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禾

如今，红包成为人情世故、礼尚往来的一部分。改变了人们购物方式的互联网，也在改变人们

发红包的方式。最近两年春节期间，手机抢红包成为了一项全民狂欢的游戏

“发红包”是春节的一个关键词。在此时，很多人会把红包等同于压岁钱。

事实上，起源于汉代的压岁钱，最初的重点并不在于钱，而在于压岁（祟）。大人发给小孩压岁钱，是希望小孩能够远离鬼祟的侵害。

现代社会，压岁钱的重点变成了钱，而压祟驱邪的本意已无人理会。红包成为人情世故、礼尚往来的一部分。

近两年，随着技术的进步，红包的寓意再次扩展，它成为了全民的游戏和狂欢。

发红包的源起

当前对红包起源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流传于民间的关于“祟”的故事。

传说，“祟”是一个身黑手白的小妖，每年除夕夜里出来，用手在熟睡的孩子头上摸三下，孩子就会吓哭并发烧呓语，醒来后变得痴傻。

人们害怕“祟”来害孩子，故除夕夜里彻夜不睡，即是“守祟”（守岁）。嘉兴府一户人家，无意间发现，用红纸包着八枚铜钱，除夕夜放在孩子枕边，可以吓跑“祟”，随即众人纷纷效仿，春节发红包逐渐成为习俗。

而能被历史考证的类“红包”，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的厌胜钱。

作为专为佩戴赏玩而制的避邪品，此类钱币上一般铸有“千秋万岁”、“天下太平”等吉祥语以及龙凤、双鱼、星斗等象征意义较好的图案。

至唐时，有“掷钱为戏”、“散与金钱”、“洗儿钱”等说法。宋元时期，逐渐形成与现代较为相像的“压岁钱”习俗。

及至明清，压岁钱多被彩绳串起。清朝人富察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记载：“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

到了民国，压岁钱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元给孩子，其寓意为“长命百岁”；给已经成年的晚辈压岁钱，红纸里包的是一枚大洋，象征着“财源茂盛”、“一本万利”。

红包的发放对象也不限于小儿。在中国古代，朝廷还会把年底发“荷包”，当作给官员的“年终补贴”。

而在各色官员里，翰林收“红包”的方式最为有趣。由于翰林院，一没事权，二没财权，官员们跑关系走路子，很少到这儿来送礼，常常被称作穷翰林。皇帝也就给了他们一个收“红包”的机会，譬如宋朝，朝廷册封某个大官，一般让翰林起草任命书，起草完了，皇帝会命令被册封的那个大官在逢年过节给起草任命书的翰林送谢礼。这谢礼或者几千贯铜钱，或者几百匹丝绸，或者几十匹好马，相当优厚。

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圈

发红包的传统久远，不但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习俗，香港、台湾

地区，甚至日本、东南亚都有类似的习俗。隋朝时候，日本遣隋使在完成使命回国时，朝

廷官员设宴送别并赠送礼物，在包装上用红白染色的细蔴绳捆扎在一起象征友好平安。

此后，这一礼仪文化流入日本，当时用细蔗绳打的结就慢慢地演变成今天日本著名的“水引”结绳文化。如今在日本，家长会派“ぉ年玉”给小孩。

19世纪初，很多中国人移居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谋生，称为“跑南洋”。中国的红包文化也随之传到了东南亚。

由于马来西亚地处热带，树木葱笼，绿色是马来人生活的主色调，所以马来人把红包变成了“青包”。

在台湾地区，红包还有政治含义。政治人物每年春节自己写春联、发送小额红包，都是很流行的亲民方式，马英九当政的几年，每年都会推出设计精美的红包，印刷量高达几十万份。

如今，中国的红包文化更是走出了东亚，为西方人所知。

知名脱口秀表演者黄西就曾表示：“美国人了解中国习俗的也越来越多。有一次一个老美在我演出后给了我一红包。”

事实的确如此，为了迎合中国人这种喜欢红包彩头的文化，从2002年开始，美国财政部就发行了生肖吉利美元红包，而如今已经是第13年。这些美元红包每个上面都印有吉祥祝福，里面则是一张序列号以8888打头的一美元面值钞票，且限量发售88888个。

而在BBC广播电台的一个英文教学节目里，主持人还特意介绍了中国的一种送集体红包的行为，并称其为Whip-round，他的解释是“把钱集中起来，以集体的名义为某人买件像样的礼物”，中国人的说法是“凑份子”。

近二三十年的红包文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表达祝福、吉祥寓意的红包，曾被禁止。80年代之后，大陆地区的红包文化卷土重来，南北方发红包的不同也开始显现出来。

在广东，是有派发“利是”的传统习俗，一般是已婚人士发给未婚人士、长辈发给晚辈、上司发给下属。

由于派发“利是”者重在祝福和心意，收“利是”者也重在讨个吉利，因此广东人派发“利是”的金额不大，一般都是10元、20元、50元而已，而且派发的对象也比较广泛。

而北方的红包明显就要“厚实”不少。在上世纪90年代，北方城市家庭的红包已是百元起步，近些年则是水涨船高，500元、1000元的红包已不鲜见。

根据媒体的调查报道，压岁钱、红包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春节最大的支出项目，甚至有人发红包发出了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与广东不同，北方的红包往往赠予关系较为亲近的亲属和朋友。

红包为什么会越发越厚？

中山大学的叶春生教授就表示：“红包是中国人的一种交往方式，具有表达祝福的含义。实际上，这种交往方式的意义并不能低估，有时红包的来往会是个人身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一个确认，有时红包的多寡还是衡量彼此关系深浅程度的一个尺度。再次，对于一些人来说，它还是体现个人身份的一个标志。”

发红包的压力大，收红包的也开心不到哪里去。收到红包，最开心的应该是孩子，然而大人会通过连哄带骗，又将压岁钱从孩子手中拿过来。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儿时体验，包得越大的红包越没有意义，因为最终必须上交给父母。

大人其实也很无奈，因为自己的小孩收到多少红包，自己也得如数包还给对方的孩子。

说到底，收发红包都是大人之间的事。因此压岁钱和其他份子钱本质上没有多少差别，是中国人情社会的一部分。它们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显示人与人之间的客气与亲密。

互联网公司的红包大战

改变了人们购物方式的互联网，也在改变人们发红包的方式。最近两年春节期间，手机抢红包成为了一项全民狂欢的游戏。手机红包诞生于2014年春节。

当时，微信支付率先推出抢红包功能，随后，支付宝也加入了红包大战。上亿人参与到这场狂欢中，技术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人的过年方式。

在这场狂欢中，哪里人玩儿得最high呢？2015年，微信公布的春节红包大数据显示：广东、浙江、北京、江苏、上海、福建、辽宁、山东、陕西、四川，是发放红包数量最多的十个省份。

而2015年支付宝全民账单数据显示，2015年，发红包最豪爽的用户来自福建漳州和浙江杭州，去年分别人均发了1477元和1433元红包，紧随其后的是福建莆田、浙江温州和山东潍坊。从人均金额上看，三四线城市发红包普遍比大城市阔绰。

有评论认为，抢红包正在毁掉春节。

事实上，由互联网公司发起的红包大战能够得到热烈追捧，正是因为它代表了国民情趣。相比于味同嚼蜡般的拜年短信，有了抢红包的春节是不是更热闹、更喜庆一些？（资料来源：凤凰新闻、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