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恺之

苏秉琦，从1934年工作，到1997年离世，六十多年只做了考古一件事。他用一生践行了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大众化，圆了一个“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考古梦。

北上求学：

他的第一次抉择

父亲在保定读书的情况，他几乎没有说过。反而是1950年间，大伯父当上了高阳县的政协委员，高兴地来北京探望和观光时，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后，顺口说：“你爸自幼爱念书，很小就能背诵《三字经》，从上小学起要徒步走到县城里，来回各走五里地也乐意。你爷爷虽然是教书的，却并不想让孩子们总是一味读书，怕读成了书呆子。但你爸爸有灵气，老师一说就领会了，还喜欢在大人们说话时坐在一旁静静地听。你爷爷对他这个乖巧儿子特放心。”

1928年，父亲高中毕业后单身北上求学，遵循祖父生前的遗愿，带着他的母亲和哥哥们的重托与期望：振兴家业，实业救国。

来到北平后不久，他报名参加了位于西城区北沟沿路（现名赵登禹路）西侧的北平工业学院的入学考试。其间看到该学院的设备陈旧，校园里空气沉闷，比不上师范大学等学校，担心在此学不到多少技能。在与同乡和新认识友人的接触中，他深深感到国家的形势严峻，青年的责任重大，“国不保家也难保”，于是在接到工业学院录取通知书后，没去报到，决心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唤醒民众——教育救国，兴史救国。他也隐约想过将来当个历史老师，站在讲台上向青少年讲述中华民族辉煌的古代史及屈辱的近代史。于是他报考了爱国气氛浓烈、学术思想活跃的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文预科（那时各地的中学水平不一，所以要先读两年的预科）。半个月后，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了。

这是父亲人生中的第一次抉择，他时年19岁。

父亲在北平入校之前的几个月里，居住在老乡介绍的位于西四牌楼颁赏胡同一个小院里的一个单人小房间。吃饭是个问题，他常常是到街头的小摊上或胡同里挑担子旁吃小吃，这养成了他很喜欢北平小吃的习惯——面茶、馄饨、豆腐泡丸子汤、豆腐脑、烧饼、硬面饽饽、豆汁就窝窝头、菠菜豆腐汤就窝窝头等，他此生的饮食没有偏好也不忌口。工作后，他认识了同事兼老乡王振铎，两个人口味相投，常一道去东单牌楼西北角的小吃摊点，吃卤煮火烧、涮羊肉等。在我上高中时，母亲曾把父亲保留下来的一张1934年支出账单给我看，从中可以看出当年父亲自己的生活比较节俭，曾给母亲生活费近百元大洋。

父亲对大学的学习生活很是满意，曾多次说，这六年太重要了，使他懂得做人，是他成长的定型期。那时的北平师范大学距离琉璃厂很近，他常去书店看书，也买了些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另外，学校就在厂甸地区，他也赶上过几次春节庙会，1947年春节时还带全家去了一趟，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他的大学生活及其环境。

他在大学期间，还频繁出入位于北海前门西边的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说那里环境优雅，有传送书籍的自动传送带，还有自动饮水机等设备，属于国际水准，还藏有很多线装书，慢慢阅读品味它，“真是难得的享受”。在寒暑假里，他没有把时间全放在老家，而是安排了一些时日专门来这里。为此还购买了一辆较时髦的英国凤头自行车。一去就是一天，中午就到大门西面的西什库大街的小吃摊点草草吃一点，有时是面茶就着硬面饽饽，或糖酥芝麻酱火烧，或戗面馒头，有时则是窝窝头和豆汁、咸菜。每每回忆起这些，他总是说：“挺好吃的呢！”

关于他的大学生活，我得到三个“旁证”。第一个是20世纪50年代在颐和园，他意外遇到同专业但高一届的同学黄现璠。黄1974年1月25日的来信说，“你还像三十年前大学时期那样慷慨激昂、侃侃而谈吗？回想当年同系相处，切磋琢磨情景，言犹在耳，也宛如隔世”。第二个是20世纪70年代，我有个同事是地质学家张文佑教授的儿子，我去过他们家几次，闲谈里得知，张先生的妻子刘蕴真，也是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比我父亲低一年，相互熟悉。她说：“你爸爸个头高，走路轻盈，说话有口音但清晰稳重，对同学会的进步活动很热衷，大家说他像《家》《春》《秋》里的老大，经常流露出爱国之情，我们那时就相信他肯定是个国家栋梁。”还有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初，家里来了位南方客人，曾是父亲的老同学，热情的叙谈中我能听出，当年两个人都有着爱国的远大抱负。

