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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校《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相应方剂考证*

2016-03-27楠,曾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6年10期
关键词:宋人主治千金

李 楠,曾 凤

(1.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00;2.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宋校《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相应方剂考证*

李 楠1,曾 凤2

(1.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00;2.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有大量重复内容,经比对发现两书相同方剂药味组成基本一致,但在主治病证、炮制表述方式、方中药物剂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且无任何文字标注。通过分析两书版本源流与文字内容,结合唐宋之际时代背景,推测孙思邈在编写《千金翼方》时对方剂主治病症与疾病分类等认识与早年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宋人统一修改《千金要方》中药炮制表述方式,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宋之际中医药学术发展与药业兴起的状况;两书药量的较大差异目前难以得出明确结论,值得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宋校;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方剂

孙思邈《千金翼方序》有言:“撰方一部,号曰《千金》,可以济物摄生,可以穷微尽性。犹恐岱山临目,必昧秋毫之端;雷霆在耳,或遗玉石之响。所以更撰《翼方》三十卷,共成一家之学。”可见孙思邈以为《千金要方》(以下简称《要方》)尚有未备,故撰《千金翼方》(以下简称《翼方》)予以补充。宋人校定两书后亦云:“《千金翼方》三十卷,辨论方法,见于《千金》者十之五六”,说明两书不仅互为表里、互为辅翼,而且超过一半的内容相合重复。

笔者以方剂为重点对两书相重部分进行了逐字比对,发现其药味的组成基本一致;偶有不同的情况,宋人以小字出注说明。如“朴消荡胞汤”,《要方》较《翼方》多出桔梗、甘草两味,并以小字注“《千金翼》不用桔梗、甘草”,表明宋人校书时确以《要方》《翼方》相互参照,且对方中药味的差异出注说明。但两书在相应方剂的主治、炮制表述方式、方中药物剂量等方面存在差异,而宋人却无任何注文,现分别叙述如下。

1 相同方剂,主治病症不同

表1显示,较之《要方》妇人卷,《翼方》新增“妇人面药”39首,“熏衣浥衣香”6首,“令身香”13首,其他两书相重的方剂约占8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方剂的主治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部分是叙述文字不同,如上述“朴消荡胞汤”,《要方》“治妇人立身已来全不产,及断续久不产三十年者”;《翼方》作“主妇人断绪二三十年,及生来无子;并数数失子,服此皆有子长命”,二者所治病症基本相同。此外,两书有些方剂的主治差异较为明显。

表1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方剂主治病症比较

从版本角度考虑,据钱超尘[1]考证,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翼方》是据日本文政本木板影印,文政本则为元大德本的覆刻本,元大德本又系宋版最佳翻刻板,因而《翼方》虽几经翻印,至少在方剂的主治病证等关键性内容上应无重大调整。上述这种主治病症与方剂隶属章节的重大差异,应该不是宋代以后翻刻者所为。林亿等校订《千金翼方》的时间虽稍晚于《千金要方》,但基本是在同一时期由同一批医家完成的,因而在编排体例与文字内容上的差异亦不大可能是校订者有意为之。从原著的成书时间看,《要方》约成于唐永徽三年(652年),而《翼方》系孙思邈晚年所著,约成于永淳二年(682年),两者间隔30年。由此推测,这种文本差异可能系其个人学术思想变化的体现。

从表1分析,《翼方》所载牡蒙丸的主治病症中将“主男子疝瘕”冠于诸症之前,意在提示本方为“疝瘕”类疾病所设,其应用范围并不局限于妇科领域内,体现出对方剂临床应用范围认识的深入;而牡蒙丸原出《恶露》篇、乌头丸原出《杂治》篇,《翼方》统一调整至《妇人积聚》篇,反映出作者对方剂主治病症与疾病分类的新认识。“恶露”作为临床症状可以因妇科癥瘕引起,也可由其他原因造成,牡蒙丸专为消癥所设,故自应归入《妇人积聚》篇;乌头丸亦为消癥所立,《要方·杂治》所举“妇人劳气、食气,胃满吐逆,其病头重结痛,小便赤黄,大下气”等妇科杂病内容与癓瘕无密切关联,故于《翼方》中删去。这种调整除与孙思邈个人学术思想的变化有关之外,可能也受到当时中医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

2 相同方剂,炮制表述方式不同

宋人《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云:“凡古经方用药,所有熬炼节度,皆脚注之。今方则不然,撮合诸家之法而为合和一篇,更不于方下各注”,因此宋校《要方》方剂均无制药各法。与之不同,宋校《翼方》未专出制药凡例,而是在每个方剂中均保留了制法,如“七子散”中杜仲去皮、炙;鹿茸炙;附子炮去皮;天雄炮去皮。再如“朴消荡胞汤”中的桃仁去皮尖两仁者、熬,蝱虫去翅足、熬,水蛭熬等。

宋校《要方》《翼方》炮制表述方式的不同,当是由宋人校书方法差异所造成的。从上述凡例中可知,宋人依照北宋时期通行的做法,取消了《要方》原书中药炮制的脚注,单列《合和》篇集中加以叙述;而在校订《翼方》时,则保留了唐代以脚注表述中药炮制方法的形式。从校书时间和内容来看,宋校《要方》始于仁宗嘉佑二年(1057)八月,终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正月二十五,历时七年有余,明确标注引录他书、他人文献41种,新增《总例》于开篇,并对书中内容作了较大规模的调整改动[2]。;《翼方》于英宗治平三年正月二十五始校,年内校讫,不足一年,明确标出引录书籍14种。两相比较,明显可见宋人于《要方》用时长、着力多,所作修订改动更多;于《翼方》用时短、着力少,也使之更多保存了原著原貌。

