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凤婷

因为《大同》，周浩成为第一个蝉联两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导演。但他没有出现在颁奖典礼现场，只是发了一条朋友圈，“做梦一样，梦醒了还得继续拍片。”13个字之外，再无赘述。

记录官员的真实状态

《大同》的英文名是《The Chinese Mayor》（《中国市长》），它以曾经的大同市长耿彦波为核心人物，记录他从2008年2月到2013年2月在大同任职期间的工作和状态。

以独立纪录片导演的身份跟拍一位中国市长，并不是一个容易的机会。周浩贴身跟拍了3年，以至于时间一长，耿彦波都忘记了摄像机的存在，在拍摄结束的时候他问周浩，“你究竟拍了些什么？”

纪录片保留了周浩和耿彦波之间的几次对谈，耿彦波向周浩倾诉工作的难处，对大同的想法，他对半生官场的感悟，告诉他年轻时候想做一个记者和作家的梦想，以及对国学的情有独钟。这两个相差10岁的男人，在长时间的跟拍与被拍中，建立了某种信任。

跟拍官员，这并不是周浩的第一次。2007年底，周浩曾跟拍河南固始县委书记郭永昌在离任前3个月内发生的故事。这部名为《书记》的纪录片里，不仅有冗长的大小会议，也有会后觥筹交错的酒宴，甚至在KTV里的轻歌曼舞。郭永昌在镜头面前举止自然，并不避讳。

同任何一部其他的片子一样，周浩记录下官员真实的状态，他能理解这样的生活，“你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办公室里面谈成了吗？每天晚上喝酒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虽然现在政府八项规定的要求特别严，但在早期，这是一种常态。他觉得自己这也在努力做工作。”周浩说。

不评判，不苛刻

德国汉学家阿克曼曾说，“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其实已经有一些固化，我希望他们看到我的展览后，对中国的概念模糊起来，不再那么肯定别人所告诉他的那个中国，他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想象这个国家。”这个回答，让周浩顿悟，他似乎找到了“拍纪录片的意义所在”。

周浩是贵州人，1988年大学毕业，曾供职于贵州机械设计院，和一群高智商的工科生在一起“自惭形愧，觉得自己做工科没有什么前途，应该发展一些业余爱好”。

周浩自认为“不是特别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彼时纪实摄影刚刚在中国兴起，周浩找到了他的兴趣点，他喜欢“扫街”，游走在大街小巷，捕捉市井百态，拍一些社会题材内容。

1992年起，周浩先后在《贵州日报》、新华社贵州分社、《南方周末》担任摄影记者。2002年后，周浩进入21世纪报系影像工作室，转行从事纪录片拍摄。周浩在早期接受采访时曾说，在最开始，他拍摄流程依然和做记者一样，申报选题、获得资金、拍摄、成片，版权归单位，他是作者。

周浩真正做纪录片时，已经34岁。他开玩笑地说，“做片子就是在刷存在感，是对自己的交代。”这些年，周浩保持着持续的创作力。13年里，至少拍了8部作品，他没有办法接受两三年不出作品，那样他会觉得“失落”。“纪录片就是把我所经历的人生故事，通过摄像机的方式把它给表达出来，这种观察本身就是我跟这个世界发生关联的方式。”

他的作品超过半数在不同电影节上获奖。《厚街》获得了2003年云之南影像展最佳新人奖；第二部纪录片《高三》，获得了2006年香港国际电影最佳纪录片奖，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龙哥》获得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亚洲奖首奖；之后是《棉花》《大同》，先后在51、52届金马奖上获最佳纪录片奖。

十几年做记者的经验，训练了周浩对这个国家和社会很好的直觉力。他能非常清楚地预见片子出来之后媒体的反应。也因此，周浩经常被称为“记者型导演”。

《厚街》真实又荒诞。周浩记录，但不做判断。在之后的《急诊室》《差官》等作品中，他采用同一种方法，呈现一个主题下不同的人和故事，“不审判”“不苛刻”“呈现人性的复杂”是他的理念。

不做评判，并不意味着不做选择。《书记》拍摄过程中，周浩偷录下一段郭永昌要求他离场后，郭和秘书商量如何把钱退还给行贿者的录音。在参加2009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时，周浩放弃了这段录音，之后郭永昌被双规，周浩才重新加上了这个素材。

他说不希望片子因此成为一个证据，对受访者有所伤害。周浩坦言，每部片子都有这样的情况，“我并不认为我拍到的所有的猛料我都要放到片子里面，我是非常有节制的。”

一个人到团队作战和疑虑

周浩在拍第一部片子《厚街》时，署名是“制作：周浩”，而非“导演：周浩”，他觉得“导演”不合适，“我觉得我不是导演，这是生活自然流出来的东西啊。”

但从《棉花》开始，他已经逐渐接受了“导演”的定位，也接受团队。他觉得导演是有盲区的，他会被第一现场的其他因素干扰，获得的资讯和观众不对等，但剪辑师只关注最终呈现的画面。到了《大同》，他仍然沿袭了团队作战的方式。

因为市场不足资金匮乏，独立纪录片在中国大都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导演除了一个人包揽摄影、剪辑等创作过程，也要负责片子的推广发行。力不从心又缺乏经验，常常使好的片子无法被看见。周浩的《急诊室》《差官》等几部片子，也是因为疏于打理而反响寥寥。

2011年底开始拍摄的《大同》是周浩的一次全新尝试，他第一次和职业制片人赵琦合作。

赵琦是中国唯一一部获得艾美奖的影片《归途列车》的制片人，他工作室目前制作了包括《大同》在内的4部纪录片，均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好的推广和成绩。

“制片人要懂法律、财务、退税，还要对片子本身有理解。专业的纪录片制作人在国内非常稀缺。”赵琦说。

在他们签署的合同上，周浩回归到导演本职，只负责拍片；《大同》的推广，全程由制片人赵琦负责，赵琦拥有作品的版权和终审权。“我们开始的目标是，合作出一个样本，以后中国的导演和纪录片制片人之间能有一个模块可以参照。”谈起这次与职业制片人、国际机构的首次合作，周浩表示还有值得探讨的。

《大同》不出意料拿了金马奖，也上了豆瓣，评分是周浩预想的9分。早在2015年1月，《中国市长》就入围了美国圣丹斯电影节的世界纪录片竞赛单元，并最终斩获评委会特别奖。圣丹斯电影节创立于1984年，专为独立电影人和影片而设。该片还成功销售给英国广播公司（BBC），2015年2月得以在第四台首次播出。

在赵琦看来，“制片人”是影片的第一责任人。“导演是创意总监，制片人是产品经理。”而这种已在国际上通行的合作模式对国内大部分导演而言，是很难接受的。第一次参与这个体系的周浩并不适应，他也承认，“把版权和终审权交出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我告诉别人我在这个片子里边得到多少利益以后，很多导演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我就是一个彻底从头到尾被剥削的一个人。”

而赵琦忧虑的是，“国内有非常优秀的导演，但是没有人潜心来运作他们的作品。如果能把这些片子拿到一些国际A类的一些节展上，将会获得更大国际的空间。但如果不能进入这个体系，作品的国际传播能力，基本上是忽略不计的。”

然而，对于这些，不是周浩关注的重点。就在金马奖获奖的同一天，周浩已经开始了他新片的拍摄。

（徐皓荐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