南下昆明：

他的第二次抉择

“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占领了位于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的北平研究院办公地点，将未能及时转移藏好的考古原始资料、文件等大量掠夺，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很是痛心。父亲作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徐旭生的行政助手，在和后方取得联系后，和化学所所长刘为涛、物理所钱临照三个人一起，将北平研究所事前藏在中法大学的资料、贵重仪器等，还有他藏在中德学会的一些原始资料，一并委托东交民巷的英商太平洋公司，由天津搭乘英轮，取道香港和越南海防，终于在1939年夏天运到了昆明。新中国成立后徐老伯和我聊天时说，你爸的工作责任心很强，完全来自他的自觉。“七七事变”后史学研究所留有七八个人，但考古组就剩了他一个（徐老伯先于他去了昆明），他照例上班。有时为了躲开日军在中南海里的骚扰，就到北平图书馆去查阅资料。

1938年，先期到达昆明的徐旭生来电报通知，说父亲现在可以并且要尽快动身转移去昆明。考虑到交通极度困难和时局动荡，也为了避免离开北平时日军的阻拦，只能和徐老伯一样，暂不带家眷同去。研究院设法给他购买了机票，从上海绕道香港，再到越南或缅甸。

奶奶实在没这个思想准备，曾一再劝说父亲：咱们好不容易安好了这个家，你却要离开妻儿，丢弃我，这是何苦呢。能否就在北平另外找个工作，例如当个老师算了，不必长途跋涉去昆明了。“世态万变难预料，咱们活在一起吧”，我的身体也不好，你的儿子刚一岁还没断奶，“家有母亲儿不远离”啊，再加上日本宪兵无缘无故地常来家中搜查，日益紧张，家里没有个男人应承实在是太困难了。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奶奶的要求，沉默了几天，最终还是以“我离不开我刚刚开了个头的事情，那些资料需要我去整理”为理由恳求并带有些勉强地说服了奶奶，并承诺不久会回来的。然后，毅然决然启程，和刘为涛、钱临照历经一个多月时间到达了昆明，和徐旭生会合了。临行前父亲还特意给奶奶买了一架留声机和京戏、京韵大鼓的唱片。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抉择，时年29岁。也是成家后第一次离开了小家。

父亲动身去昆明时，嘱咐我奶奶带着我们母子迁移到别处居住。

1941年初，奶奶把厂桥的房子卖了，再买下西城区石碑胡同（现更名育德胡同）西头21号的小宅院，全家向西迁移了一公里多。这里居民密集，心里踏实些。这时，奶奶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自此，我们的生活费用全部依靠父亲的工资。父亲晚年曾提起：那时顾颉刚的月工资是大洋400元；徐旭生自己给自己定的月工资是大洋200元，有领导劝他再向上调一点儿，徐老伯没有同意；而父亲的工资是大洋56元，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加过工资。那时是确实不够花销的。20世纪50年代，王天木伯伯告诉过我：“你爸爸在北平，工资仅有56元，而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的工资是高等学校教师的两倍，是北平研究院的两三倍呢。”

石碑胡同的新居是两进式的四合院，外部环境相对僻静些。接着奶奶又让她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两家人也从老家迁来北平。我大姑家住在西单牌楼，我二姑一家则和我奶奶住在一起，院子里总算有了男人当家对外。我的两个姑父都是在高阳和保定与天津之间买卖布匹，转而住到北平仍能继续做这些生意。我的二伯父还开办了一个小衬衣厂和一个皮革厂，各有十几名工人，都是从老家招募来的。

1941年夏末，研究所来了通知，说现在交通情况稍好些，可以设法把我们家属从沦陷区转移到大后方去。父母通了几个电报，商量奶奶的安排问题。最后的决定是：奶奶已经近70岁了，还是说服她，让她在北平和两个姑姑一起生活，等待我们“不会太久”返回吧。

母亲把舅舅请来北平，由他陪同我们坐火车经天津去上海。按照奶奶的建议，多买些硬面饽饽，多煮些茶叶蛋，这两样能经住饿，“出门就不想家了”。

离开上海的前几天，母亲还执意请舅舅陪同去看了曹禺的话剧《原野》。年幼的我只是记得话剧开场时的一个片段：在铁路线旁边，一个傻子模仿着火车的开动来回跑着，并向旁边取笑他的人说：“鼻涕的味道是咸的。”

长大后我还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母亲曾几次说起来。我问，怎么在那个时候还有兴致看场话剧？母亲说，她以前只是在学校看过小的话剧（被称为“活报剧”），在北平等待去昆明的几年里，几次看到了报纸上的话剧广告，真想去看一场。那时看场话剧是很时髦的，剧目多是有进步思想的，涉及摆脱旧势力、摆脱封建家庭的，例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可是若想大老晚的，带着你出去看什么新戏，会让你奶奶觉得很张扬。如果同几个同学去也很费力，那时没有电话联系啊。所以，到了上海，这里是话剧的发源地，当然机会难得。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第二次进入剧场，已是五年后重返北平之后的事了。

