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咏梅

2008年，笔者的《孔飞力中国学研究》一书出版，我在书末写道：“祝愿孔飞力先生安享退休生活，在新英格兰自由美丽的天空下，闲适地继续与中国保持亲密的文化联系。”孔飞力教授于2007年从哈佛大学荣退，2008年，他的最后一本大作《Chinese among Others：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出版。

事实上，孔飞力先生的最后岁月，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贝德福德的小镇老年公寓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直到2016年2月11日傍晚，停止呼吸。据他的老朋友柯文教授讲，孔飞力最后连开口讲话和起身都十分困难，这对一个临终的老人也许是正常的，但对于敬重他的中国学者来讲，我们依然十分好奇，这颗智慧的大脑究竟带着什么样的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新研究构思离开人世？他有没有留下如他的老师史华慈那样一篇充满人类大情怀的遗文？

1999年，孔飞力在悼念史华慈的短文中，对老师充满了敬意，称史华慈把学生当作与他一起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的探索者。史华慈深信，凭着同情的了解和诚实，是可能跨越时间和文化的巨大鸿沟达成理解的，这二者是普遍的人类意识。正是史华慈的这一信念，给予了孔飞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信心。

《叫魂》：史学经典，谁人再续？

孔飞力先生1933年9月9日出生于伦敦，成长于美国，毕生献给中国历史研究。他的祖父是从德国移民美国纽约的皮货商，父亲曾是《纽约时报》伦敦站总编辑，母亲1920年代是《纽约客》杂志和《现代历史》杂志编辑，夫妇二人曾多次到亚洲和苏联访问考察，以Delia&Ferdinand Kuhn的名字出现于报端、书籍之上。

孔飞力对亚洲的最初兴趣来源于父亲。1952年，其父在日本担任摄影记者，1954年，孔飞力毕业于哈佛大学。可能因为父亲的关系，他在大四那年学习了日文。大学毕业后，孔飞力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又学了一年日语和日本史。也许他原本是要研究日本的，但人生的轨迹后来却偏向了中国，而转机是他在1955年夏回到美国后在位于加州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中一年的中文学习。

1957年随着反共参议员麦卡锡去世，麦卡锡主义寿终正寝，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鼓励美国学生学习包括中文在内的七种最急需的外语，推动了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的发展。在《国防教育法》刺激下，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美国政府和卡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基金会，为各大学建立中国学学科提供了大量经费资助，新的职业机会以及难学的中文和悠久的中国文化对智力的挑战，吸引了一些极有才华的青年学生，孔飞力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步入中国历史研究的殿堂。

孔飞力服役三年，后来18个月是在东海岸服役，其间还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硕士，并于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进入哈佛大学历史学与远东语言研究所师从费正清、史华慈，1964年以一篇《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获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1962年他与华人女子Sally Cheng结婚。他的第二任妻子Mary Smith曾是哈佛燕京学社职员，曾在柬埔寨工作，熟悉东南亚，这对孔飞力的移民史研究是有帮助的。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孔飞力是很神秘的，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细节触摸到生活中的他是怎样一个人。孔飞力一生主要出版了四本书，每一本书都献给特定的人。第一本《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70）献给父母，第二本《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献给他的第二任夫人，第三本书《现代中国的起源》（2002）献给恩师史华慈，第四本书《他者中的华人：现代移民》（2008）是献给他的三个子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飞力心中最重要的几个人，不外是父母、恩师、夫人和子女。

2004年9月至2006年1月，笔者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有幸当面请教过孔飞力先生，并听过他的“阅读中国档案”和“海外华人”两门课，感受到孔飞力还是一个热爱学生的好老师。他对学生和蔼又严格。我还清晰地记得他每次拉长声音柔和且面带微笑地叫一个名叫“Max”的大男生发言的神情，简直就像一个宠溺孙子的爷爷。他在课上对钟人杰（清末农民起义领袖）档案解读得非常深刻且有声有色，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写出《叫魂》的续编，可是他对我说：“我要把这个研究课题留给我的学生，希望我的学生来写！”

他自己的研究得益于对中国清宫档案的研究，这当然要归功于1980年代以来中美学术交流合作的正常化，特别是中国历史档案向世界的开放。所以，他在教学中一直特别推崇学生们重视档案研究，分析历史档案的特点，告诉他们窍门，鼓励他们踏踏实实地利用档案做扎实的研究。他在哈佛最后一次的海外华人移民史课，我从头到尾听了，那一次我们是吃着、喝着他亲自背来的点心和饮料上课的。

他的课是要点名的，而且学生光坐着一言不发是不行的。但是，有一次上课，他自己却缺席了，原来他“翘了课去帮民主党候选人克里拉新罕布什尔州的选票”去了。学生们笑笑，一哄而散，没人“告发”他，我甚至觉得这样的老先生才真实可爱呢！由此可见，孔飞力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政治活动“积极分子”，而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当然可以发现他对政治问题的深切关怀。

