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茹茹

(安徽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凤阳　233100)



·语言研究·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剧场翻译与剧本翻译对比研究*
——以《推销员之死》为例

王茹茹

(安徽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凤阳233100)

摘要：英若诚先生在对《推销员之死》进行剧场翻译和剧本翻译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存在较大的差异。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对两者进行了历时的对比研究，通过剧场版本和出版版本中剧本相关内容的翻译变化，阐释了翻译与社会、与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分析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剧场翻译的具体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境和语篇思想，将文本、文化、语境作为整体的研究方法，及其所关注的语言的社会属性和如何实现社会功能，对解决戏剧翻译重文本而轻舞台、文本与舞台相互孤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亦是使两者有效结合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剧场翻译；剧本翻译；《推销员之死》

一、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研究戏剧文本与语境的关系

韩礼德先生提出要把语言放在社会环境中来研究，而不是孤立地去研究。“若把语言系统当作整体考虑，那就必须从外部来确定对语义系统进行区别的标准。语义是语言和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的交叉，这后者便是社会语境或情景。”[1]社会语境涉及环境或有关世界的非语言特征，一般通过情景分析和情景意义加以体现，说话者和听话者都要掌握有关文化的非语言部分，进而实现社会交流之目的。

语言在一定的语境中运用，并且受到语境的制约。语境是指影响言语交际者交际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可分为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和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文化语境是指“某种语言赖以根植的民族里人们思想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即交际参与者所共有的背景知识，包括特定的社会传统习俗、历史文化知识、社会认知结构、社会心理、民族情感以及交际个体之间的文化背景、认知结构和心理状态等。”[2]每一个语篇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起交际作用的，在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中同一语篇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和交际效果。人们交际的形式是语篇，而语篇交际是在一定的情景中进行的，因此，对语篇进行分析必须要考虑谈话的内容、交际活动的参与者、讲话媒介等因素，这些包含在语篇中的一般主客观因素被称为“情景语境”。

司显柱先生提出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指导的文本研究可以如下进行：首先指出语篇发生的语境，既包括情景语境，又包括题材、深层主题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然后研究这些意义是怎样在语篇中实现的。[3]

戏剧文本同时具有文学性和舞台性的特征。戏剧翻译可以按文学翻译的一般原则和要求来进行一度翻译。实际的舞台演出，则需根据“动态表演性原则”(performability)，在原译本的基础上作二度翻译。美国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DeathofaSalesman的翻译无论是一度翻译还是二度翻译均由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先生一人完成，但《推销员之死》的剧场翻译①(舞台演出本)与剧本翻译(印刷出版本)之间由于语境的不同，两者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视角对《推销员之死》进行剧场翻译与剧本翻译的对比研究，并试图对文本、文化相互作用下所产生的剧场翻译与剧本翻译的差异现象做出阐释。

二、《推销员之死》译本的文化语境

《推销员之死》是DeathofaSalesman的中文译名。该剧是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49年所著。作品描写的主人公威利，一位有三十余年推销经历的推销员，一直被美国商业文化的光晕笼罩，幻想通过商品推销名利双收。他经常处于吹嘘、夸耀、谎话连篇的心态，临死都坚信自己的死终将使两个儿子功成名就。该书使阿瑟·米勒获奖无数，被称为20世纪戏剧文学中里程碑式的著作。1978年米勒访问中国期间，拜访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和剧院导演及主要演员英若诚先生。曹禺先生和英若诚先生均有在美国生活和学习的经历，迫切把二战后的世界戏剧介绍给国人，希望借《推销员之死》“观察西方戏剧，找到新的当代中国的戏剧形式和表演风格”。他们意识到，随着中国的开放，观众已经有足够的修养来欣赏《推销员之死》这出对他们来说形式完全创新的戏剧。[4]1983年3月21日起，阿瑟·米勒负责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这出戏，该剧于1983年5月7日在首都剧场首演。该剧的首演成为了当时“中美两国文化之间唯一的联系”，受到了在场中美观众的热烈好评。从《推销员之死》的出版，到其第一次被搬上中国舞台的时间跨度是34年。在此期间，由于文革的冲击，中国人对原剧中的商业文明已经十分陌生，如何使观众理解舞台上人们记忆里似乎并不存在的生活成为了该剧在中国舞台能够成功的关键。

