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策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是一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非常广泛的政治口号。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1972年，我初中毕业于九江市第二中学后，便待业在家，成了一名“待业青年”。待业期间，我在长江之滨的水岸码头当过搬运工，整天做着抬石头，扛木材，装卸砂石、煤炭等临时性的杂工，每个月能挣几十块钱的收入，补贴家用。

1975年隆冬的一个傍晚，正当我们全家人准备吃晚饭时，忽然接到居委会的口头通知，让我晚上8点钟到“东方红公社”（现为浔阳区甘棠街道办事处）开会。会上公社主任和“乡办”（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了有关“知青”的先进事迹，动员广大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第二天上午，没有多加考虑，我就在父母的陪伴下到九江市第一派出所（现为浔阳公安分局甘棠派出所）注销了城市户口，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下放知青了。这个看似轻率的举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人生未来的走向。在今天的人看来，主动注销城镇户口到农村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却是一件非常符合时代潮流的举动。由于注销户口的时间已经临近年关，又逢农闲时节，所以我没有立即去知青点报到，打算过完春节后再去。

我属于“厂社挂钩”式的知青，这种模式就是工厂与公社挂钩，联合创办知青点，把分散在各家的知青集中起来，以便统一管理。

1976年4月8日这一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比较大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