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 霖，查小春

(陕西师范大学 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姬 霖，查小春*

(陕西师范大学 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分析了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探讨了该时期洪涝灾害的成因，研究结果对正确认识汉江上游历史洪涝灾害的发生规律提供了参考，对汉江流域乃至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现代防洪减灾和水资源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影响；成因

近年来全球气候异常，各地频发规模和影响较大的自然灾害，引起了地理学界和灾害学界的广泛关注[1-2]。我国历来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之一，尤以洪涝灾害的影响最为显著。作为我国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的汉江上游地区，在全球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也面临着水资源变化和防洪减灾等严重问题[3]，因此研究该地区洪涝灾害的影响和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已有学者对汉江上游洪涝灾害的规律和影响进行了研究[4-6]，但时间跨度较短，对于某一朝代洪涝灾害的影响涉及较少。目前随着对汉江上游古洪水水文学研究的展开，已在T1阶地地层中发现有大量的东汉时期的洪水沉积记录[7-10]，卢越等[11]通过对文献记录的整理统计，证明东汉时期确实为洪水灾害频发期，并分析了洪涝灾害发生的气候背景，但都未能详细分析东汉时期汉江上游地区洪涝灾害造成的巨大影响。本文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重点分析了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探讨了该时期洪涝灾害的成因，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正确认识汉江上游长尺度洪涝灾害的发生变化规律提供了可靠的数据信息，并且对于汉江上游以至整个汉江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防洪抗灾措施的制定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研究区域概况和资料来源

汉江是长江最大的一级支流，发源于陕西省宁强县秦岭南麓的潘冢山，自西向东流经陕西省的汉中市和安康市，经湖北省的十堰市和襄阳市，于武汉市汇入长江。汉江全长1557 km，流域面积1.59×105km2，平均海拔2000 m左右，天然落差1964 m，年均径流量563×108m3、含沙量2.39 kg/m3、输沙量1.3×1011kg。该流域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5.4 ℃，降水丰富但年际变化大，年平均降水量为800～1200 mm，降水量的75%主要分布在5～10月，且多集中在7～9月，在7～9月间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发展强盛，加上西南低涡和强台风的影响，使该流域降水集中，容易诱发洪涝灾害[12]。丹江口水库以上为汉江上游，流域包括汉中、安康和十堰3市，长约925 km，集水面积9.5×104km2，自西向东穿行于秦岭和大巴山之间，河谷深切入基岩之中，河道蜿蜒曲折，河谷两侧盆地和峡谷交替出现。汉江上游独特的地形地貌以及河道蓄水能力差，使得强降水集中时期雨水无法及时排出河道，河流水位迅速抬升，易出现大的洪涝灾害。

本文根据《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13]、《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陕西卷)》[14]、《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湖北卷)》[15]、《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河南卷)》[16]、《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17]、《后汉书》[18]、《西北灾荒史》[19]、《陕西历史自然灾害简要纪实》[20]等以及汉江上游各县县志资料[21-30]，选取该区域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汉江上游洪涝灾害以及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

2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频发的文献记录

2.1汉江上游历史时期洪涝灾害发生频次统计

以朝代为单位，本文详细统计了秦至隋朝839年间汉江上游地区洪涝灾害发生频次(图1)。由图1可知，秦朝至隋朝汉江上游共发生洪涝灾害34次，其中东汉时期洪涝灾害发生了13次，明显高于其他朝代；其次东晋时期洪涝灾害发生了8次，西汉时期发生了5次，三国时期发生了4次，南北朝时期发生了2次，秦朝和隋朝分别发生了1次。通过对各朝代洪涝灾害发生次数的分析，可以看出汉江上游地区在东汉时期洪涝灾害多发。该统计结果与卢越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

2.2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等级划分和分析

参考《中国近五百年来旱涝分布图集》[31]中洪涝灾害的分级方法，结合文献中对洪涝灾害的定性描述及其影响地域范围、持续时间长短和危害程度，将汉江上游东汉时期13次洪涝灾害划分为3个等级：重度洪涝、中度洪涝和轻度洪涝(表1)。根据表1确定的等级划分标准可知，汉江上游东汉时期重度和中度洪涝共发生10次，占东汉时期洪涝灾害总数(13次)的76.9%；而轻度洪涝仅为3次。在重度洪涝中，197年9月发生的洪灾和215年8月发生的洪灾波及地区范围最广，危害最大。中度洪涝和重度洪涝具有连发的特点，例如197年8月汉江上游发生了中度涝灾，9月发生了重度涝灾；215年8月发生了重度涝灾，9月发生了中度涝灾。由此可见，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不仅发生频繁、灾情非常严重，而且洪涝灾害具有连发的特点。因此，汉江上游东汉时期的洪涝灾害必定对该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图1　汉江上游秦朝至隋朝839年洪涝灾害频次统计