1999年即该剧在中国上演后16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将英若诚先生翻译的包括《推销员之死》在内的8部戏选入“英若诚名剧译丛”出版。该公司编译室主任毕小元说，“现在国内优秀的翻译人员太少。每年翻译作品数以万计，其中‘豆腐渣工程’居多。翻译界青黄不接，中青年译者中，能达到像英先生等老一辈翻译水平的凤毛麟角。”[5]《推销员之死》译剧的出版可以说是英若诚先生对该剧由一度翻译(舞台演出脚本翻译)，到二度翻译(舞台演出)的终极作品。其时间跨度16年，历经了中国发展的16年，更历经了该作品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16年。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交流，我们既可以根据语境类型来判断交流内容也可以从交流内容中推断语境的类型。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语言来判断讲话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文化环境，亦可以根据语言中的语域范围来判断社会文化的特点。

三、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和语篇关系思想研究剧场翻译与剧本翻译

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境思想研究剧场翻译(舞台演出本)和剧本翻译(印刷出版本)，应认识到如下两点：一是语言使用是有目的的。二是语言使用总是发生在某个具体的情景语境中，因此要考虑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等因素对语义的制约。与此同时，语言使用又总是发生在比情景语境范围更大，内涵更深的文化语境中，需要考虑各个文化自身讲话做事的特点。

对《推销员之死》的剧场研究，可以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现实。英若诚先生为剧场演出作出的翻译有大量的加译、改译，使得舞台译本再现了8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体现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和舞台特征以及观众的认知和接受能力。并且原作者阿瑟·米勒本人也认为“使这出戏极像美国的办法就是让它中国化”[6]。为了达到上述舞台演出的接受效果，英若诚先生采用了以下翻译策略。

做法之一是译者在演员的台词中对当时观众并不了解的词句进行解释说明。“在剧中推销员和保险的概念被解释的意外的好。威利在对白中讲到了他是干什么的，他怎样做那些事情；保险的程序也被提出来，解释得相当明白。”[7]这一点让阿瑟·米勒感到很欣慰。

做法之二是译者将原文属于西方文化特征的词句替换为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语句。如以“我不愿意背黑锅”对译“I won't take the rap for this."“有时候也得拿得起，放得下”对译“It's better for a man just to walk away."“可要是你放不下呢"对译“But if you can't walk away?"此外英若诚先生还根据80年代中国人的大众审美，以“腿长劲儿”对译原文的“I'm losing weight”。出于对现场观众理解程度的考虑将美国中学的及格分数65分以中国的及格分数60分替换；将“He did,he tried,but I only got a sixty-one."译为“他给了，他尽量给了，可我才得了五十六分。”

做法之三是译者用概述性、归纳性的语言翻译原文中具体的地名和人名等专有名词。这一做法不仅消除了观众的理解障碍，减轻了观众对舞台台词的接收压力，同时也使译文做到了“忠实”，甚至没有改变原文的句子结构。如以“我在西部好几个州都干过活”对译“In Nebraska when I herded cattle,and the Dakotas,and Arizona.”将内布拉斯加、达科他州、亚利桑那等观众感到困惑的地名概述为“西部好几个州”。

做法之四是进行文本外翻译，这里的文本外翻译是指译者出于使观众更易理解和接受异域文化的目的对文本中的关键信息进行舞台外处理。如担心观众不了解“人寿保险”会影响观众对这出戏的理解决定在节目单中对“保险”做一番解释。因为，诸如推销员和保险是威利所处环境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观众如果不先了解此背景便无法进入剧情。

据此，剧场翻译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剧本中相对静态的、持续的文化特征，同时也反映了译入语的社会文化特征。通过原本DeathofaSalesman和剧场译本《推销员之死》的对照分析，我们力图详尽描述出历史不同时段两国的文化距离，DeathofaSalesman和剧场译本《推销员之死》也因此成为了历史语境的文化载体。

通过DeathofaSalesman的出版发行本和剧场翻译译本的对照分析，本文尝试描述出历史不同时段的文化差距以及消除这些差距进行文化认知的翻译策略。《推销员之死》登上中国的舞台(1983年)先于此书译本出版发行(1999年)十六年。1983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人们正期望中国更加开放、政府更加自律。在中国观众已有修养欣赏新的、不同风格的戏剧形式之情形下，借鉴西方戏剧，寻求新的当代中国的戏剧形式和表演风格，成为文艺界的应然之举。所以作者阿瑟·米勒指出“剧中是否有跟中国习惯做法或信仰相似的地方。如果真有这类地方，我指望我们可以从基本的共同点开始”，“使这出戏极像美国的办法就是让它中国化”[8]，即依据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任何艺术形式甚至思想进行分析，评估其社会效应和研究价值。