关于炮制表述方式的问题,国医大师金世元教授认为,这一细微调整是中药炮制史上的大事,反映出医家思想上对“中药炮制”重视程度的提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唐代中药炮制工艺已经十分成熟,炮制方法与药物本身成为一个整体[3]。据考证,唐代已有明确的药市记载,这标志着中药材开始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流通[4],医药从业人员开始逐渐分化,医家可以不必亲自采集、炮制药物。因此,唐代以前方书需要以脚注形式写明药物炮制方法,随着中药炮制学的成熟与药材市场的兴旺,中药炮制品作为一种商品成为固定名词,如炙甘草、炮附子,这些词汇本身就对其炮制工艺做出了规定。宋校《要方》《翼方》炮制表述方式的不同,正说明方书中药炮制表述形式的变化应该发生在唐宋之际,其原因一方面与炮制学本身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药市的进一步兴盛,特别是北宋官办药局的产生有一定关系。

3 相同方剂,药物剂量不同

《要方》《翼方》药物剂量的差异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为药物计量单位不同引起的差异,二为计量单位相同而药量不一致。

表2显示,关于《要方》的药物计量单位笔者曾有专文考证,该书采用唐代通行的药用衡制唐小秤[5],唐小秤基本沿用了“百黍为铢制”汉代衡制,100黍为1铢,24铢为1小两,6铢为1分,4分为1小两,16小两为1小斤。检《翼方》全书的衡制亦包括铢、分、两,然而逐方比对两书相应的方剂存在诸多计量单位不同的现象。

表2 七子散各组成药物剂量比较

表3显示,“七子散”24味药,《要方》均用“铢”计量,《翼方》或用“两”或用“分”计量。按照6铢为1分、24铢为1两的进位关系,将“分”和“两”折合为“铢”。如此计算,则《翼方》五味子等11味药用量为2两,折合为48铢,其余各药剂量亦有重大变化,在两书方剂制法与服法近似的情况下,其质量相差甚远。同时《要方》《翼方》相应方剂也存在很多计量单位一致而药量不同的情况,如干漆汤。

表3 干漆汤药物剂量比较表

两书“干漆汤”12味药中,有6味质量不同。在医学史上,因不同时代度量单位不同而产生的方剂药物剂量的变化比较多见,如明·李时珍就认为“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历代医家在校勘医书时也存在为便于读者学习,将药物剂量换算为当时度量单位的情况。但这种换算往往是在原方比例基础上进行的,即方剂整体的药量放大或缩小,其内部各药物之间的比例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经方体系中,在相同药物组成下,改变药物剂量与比例关系,往往会改变药物的治疗范围甚至成为不同方剂,如厚朴三物汤与小承气汤。

从以上《要方》《翼方》药量对比中,很难发现其变化规律,特别是采用不同计量单位时,其药量变化甚至达到10倍以上,且方中各药物的比例关系也有所调整。笔者猜测,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可能与多次再版、存在讹误有关;另一方面,《要方》《翼方》均为采撷各家而成,孙思邈晚年创作《翼方》时可能获得了新的文献资料,使得《要方》《翼方》中部分方剂产生不同的文献来源。目前对于两书药物剂量的差异问题仅停留在猜测。药物剂量历来为方剂之核心,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应积极开展更深层次的探索与研究。

4 结语

世传本《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均经过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定。宋人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自述参考《素问》《脉经》《千金翼方》等20余书,用以“互相质正,反复稽参。然后遗文疑义,焕然悉明”,这表明宋人清楚意识到方药关乎性命,当言必有据,应该说他们校订古医籍的态度是严谨的。然而笔者近年来研究发现,宋人在校正医书时,对于原书进行了较大的改动而未作任何说明的情况存在[8]。学者黄龙祥认为,宋人校改某一本医书时,往往会对其他相关医书的相关文字进行相应改动,无意中消除了校改的痕迹[7]。

通过对宋校《要方》《翼方》相同方剂文本差异的比较,一是发现孙思邈在编写《翼方》时对方剂主治病症与疾病分类等方面的认识,较他在编写《要方》时发生了一些变化;二是宋人统一修改《要方》中药炮制方法脚注的信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宋之际中医药学术发展与药业兴起的状况,尤其是他们对《翼方》脚注的保留,为我们确定这一变化的年代提供了判断依据。至于两书药量的重大差异问题,目前尚难以给出明确的结论。方剂药量的变化,不仅是文献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关乎临床用药的疗效与安全,因而值得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 钱超尘.《千金翼方》版本简考[J].中医药文化,2012,29(3):37⁃40.

[2] 曾凤.初论宋人整理《千金要方》的基本原则[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51(2):91⁃93.

[3] 李楠,万芳,侯如艳,等.金世元中药炮制技术与思想研究[M].刘长华.医道贯珠.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4:170⁃173.

[4] 侯酉娟,万芳.唐代药市考察[J].时珍国医国药,2010,21(12):3373⁃3374.

[5] 曾凤.《千金要方》药秤新考证[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8,14(4):260⁃261.

[6] 曾凤.试论宋校本《千金要方》的主要特点[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56(2):83⁃85.

[7] 黄龙祥.试论宋代校正医书局私改医书之弊[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3(4):43.

R289.3

:A

:1006⁃3250(2016)10⁃1297⁃03

2016⁃04⁃08

北京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

李 楠(1980⁃),男,北京人,医师,医学博士,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研究。

:曾 凤,女,教授,从事中医文献与医古文研究,E⁃mail:246597077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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