等级 划分标准及灾情描述洪涝频次重度洪涝文献中有记载描述大量民居农田被淹,城垣倒塌,受灾范围广,人员伤亡惨重,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害等,将其归为重度洪涝灾害。例如:106年“袁山松书曰:‘六州河、渭、济、雒、洧水盛长泛溢伤秋稼。’”(《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陕西卷)》);157年“淅川七月壬午洪水盛,多塘实灾,提防冲博,灌渠绝”(《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河南卷)》);197年“九月汉水爆发洪水,危害老百姓,当时天下大乱”(《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215年“夏,汉水溢,漂6000余家”(《宁强县志》)、“秋九月,汉水泛滥,人民被冲若干”(《南郑县志》)。5中度洪涝文献中记载有降水时间较长,河水涨溢,文献记录中出现“溢”等字眼,将其归为中度洪涝灾害。例如:193年“五月,大霖雨,洋县汉水溢”(《洋县志》);195年“五月,洋县一带大霖雨,汉水溢”(《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陕西卷)》);“八月,洋县大霖雨,汉水溢”(《洋县志》);197年“八月,大霖雨,紫柏河水溢”(《留坝县志》);219年“秋九月,大霖雨,汉水溢”(《旬阳县志》)。5轻度洪涝文献中未记载洪涝灾害对人民生产和生活产生影响或影响较小,只是简单地描述某地区或小范围内发生了“大水”、“大雨”等,将其归为轻度洪涝灾害。例如:106年“元月及秋季大水”(《丹凤县志》);155年“襄阳:六月,南阳大水”(《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湖北卷)》);157年“秋南阳水”(《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河南卷)》)。3

3东汉时期汉江上游洪涝灾害频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东汉与西汉时期是中华文化的定型时期，两汉王朝崛起于汉水流域；东汉末年政局动荡，张鲁割据汉中，刘表、张绣割据襄、南阳等都带有明显的重新割据汉水流域的政治意图，可见东汉时期汉江上游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十分显赫[32]。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东汉时期汉江上游洪涝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同样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洪涝灾害的发生对于受灾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般包括对经济、农业、生态等方面的影响。而且，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都会给受灾地区带来直接影响和后期影响(也叫后效效应)，东汉时期汉江上游地区洪涝灾害的影响也不例外。本文逐一梳理了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东汉时期汉江上游地区洪涝灾害共13次，从直接和后期2个方面分析了东汉时期洪涝灾害对汉江上游在社会经济方面造成的影响。

3.1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的直接影响

3.1.1冲毁房屋，并直接造成人员大量伤亡查小春等[33]研究了明清时期渭南地区洪涝灾害的影响，指出突发的洪涝灾害容易造成人员伤亡，直接影响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且洪涝灾害的发生往往导致大量民居淹塌，灾民流离失所。桑京京[34]也研究了历史时期渭河下游洪涝灾害的影响，认为洪涝灾害可直接造成人口死亡，减少人口数量。由此可见，洪涝灾害可直接造成人员大量死亡，这在东汉时期的汉江上游也不例外。对东汉时期汉江上游的历史资料整理发现，有关洪灾造成人员伤亡的记载较多，如《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陕西卷)》、《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湖北卷)》、《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汉中地区志》、《安康县志》和《勉县志》都记录了197年“九月，汉水流，害人民”；《南郑县志》记录了215年“秋九月，汉水泛滥，人民被冲若干”；《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河南卷)》和《汉中地区志》记录了219年“八月汉水爆发洪水，高出水面数丈，危害老百姓”等。在史料记录的洪涝灾害中，不同等级的洪涝灾害对人民生命安全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同的，例如219年8月汉江上游发生重度洪涝灾害，水面上升数丈，相比于轻度和中度洪涝灾害而言人民伤亡惨重。

