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扶江 苟晓伟 任继周

放牧（grazing）通过草地—家畜直接的相互作用维护草地和家畜健康、生产草畜产品及其他物质和精神产品、取得经济效益。它是地球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管理方式之一，传统意义的放牧地超过全球陆地面积的一半，包括草原、部分耕地和林地[1]。放牧系统的植物生产超过全球1/3以上，生产了世界大多数动物产品，养活了1/3以上的人口[2]。放牧也是我国土地最重要的管理方式之一，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食物安全的重要途径[3]。

我国是放牧大国，还不是强国，因为90%草原退化，中度退化占1/3以上[4]，普遍认为放牧是“罪魁祸首”，但本质原因是我们的放牧理论和技术远不能满足草原管理的需求[1]。过去20余年，人们谈“牧”色变，制定、实施了全国性“禁牧”战略。近年来，社会对放牧的认识开始向理性回归，深入了解放牧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加快研究和使用草原可持续放牧的新理论、技术和模式。

1.草原退化不是放牧的必然结果

全球70%的草原退化，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退化草原较少，甚至有放牧上百年的栽培草地。我国草原退化的原因较多，可以归纳为环境变化、过度放牧、社会管理等，但根本原因是人口压力，它直接导致超载过牧，人口密度超过150人/km2的区域，80%以上草原退化（图1）[5]。在行政村和县域尺度，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不当不仅直接导致草原退化，而且通过其他因素加速草原退化。草原退化不是放牧的必然结果，人口压力导致的资源掠夺性使用是草原退化的根本原因，而且对这一点认识不足是我国草原持续退化、退化草原未能及时恢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