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当初的漂泊西南，日后的四海为家，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象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生活上的艰难”压不住“精神上的愉悦”。当时也许多有抱怨，今日看来，却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九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工作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从“宏大叙事”到“私人记忆”

十年前，借重刊《中古文学史论》之机，我谈论“南渡意识”之于这部名著产生的意义：“四十年代漂泊西南的学者们，普遍对六朝史事、思想、文章感兴趣，恐怕主要不是因书籍流散或史料缺乏，而是别有幽怀。”七年前，我专门撰文，推介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重提陈岱孙对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的总结，以及冯友兰关于西南联大如何“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表彰。五年前，我从吴宏聪先生赠我西南联大照片说起，提及我先后问学的几位导师均出身西南联大，这一点对我的学术经历影响极深。两年前，我以钱锺书刻画“三闾大学”的《围城》和鹿桥描写西南联大的《未央歌》为例，讨论抗战中不同类型的大学想像——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今年四月，春暖花开时节，我在云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