我有一次和父亲说起，我感觉曹禺写的《原野》不似其他几个剧本受欢迎，甚至被说成是曹禺的败笔。父亲说，这剧情在当时却引起青年一代尤其是女性的共鸣，妇女强烈要求摆脱家庭的约束，争平等求自由。又说，对于一个作品的功过，再过半个或一个世纪的后人来评说，也不为迟呢。

1941年，母亲带我去了昆明以后，奶奶把一间小房子锁了起来，里面妥善保管着我们小家庭的全部物件。她坚信并盼望着，我们一定能够早日归来。

回北平：他的第三次抉择

抗战结束后，人们开始筹划自己未来的工作和安排。事后母亲告诉我，有三五位朋友好心地劝说父亲：我们都已过而立之年了，虽然已经胜利了，但满目疮痍的国家恢复尚待时日，不如趁这个时机先去国外几年再回来，这样的运筹最为合理，而且“你的业务酝酿这么多年了，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留洋了，你需要看看、学学外国的现代考古经验和理论，对己对国都至关重要”。

父亲却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的种子已经发芽，已经有和人家交流谈话的实在的重要东西了，有很好的切入点，我也支持你们出去。可我舍不得呀！——倒不是舍不得我的家，而是我放心不下北平那里的资料。我在北平还有该我做的事情，我的种子在那里。我想尽快回去让种子发芽。一个学中国考古的中国人要拿出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成果，才好和外人对话，我再过十年出去不为迟吧。

徐老伯也很支持父亲的决定，说：你我一起回北平做我们该做的几件大事情吧。

此后，那几位朋友都相继出国了。俞德浚于1947年赴英国皇家植物园进修，他在此期间曾从爱丁堡给我父亲多次寄来人类学、全球经济学方面的期刊，可以看出他对祖国前途的挂念和对我父亲学术的关心。俞伯伯1949年回到昆明，1952年调到北京出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还有一位比父亲小几岁的植物学家王伯伯，他曾送给我一个“大花脸”的玩具让我记住了他，也前往美国了，去学习“树皮综合开发利用”，1952年回到北京，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鼓励。

1945年10月底，父亲突然接到研究院的通知，几天后就和钱临照先生不带家眷赶紧奔赴北平，而且乘坐的是部队的一架侦察小飞机，先去重庆，研究院好不容易给他们联系到的座位。回北平的目的是要尽快地把研究院被日伪侵占的资料、图书、仪器等收回，尤其是务必把房子收回——在中南海里的房子（怀仁堂西四所，系北平研究院的办公地）、东皇城根42号（物理所、化学所、镭学所的旧址）、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大门西侧的部分房屋（植物所、动物所的旧址），将办公家具等固定资产收回，并在副院长李书华的领导下购置职工宿舍，为研究院的全面回迁做行政准备。

他听了这个安排后，当场就满口答应了，然后才回家告诉了母亲。后来听母亲说，她也当场同意了父亲的决定，尽管当时我的小妹才一个多月大。

父亲和钱伯伯的这两次共事，还有在昆明期间的多年接触，使两家人建立了深厚友谊。五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去世时，钱伯伯在唁电里特别提到了他俩这段的经历和友谊，让我深深感动，他写道：“哀思之际，与先生共处之往事历历又现。抗战期间，余同苏先生共赴国难，坚守滇南八年之久，艰难之际，余与先生同居一方，彼此相互抚慰，幸能苦中有甘。有待抗战胜利，又是先生与我一同领命，先期返赴北平，安排研究院归返”。

时间紧迫。父亲急于整理他办公室里的资料，捆扎装箱。母亲给他收拾了衣物，连夜用烧炭炉子和铁熨斗给他熨平西服和白衬衣。

一天早上我醒来时，父亲不见了，我很伤心地哭了，问：“为什么不带我们走？”母亲哄我说，父亲坐的是军队的小侦察飞机，孩子不能乘坐的。母亲还告诉我，父亲在我们四个孩子都熟睡时，摸了摸刚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小妹妹的圆脸蛋，毅然地提起箱子转身就走了。“你爸的心里也舍不得咱们，”母亲又哄我说，“过不了一个月等有了大飞机之后，咱们就能去找你爸爸了。”但此时，我记得，母亲落泪了。

后来我得知俞伯母曾和我母亲讲：以前大家动员他出国他不去，我以为他是舍不得这个家和刚出生的老四，现在看出来了，他心里装着那批资料呢。

这是他第二次暂别妻子儿女，也违背了他1942年对母亲的郑重承诺：“今后再也不会分开了。”

经过这动荡的几年，他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三次抉择，时年36岁。父亲回到离别整八年的北平后不久，给我和俞伯伯的大女儿，分别邮寄来了成捆的儿童读物，邮包走了两个月。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么洁白的纸张，印刷得那么好看的彩色书本，高兴地把它抱在怀里入睡。我还常常问母亲，怎么还没有和父亲团聚的消息。

