一李姓老板，喜欢送礼记账，给谁送多少都记下来。”一知情人透露，这位李姓老板与过去合作的股东闹翻，该股东即收买李姓老板的司机，将记录上百名官员受贿情况的账本偷出，送到了检察院，该老板现在处于取保候审状态。

在老板“围猎官员”的过程中，秘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很多时候，秘书是行贿人和官员之间的总联络人。

“山西一市委书记落马之后，其秘书也随之被抓。经调查，很多书记没有收受过的贿款，均被秘书中间窝藏了。而且经查，此秘书收的钱竟比书记还多。”有纪委工作人员表示。

保存行贿账本，一方面是被索贿者的一种“自保”，另一方面，也是一些行贿人对受贿对象不“信任”、旨在威胁其就范的行为。有观察人士撰文指出，“官商”间的“贿赂信任”度，似乎要比“官官”之间更差一些，并指出这一现象源于官场的更为封闭、保守。

据了解，我国目前已经建立行贿人档案制度，即由各级检察机关将行贿人情况收集归档，以供查询。但这一档案建立以来，已经收集的人数并未被公布，而根据相关查询办法，这种查询主要针对单位进行，个人想要查询则较为困难。此外，对于“收集标准”业界仍有争论。

（文/李慧敏据《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