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前芝

红军成立之初，作战以游击战为主，对于部队之间的无线电通信需求并不十分迫切。1930年后，运动战成为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需要各部队间的协调配合，产生了无线电通信需求。1930年7月，彭德怀部队占领长沙后与黄攻略部队仅隔一条铁路，却不能通信，这些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开始认识到无线电通信已经是行军打仗不可缺少的利器。与此同时，红军往往地处偏僻深山，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信息，掌握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动态，也需要靠电台。尽管要求迫切，但直到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才获得了一部来之不易的电台。

一部半电台

1930年10月，蒋介石先后调集11个师、3个旅加3个航空队共10万人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12月底歼灭了孤军冒进的国民党第18师，包括师长张辉瓒在内的9000余人被歼或被俘虏。正是在这一仗中，缴获了18师的电台。由于当时红军战士大多不认识电台为何物，所以把发报机、蓄电池等全部打坏了，只剩下一架收报机送到红军总部。在这次战斗中，跟随18师一起行动的原隶属于国民党交通兵团无线电第1大队第5分队的王诤、刘寅等十余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也被俘。

红军总部获悉电台被部分损毁后，非常恼火，电令全军：“各部队于沿途所遇之交通工具（如铁道……电线、无线电台等），非有高级长官命令不得擅自破坏，违者严究。”这次缴获的电台只有15瓦的功率，是个小电台，尽管只能接收不能发报，但经修复使用后在对敌侦察上还是发挥了不小作用。据王诤回忆，当时国民党部队每到一处，电台开始联络时，都先打个“QRC？”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位置。同时，由于当时参与围剿的部队比较杂乱，统一密语行不通，故而他们之间联络都用明语，这就等于不断地向红军报告了部队的行动和部署。

1931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在红军总部驻地江西小布镇一个祠堂里，接见了王诤、刘寅等人，动员和欢迎他们加入红军。毛泽东对他们说，无线电技术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德也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王诤等人随后自愿参加了红军。红军对这些技术人员视若珍宝，毛泽东指示有关负责人在生活上给予他们特殊待遇——每人每月发30-50块大洋，还发香烟，这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朱德等在内的红军官兵当时的生活水准。朱德每次来电台，都要带几包麻雀牌香烟送给电台吸烟的人。副官处处长杨立三看到他们睡在稻草上，立即把一床红色毛毯送了过来，还给每人做了一套新棉衣。红军对技术人员的重视，从另一件事情上也可见一斑。一个被俘虏的报务员在值班时偷偷与国民党电台通了报，被发现后按说可以逮捕甚至枪毙，但领导层对此很慎重，采取了以教育为主的方式，仍旧把他留下来并调到无线电训练班做教员，从而极大地稳定了其他工作人员的心理。

1月6日，红军开始对这半部电台进行试机工作。王诤检修机器，刘寅架设了天线。不久，经过调试的这半部电台收到了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在场人员无不为之欢欣雀跃。有了第一部电台，第二部电台接踵而来，在几天后围歼国民党另一支部队谭道源师时，红军又缴获了一部无线电台。这一次，电台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连同6名无线电技术人员一并被送到了红军总部。至此，红军拥有了一部半电台和一些技术力量。

1月中旬，经毛泽东、朱德批准，红一方面军以之前俘获的电台为基础，在王诤等人的帮助下，举办了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从各军选调了十几名有一定文化基础、身体健康的优秀青年进行培训。总前委特务支队副政委冯文彬任政委，王诤任训练班队长。当时没有电键供学员发报，他们就请当地铁匠打了几把土造电键，但还是不够用，于是大家只好用自己左手的大拇指当电键来练习。抄报纸是两面都写满后用橡皮擦干净了再用，直到纸张已经破得没法再用。铅笔要用到手指头捏不住了才丢掉。没有汽油充电，其他部门的人就把办公用的煤油节省下来。电池用光了，大家就去收集手电筒里的电池。

第一次无线电通信

红军电台成立后，一直跟随红军总部一起行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经常到电台来听新闻。当时的电台比较笨重，仅一个收报机和发报机就有40多斤重，蓄电池60斤，充电机也有90斤，加上其他机器零件和汽油瓶，所有这些都靠肩扛手抬。

不久，上海党中央培养的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一批报务员来到江西苏区，苏区无线电技术力量进一步壮大。由于只有一部半电台，还不能建立相互通信，于是红军就采取单向通讯，伍云甫、王诤等带着一部完整机器随毛泽东、朱德在前方；其他人由曾三带领在后方带着收报机，密码和一切联络规定都事先约好。前方有电报就架起机器发报，后方24小时不间断收听，这样后方能很快就得到前方的消息。

这种艰苦状况很快得到改善。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此时，红军自己培养的无线电报务员已经开始上机工作了。参与“围剿”的国民党军第28师公秉藩部有个100瓦的大电台，声音很响，王诤等人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电台信息。5月15日，王诤等侦听到驻富田的师部电台正与28师设在吉安的留守处电台明码联络。师部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哪里去？”师部台回答：“东固。”红军的电台从而了解到对方的兵力布置及动向。根据这个情报，红军指战员集中主力于东固境内歼灭了28师和47师一个旅的大部，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首战的胜利，王诤等人一直热盼的100瓦大电台被完整缴获，第28师全部无线电人员也被俘获。随后，之前的那部小功率电台由伍云甫、曹丹辉带到前方随毛泽东、朱德一起行动，王诤、曾三带着新缴获的电台留在后方。

正是依靠这部大功率电台，王诤等人在该年中秋那天，与失联多日的上海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当晚，整个电台所有工作人员都高兴得难以入眠。6月初，在取得广昌战斗胜利后，红军前委与江西兴国的后方留守处取得了联系，这是红军有史以来第一次无线电通信，尽管收报杂音很大，但每个报务员都无比兴奋。曹丹辉不久后收译了一份何应钦电国民党各路部队“限十天扑灭共匪”的电令，全文是蒋介石的兵力配置与战斗部署。他为此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并领到三块银元的奖励。

与国民党部队明码通信不同，红军无线电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无线电通信中的保密工作，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比如不准报务人员在机上谈话；不是联络对象不准随便沟通；呼号分为自用和被呼，以免被敌人察觉等。红军领导人对此也非常重视。第三次反“围剿”中，在转移途中，毛泽东为防止电台泄密，问伍云甫：“电台缺什么就不能工作？”伍云甫答：“真空管。”于是，毛泽东便一直把真空管自己随身携带。他还问：“还缺什么电台也不能工作？”伍答：“电键。”于是毛泽东就要了电键让警卫员携带。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的电台数已经增加到6个，分别配在军委、总部、3军团、3军、4军和12军。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的部队一下子给红军带来了8部电台和40多名技术人员，红军无线电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

从拥有半部电台开始，到实现各个方向沟通无线电通信联络，红军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速度可谓神速。红军无线电工作人员后来大部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重要骨干。王诤更是在解放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