此外，张莉花[35]对汉代民居进行研究认为，东汉时期我国典型的民居是陶楼、陶屋，茅草屋在我国也很普遍。这些民居建筑抵御大洪水的能力很弱，以陶土、茅草做建筑材料的民居遇到长时间集中降水特别容易发生坍塌，突发性的洪涝灾害暴发往往能冲毁房屋，淹没低地民居，迫使人民流离失所。如据《宁强县志》记载，215年“夏，汉水溢，漂6000余家”。可见洪涝灾害对人民生活造成的灾难无疑是巨大的，说明东汉时期汉江上游发生的洪涝灾害对该区人民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危害。

3.1.2致使农田、城郭和水利建筑毁坏赵英杰等[36]对渭河流域历史时期洪涝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洪涝灾害对农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农田被淹，农作物生长受损，致使粮食减产甚至绝收。不同等级的洪涝灾害对农田和农业的破坏程度也是不同的。在汉江上游地区，特大洪涝灾害发生时往往会淹没农田，毁坏作物，冲垮水利大坝、路桥等建筑，导致城市交通瘫痪，水利设施受毁等。如1983年汉江上游地区发生特大洪水，淹没了安康老城，冲毁房屋9万多间、公路194 km、桥梁64座、河堤71 km、耕地2000 hm2，各项市政公共服务设施均遭毁灭性破坏，全区直接经济损失达7.2×108元。可见特大洪水对农田、城郭和水利建筑的破坏是巨大的。历史上其他时期汉江上游洪涝灾害淹没城郭、毁坏水利建筑和交通的记录在文献记载中也随处可见[6]。

自秦朝以来，汉水流域就是我国农业经济富庶地区，汉中、南阳与关中地区交通便利，经济往来密切。汉江上中游的汉中盆地、南阳盆地、襄宜平原的秦岭南北间道路交通开拓在秦汉时一度堪称发达[37]。东汉时期汉江上游的洪涝灾害频发，破坏了该区的城郭水利建筑，冲毁了农田，这对该地区社会经济繁荣发展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例如《后汉书》中记载106年“九月，关中、商洛地区，六州大水。袁山松书曰：‘六州河、渭、济、雒、洧水盛长泛溢伤秋稼’”；《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河南卷)》记载157年“淅川七月壬午爆发洪水，许多池塘受灾，堤坝被冲垮，灌渠被冲断”。中度洪涝灾害和重度洪涝灾害对农田、城郭和水利建筑的破坏文字表述也有很大差异，由此看出，重度洪涝灾害对农业设施和水利建筑造成了巨大破坏。以上分析说明东汉时期汉江上游的洪涝灾害给当地的农田、城郭和水利建筑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3.2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的后期影响

3.2.1洪涝灾害频发带来了严重的流民问题我国古代经济的主体是小农经济，在这一经济条件下，农民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农户与农户之间很少有分工和合作，这种自给自足、独立生产和生活的小农经济因其固有的封闭性、独立性和单一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脆弱性这一痼疾[38]。这一脆弱和无力的生产状况很难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农业首当其冲地遭到破坏，一旦自然灾害的干扰力和破坏力超过其能够承受的限度时，小农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就被破坏，农业经济的损失便会格外严重，农民在此打击下也会成为流民[6]。东汉时期，由于自然灾害、战乱、吏治败坏、赋役繁重、羌人起义等，产生了不少衣食无着、无家可归的流亡者，史书上称之为“流冗”[39]。该时期汉江上游地区人口大量南移，迁往荆襄和巴蜀等地[40]。这一现象从侧面也证实了东汉时期汉江上游灾害频发、羌人入侵等问题严重，同时与当时全国人口南迁、少数民族内迁的大趋势一致。受灾人口的迁出，使得该区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进一步加剧了汉江上游地区农业经济的损失。同时，少数民族的内迁，在不同程度上也改变了该区的农业经济结构，丰富了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形式。东汉时期汉江上游地区由于灾害频发产生了大量的人口流动，也给国家控制和地区管理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