1999年，《推销员之死》被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由于剧本的承载形式由原来的舞台表演到如今的文本阅读，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大众对美国社会的认知了解的加深，英若诚先生也将这其中的一些变化体现在剧本翻译中，使得出版的译本更适合当时的读者认知。这也反映了译者跨越历史时段，对剧场译本所作的二次改动的调整，使译本更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如英若诚先生照原文译出“可我才得了六十一分”后，加入注释说明“美国中学中，六十五分为及格”；翻译“I'm losing weight”为“我体重减轻了”，而不是之前舞台演出时的“我腿长劲儿了”[9]，显示出因历史变迁时代发展而带来的读者和观众的审美与认知差异。

下面仅以译名方面的翻译为例，说明译者顺应时代变迁以新译名代替旧译名的译介策略。原文中开场时提到的食物“cheese”，在1983年的剧场翻译时直接使用了该词的音译名，十六年后《推销员之死》译本发行时，“奶酪”一词已被约定俗成对译“cheese”，因而发行本不再保留当初演出时的音译名。类似的变动还有“subway”，“地铁”取代“地下铁”，“outdoors”译为“露天”而不是“户外”，译名变化比较大的诸如“bowling”译为“保龄球”而非“滚地球”，“The Commodore Hotel”译为“海军上将大饭店”而不是“纽约大饭店”。此外，在剧本翻译时英若诚先生将剧场翻译时省译和概述的人名和地名进行了还原。如“over on Bushwick Avenue?”译为“住在布什威克大街那儿的那个？”而不是剧场翻译时的“住在大街西头儿的那个”。“In Nebraska when I herded cattle,and the Dakotas,and Arizona,and now in Texas.”译为“我在内布拉斯放过牛，后来在达科他州，亚利桑那，最近在得克萨斯，都一样”，取代剧场翻译时“我在西部好几个州都干过活，最近在得克萨斯，都一样”。对照剧场翻译和剧本翻译进行历时分析，可揭示出译者鉴于十六年间中国观众、读者认知能力和对西方文化接受度的变化，在剧本翻译中所做的相应调整。

四、结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语篇思想将文本、文化、语境三者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应用到剧场翻译与剧本翻译的研究中。一方面，克服了纯粹的文本分析、脱离文化和语境研究的局限；另一方面，又为戏剧翻译依据不同文化和语境提供了具体的文本例证，使得以往剧场翻译、剧本翻译研究相互混淆、相互脱节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研究剧场翻译和剧本翻译，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是解决戏剧翻译重文本而轻舞台、文本与舞台相互孤立现象的有效方法，亦是使其有效结合在一起的重要途径。此外，作为第一部在中国成功上演、被中国观众普遍接受的美国戏剧，《推销员之死》在译介过程中这种原作者与译者、导演、演员通力合作，集剧本内翻译和剧本外翻译为一体的做法也为我国文学作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供了实践经验。

注释：

①本文中的剧场翻译均指根据1983年《推销员之死》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时的影音资料记录下的现场演员台词。影音资料来自土豆视频网，网址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i00-zYJSAQ/，观看时间为2016年1月-3月。

参考文献：

[1][3]司显柱,卢明玉.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文本与文化关系研究——以《文学兴国策》为例[J].中国翻译,2012(5):15，16.

[2]耿红岩.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及其比较[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63.

[4][6][7][8]阿瑟·米勒.“推销员”在北京[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6，6，114，5-7.

[5]牛嫱.英若诚对话清华学子[N].国际在线，2003-12-27.

[9]英若诚.推销员之死(英汉对照本)[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59-71.

(实习编辑：徐雯婷)

收稿日期：2016-03-02

*基金项目：安徽科技学院科研团队项目“应用型翻译课程群教学团队”(项目编号:Xj201425)；安徽科技学院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上古神话的翻译研究——以《山海经》个案为例”(项目编号：SRC2014389)。

作者简介：王茹茹(1984-)，女，安徽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

中图分类号：I315.9；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16)03-1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