撑起哈佛东亚研究中心

与许多学者相比，孔飞力先生“手慢”，发表的东西不多。我在做博士论文期间，仔细搜罗过他的所有“成果”，除了众所周知的四本书，还有一本《清代文献介绍：第一卷：阅读文献：钟人杰叛乱》，是1986年费正清中心出的与费正清合作编写的一本讲义。论文和文章有26篇，其中包括悼念史华慈的小文章（《剑桥中国史》第10卷中的“朝代的衰落和叛乱的起源”、“太平叛乱”及第13卷中的“地方政府的发展”都计入论文），还写过17篇短小书评。

如果从他1960年“入行”中国研究算起，56年写出这些文字，真不算多，说他“十年磨一剑”都嫌说快了。但他不以数量取胜，而以质量胜出。斯坦福大学的H.L.Kahn（1991）曾在《叫魂》书评中风趣地写道：“每隔20年，像时钟一样准时，孔飞力都会产出一本我们不能不读的书。”如果说著作的出版才是学者被学界认可的学术标志，那么在每本书之间的这些看起来似乎“沉寂”的漫长岁月里，孔飞力究竟在干什么呢？

我们并不了解他多少私人生活，但有两件事是肯定很花他时间的，即行政和教学工作。孔飞力1963年至1978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担任过远东研究中心主任、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等职。1978年秋，在史华慈力荐下，他回哈佛接替费正清担任希根森历史讲座教授，1980-1986年又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正是在他手中积极争取包括王安在内的捐款，扭转了中心的财政困难，使中心形成了中国研究、日本研究、韩国研究三足鼎立的局面，并资助一批年轻博士生来中心访学，修改出版博士论文。

在退休之前，孔飞力还担任着东亚系系主任的工作。行政工作之外，他几乎花了一半的时间和精力在教学和指导学生方面，这是其亲口告诉笔者的。孔飞力的“阅读中国档案”这门课程是哈佛的经典课程，他的老师费正清当年也非常重视中国档案，但孔飞力开设的这门课恐怕受日本学者的影响甚大。

1949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宫崎市定和安部健夫教授发起开办了“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直到1971年终止，持续二十几年。孔飞力于1965-1966年获得富布赖特基金会资助来到日本，参加了这一研究班，孔飞力把这种阅读、讨论朱批奏折的学习研究方式引入了哈佛大学中国史教学中，视其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必经之途，在教学中把他个人利用朱批奏折从事历史研究的经验分享给学生。

孔飞力对于清代叛乱的产生根源，多从官民矛盾上去分析，认为官逼民反是主要原因，由此，他对钟人杰等清代叛乱领袖，往往持同情甚至是赞赏的态度。在讲到税收问题时，孔飞力说，美国各个城市或镇都有居民委员会，每增加一项税收，都要开听证会，这些人会非常仔细地审查政府的开支项目，监督政府的行为，中国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认为，类似于钟人杰那样的中间人有可能会在中国再次出现。

孔飞力对中国和美国都有现实的关怀，但他不是简单地批评现实，而是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看到许多问题的历史延续性和复杂性，既反对把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变化都归因于西方的冲击，又反对简单地套用“公民社会”等西方术语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但这些也并不妨碍他用诸如“政治参与”、“国家合法性”、“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政治竞争”、“国家与社会”等普适性话语体系来思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

听孔飞力的课是很带劲的，很多精彩的语言只可惜我没有录音下来。一位真正的好学者，往往是良师。孔飞力的学术成就不仅仅是他留下的文字作品，还有他培养出的大批学生，有的已经成为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大牛”，如杜赞奇（Pasenjit Duara）、卜正民（Timothy Brook）、柯伟林（William Kirby）等。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温1977年9月19日史华慈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的推荐信中对孔飞力的期许，会佩服史华慈识人的精准：“我坚信孔飞力教授必将卓越地保持哈佛近代中国史研究的领先地位。”

成为“中国中心观”代表人物

孔飞力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圈子里名头很大，与魏斐德、史景迁并称为“汉学三杰”，被称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第二代”和“中国中心观”的重要代表人物。虽然他著作不如其他两位多，但柯文称赞他每一本著作都完全不同于之前的著作。不断探索学术新领域，的确是孔飞力的一大特色。

孔飞力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利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及方法，对1796-1864年间中国社会的军事化过程、组织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关注的是“叛乱的敌人”（士绅）而非“叛乱”本身，与罗尔纲、简又文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不同，也有别于美国学者梅谷（Franz H. Michael，1907-1992）、斯佩特克（Stanley Spector）等晚清军事化问题研究先驱的作品，颇具原创性。