此外，特大古洪水多发生在河流的上游基岩峡谷中，河流中游和下游特大洪水发生概率很低。东汉时期流民从汉中郡大量向汉江中下游地区迁移，在不同程度上也印证了东汉时期汉江上游地区洪涝灾害多发的事实[11]。因而，东汉时期汉江上游地区包括洪涝灾害在内的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人口的迁移和流民问题的产生。例如《安康县志》中记载197年“秋九月汉水溢，流人民”；《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陕西卷)》记载了197年“秋九，汉水溢，流人民”。对史料文献记录分析可以看出，汉江上游东汉时期只有重度洪涝灾害才能造成人口迁移和流民问题的大量出现，继而影响汉江上游地区经济的发展。

3.2.2洪涝灾害引发了汉江上游的经济波动经济学家将农业生产受到来自外部的自然条件(如气候、生态、灾害等)或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制约而出现的波动称为“古典经济波动”。古典经济波动在古代经济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农业生产不足，多是由于水、旱等自然灾害造成的[38]。洪涝灾害对受灾地区造成经济波动在历史时期渭河下游地区就有体现，如渭河下游公元前308年至1949年间，每发生一次洪涝灾害必定会对当时当地的经济造成破坏，滞后影响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29]。可见洪涝灾害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巨大的。

历史上汉江上游地区因其地缘优势，加上汉江这一便利的航运条件，早在西汉时期，该地区工商业经济就已经开始繁盛。另外，发端于明洪武年间的川陕茶马贸易中，汉中之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等都是当时的茶叶主要输出地[41]。此外，各个地区内部也会定期举行集会、庙会等，供该地区人民的物资和商品交流，说明汉江上游地区历史时期工商业发展较好。但是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就会造成该区工商业经济停滞或发展缓慢。例如《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记载197年发生的一次重度洪涝灾害：“九月汉水爆发洪水，危害老百姓，当时天下大乱”。可见东汉时期汉江上游地区只有重度洪涝灾害才能对整个地区造成较大范围的明显的经济波动。

3.2.3洪涝灾害频发促进汉江上游水利设施建设西汉和东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之一。两汉时期政府和民间都非常重视农田和乡村水利设施建设，尤其是到了东汉时期，水利工程快速建设并且以地方性的水利工程居多[42]，尤以汉江上游的南阳、汉中灌区的形成影响最大。

南阳灌区自西汉时期就开始兴修水利，到东汉已达兴盛期。据记载，东汉建武七年(31年)杜诗任南阳太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43]。除杜诗外，樊氏家族主持修造了著名的樊氏陂。“财力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注灌”[44]。汉中灌区的水利记载最早也始于西汉，史书上关于唐以前汉中灌区的水利建设记载很少，最早有记载的水利活动是在湑水和濂水：“濂水又北注汉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俗谓之獠子水，夹溉诸田，散流左注汉水”[45]。大兴水利设施建设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该时期气候多变、洪涝灾害频发的状况，同时也显示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改造自然中所反映出来的卓绝智慧和创造才能。但在洪涝频发的汉江上游地区，一些水利设施经常被洪水冲毁，例如《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河南卷)》记载了157年的一次重度洪涝灾害：“淅川七月壬午爆发洪水，许多池塘受灾，堤坝被冲垮，灌渠被冲断”。由此看出，东汉时期汉江上游地区只有发生了严重洪涝灾害时，才能促使该地区人民加强水利设施建设。

结合史料文献对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的记录，分析得出，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会对该区的社会经济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其中重度洪涝灾害对汉江上游地区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最为严重，波及的范围和造成的损失也是最大、最多的。

4东汉时期汉江上游洪涝灾害频发的成因分析

4.1自然因素

4.1.1气候状况洪涝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常会出现在气候转型、突变和异常波动时期[46]。东汉时期洪涝灾害多发与该时期气候状况有直接关系。据竺可桢[47]研究得出，秦朝和西汉时期气候温和，到东汉时期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王子今[48]从历史学的研究角度对秦汉时期植物、农耕作物的生长分布、农事规范和移民运动的方向等做了深入考察，进一步论证了竺可桢的结论。葛全胜等[49]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2000年来中国气候变化，指出西汉末年至东汉末年气候逐渐转冷。邵天杰等[50]对黄河中游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做了研究，得出自西汉汉武帝之后，黄河中游流域气候趋于寒冷，到东汉末年，气候已变得较为寒冷。盛福尧[51]对河南省历史气候进行了研究，将东汉时代命名为由暖转寒年或次寒年。陈业新[52]从历史学角度对两汉时期气候变化做了研究，得出公元初年气候转冷，东汉中后期气候又趋于温暖，东汉末年又急剧转冷。不同专家通过不同的方法研究得出，东汉时期气候属于动荡转折期，这就为解释该时期汉江上游洪涝灾害较其前后时期发生最为频繁提供了气候背景参考。