留在大陆：

他的第四次抉择

1948年深秋，解放军临近西山一带了，城里充斥着紧张气息。宿舍的大院子被国民党部队占用，堆满了炮弹火药等。

一个傍晚，宿舍大门口突然说有父亲的电报，是南京的一个同行老友发来的，内容是建议他考虑尽快行动，携全家来南京，然后再迁往台湾，到了南京后的手续他将从中斡旋，没有问题。父亲看完了这封电报随即就递给了母亲，示意母亲丢进她点燃煤球炉子用的纸篓里，并用带有些深沉的口气轻声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的事情（工作）离不开这块土地……况且资料、徐老都在这里……”母亲端详了许久，才肯把它丢掉，烧了。

我当时不知怎么回事，只知道有个大事情与父亲擦肩而过。后来母亲才告诉我事情的原委。自1948年秋开始，北平的局势已定，南京那边加大力度“抢救”——从北平拉人去台湾。父亲这个时期和王振铎先生也有信件提及这方面的事情，王伯伯也说，还是“故土难离”。这是他的第四次抉择，时年39岁。

20世纪50年代中期，将要迁往合肥任科技大学校长的钱临照先生来我家道别时，对父亲说：到台湾那边做工作没有前途，你和徐老决意留在大陆是对的。

知道这个事情的人很少，但它令我深深记忆。我不知为何远方的南京，竟会有人惦记他，我想“总不是好事吧”。直到1984年左右，父亲才和家人说起，也使我进一步得知，父亲和南京同行们早有丝丝不断的情感联系。比如，我家里的那二十多张安阳考古现场发掘老照片，以及关于洛阳铲的照片和顶头写有“南京博物院”的资料卡片等，都是父亲工作后不久，南京那儿的什么人给他寄来作参考的。还有在他刚刚参加了斗鸡台考古工作不久，南京那边的李济、傅斯年就已经关注他了，虽未曾谋面却已有信件往来。李济和傅斯年手下的王振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了南京后曾极力主张把我父亲“挖”过去，但傅斯年觉得北平那边历史研究的力量强而考古方面力量弱，挖他过去于心不忍，也对不住好友徐旭生。那时，徐先生和南京几位有着很诚挚的学术情谊，尽管他们的专长与风格特色不同，即现代人写历史时称谓的“南派”和“北派”，但父亲曾说，双方关系一直很好。

这也让我回忆起，父亲和王振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聊天时（大约是李济先生1979年去世后不久），曾援引了南宋杨万里的诗，父亲有些得意地说自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飞上头”。

1948年年底，当围城的解放军已经打到海淀镇直至白石桥时，不知父亲从哪里弄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和一本《论联合政府》，放在了床头。

1949年春季的一天，天色已黑，父亲却还没回来，母亲焦急，让我到门卫处用公用电话问问怎么回事，我打了好几次，都是回答“接不通”（那时是人工接线）。母亲很心急，就直奔徐老伯家，谁知他家也一样。两家都很纳闷。直等到天黑了许久，他俩笑呵呵地饿着肚子回来了。原来那天下午父亲单位的院子里突然来了许多手持步枪的解放军，把各个房门口都站上了岗，不许屋里人走动，也不能打电话。解释说，怀仁堂里要开个重要会议。等到允许他们出门时估计会议已结束了。两人乘车回家的路上，徐老伯估计，他们的办公室大概该迁走了。

果然不久后，研究所奉命搬出中南海，父亲的办公室临时迁到北京动物园大门口西侧的一个小院子里（陆莫克堂对面）。后来，新成立的植物研究所将陆莫克堂作为暂时工作地，父亲又和俞伯伯常见面了，我们两家的孩子又常一起在动物园玩耍了。

1949年前后，老家有时来人有时来信，谈过一些家乡的变化等情况，老家里的人“出身不好”（父亲这边是资本家，母亲那边是富农），厂子归公了，处境困难，对于一些事情有不解之处，也有些抵触情绪。但父亲还是尽量劝说他们想得开些，总能过得去，“国家好了，百姓都会好起来的”。老家的人带些责怪的口气说：“就是四叔心宽，装得下这么大的事情。”

1949年初，当歌剧《白毛女》在西单牌楼的长安戏院公演时，父亲带着全家去看。出来后又沿西长安街漫步，从六部口走到了西单石碑胡同，才掉头回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正好是不惑之年。

1950年，有一天他进家门后急忙对我母亲说：真没想到啊，翦伯赞兄是位共产党员啊，早在1937年他就在南京秘密加入党组织了。母亲也很吃惊，说咱们一点也没感觉到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啊。父亲虽然和他没有深交，但还算是很熟悉的同行，尤其是1949年前后的几年里来往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