4.1.2天文因素许多天文因素对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触发和调制作用[53]，特别是太阳活动的强弱与自然灾害的关系。太阳黑子相对数的创始人R Wolf于1852年首先对瑞士苏黎世历史上的气象要素与太阳黑子相对数变化的关系做了分析，研究得出：黑子多时，气候较为干燥；黑子少时，气候湿润，甚至有暴风雨造成灾害[54]。1890年E N Maunder发现了1645～1715年太阳活动一直处于极小期；1976年J A Eddy进一步论证了Maunder的观点，并将其命名为“蒙德尔极小期”[55]。我国学者徐道一[56]将其命名为“明清宇宙期”，并指出明清时期我国灾害的频发与太阳黑子处于极弱期有很大关系。此观点提出后，我国学者又相继发现了“夏禹宇宙期”、“清末宇宙期”和“两汉宇宙期”[57]，这些宇宙期都分别是我国气候多变期。东汉时期处于“两汉宇宙期”，太阳黑子数减少，空间背景出现的剧烈变化使得自然环境平衡状态遭到破坏，以各种形式冲击着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58]，其中洪涝灾害的频发就是表现之一。分析说明了东汉时期整个空间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失衡，继而引发了洪涝灾害的频繁发生。

4.2社会因素

秦朝和西汉时期大量人口较为集中地迁入汉江上游地区，基本奠定了该区域的人口基础[40]。东汉前期大量游牧民族南下，农牧分界线南移[59]，汉江上游地区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人口的增加使得对土地开垦程度加强，开辟荒地使得天然植被减少，毁林开荒使山区森林受到破坏，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会造成汉江上游地区地表所受阻力和植被拦截洪水能力的降低，山地水土保持能力受损，一旦遭遇特大暴雨，最容易诱发洪涝灾害和水土流失等。由此看出，人口的迁移和人类活动也是造成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频发的重要影响因素。

5讨论和结论

(1)通过查阅大量历史文献，统计出秦至隋朝汉江上游有明确历史记载的洪涝灾害34次，其中东汉时期发生洪灾13次，明显高于其他朝代，说明东汉时期洪涝灾害频发。对东汉时期汉江上游洪涝灾害等级分析表明，东汉时期汉江上游洪涝灾害重度和中度涝灾频次占总数的76.9%，明显高于轻度涝灾，且重度和中度涝灾具有连发的特征，说明汉江上游东汉时期洪涝灾害频发且洪灾规模大、破坏性高。

(2)东汉时期汉江上游洪涝灾害对社会经济有直接影响和后期影响。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冲毁房屋，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并致使农田、城郭和水利建筑毁坏；后期影响包括洪涝灾害频发带来了严重的流民问题，引发了汉江上游的经济波动，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江上游水利设施的建设。

(3)对东汉时期汉江上游洪灾多发原因的分析可知，东汉时期属于气候大转折期，洪涝灾害频发；而且，两汉时期太阳黑子数减少，自然环境失衡，也为灾害多发期；此外，从社会因素分析可知，东汉前期汉江上游地区人口得到快速增长，对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植被遭受破坏，土壤持水力降低，一旦遇到大暴雨或长时间降水最易发生洪涝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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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珊红)

Flood Disasters and Their Impact on Society and Economy during Eastern Han Dynasty in Upp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JI Lin, ZHA Xiao-chun*

(College of 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analyzed the flood disasters impact on social economy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discussed the causes of flood disaster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esults provided a reference to learn the occurrence rules of historical floods in upp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and provided a great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to control and mitigate flood disasters and utilize water resources reasonably in Hanjiang Basin, eve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Yangtze Rive.

Key words：Upper reaches of Hanjiang River; Eastern Han Dynasty; Historical floods; Impacts; Cause

中图分类号：S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581(2016)02-0090-06

作者简介：姬霖(1992─)，女，山西临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方面的研究。*通讯作者：查小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ZS07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030637、41271108)；中央高校基金项目(GK201301003)。

收稿日期：2015-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