此书的核心观点是，士绅权力借地方军事化而扩张，而在后来《剑桥中国史》关于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发展的研究中，他又认为国家机器试图重新将地方政权官僚化。国家与士绅（社会）的拉锯较量，是他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迁过程的总体观察。而这样的研究范式，明显受到了当年在美国大学里工作的中国学者张仲礼、瞿同祖、萧公权、何炳棣的影响，孔飞力在不同场合都充分肯定了这些华人学者的学术贡献对其的帮助。这一研究范式倾向于把国家与名流之间的竞争关系视为“零和游戏”，把秩序视为国家控制的产物。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地方名流的研究突破了这些框架，像罗威廉（William T. Rowe）、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杜赞奇、华如璧（Rubie Watson）、麦科德（Edward A. Maccord）等人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的地域性，还是名流的复杂性等方面，都拓展了孔飞力等人的早期研究。孔飞力还怀疑用鸦片战争这一外部事件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恰当性，而主张用1864年后地方权力旁落地方名流、士绅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认为其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影响直至20世纪前期中国的行政和社会，此书被柯文视为“中国中心观”的主要代表作。

孔飞力的第二本著作《叫魂》是一本叫好者众的“大书”，1992年获得美国亚洲学会颁发的“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1999年由陈兼、刘昶译为中文，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该书颇显孔飞力历史写作的功力，又被视为“新文化史”之作，很多人读后都发出了“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写！”的感叹。该书特色可谓选材偏、构思妙、视角多、识见深、文笔佳，堪称历史写作的经典之作。

1984年，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孔飞力来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本想研究的问题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如何影响其政策的实际运作，结果发现了1768年乾隆盛世年间围绕“叫魂案”的大量文献，正是在解读这一在清宫档案中只能算微末史实的基础上，诞生了《叫魂》。他用近一半的篇幅讲故事，用一半的篇幅多视角地阐释故事背后的种种问题，涉及社会、经济、民俗、宗教、法律、心理和政治等诸多方面，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民众、官僚、君主面对亦真亦幻的“叫魂”妖术所表现出的行为和心态，可谓“小题大做”。

该书表明，美国中国学已超越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学家对中国的“通史”性研究，不再追求“大而全”，而是深入到社会历史的细微之处，从关心上层政治和精英文化到关心各个阶层、各个区域的生活实况。值得注意的是，孔飞力写的是一个“小”历史，但他绝没有犯费正清曾经批评过的那种碎片化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错误，他始终有大视野、大关怀，以小见大，体现了年鉴学派整体史观的影响，采取了新文化史路径。

孔飞力通过叙述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比较生动、直观地探究了诸如盛世中的经济隐患、人口向下流动的社会后果、社会传播对意识的影响、发辫的政治意味及人类学含义、僧道的社会地位、民间信仰、大清刑律、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的张力等理论问题，以档案为基础，融“引人入胜的故事”与“扎实的历史知识”为一体，使这部作品既不同于怀疑、解构历史真实的后现代史学，也不同于枯燥说理性的社会科学式的历史著作，且让人联系到文革、“非典”时期流言传播等现象。正如译者所言，其构建了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实现了史学与文学的精妙结合，大气磅礴的理论框架支撑着精致耐看的细节描述，使得一段原本微末的历史呈现出斑斓迷人的色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孔飞力的中国史研究在两个向度上展开，一个是中国政治史研究，一个是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结果就是《现代中国的起源》（2002）和《他者中的华人：现代移民》（2008）的出版。

《现代中国的起源》虽然篇幅在孔飞力的几本书中最小，但短小精悍。经过漫长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孔飞力已积累了丰富的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思考。在他看来，要理解现代中国的起源，需要从中国自己的思想传统中去寻找。该书开宗明义提出了三个影响晚清和现代中国的紧要问题：“政治参与的拓宽如何与增强国家权力和国家合法性相一致？政治竞争如何与某种公共利益相协调？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与地方社会的需要相一致？”从魏源出发，经由冯桂芬、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一直到毛泽东，中国现代国家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及其答案，既在重复，又在深化。

他对中国这一庞大国家政治制度变迁的困难性抱持同情的理解，现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包含一些“老问题”：“如关于参与的边界的划定，如何确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需要的关系。这些难题的解决，在晚期帝国时期就足够困难了。是否能够在一个地区差异巨大、人口过亿的国家解决，这是无法预见的，因为这样庞大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该书被认为是孔飞力有关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的大成之作，总括了他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看法。

收官于海外华人移民史

孔飞力中国学研究的收官之作，就是有关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研究。在我看来，这是颇为意味深长的。1993年，孔飞力在哈佛开设移民史课程“The Chinese Overseas”，据说原因是哈佛的亚裔学生日益增多。而我在他的课上感觉到，虽然孔飞力已经是第三代德裔美国人，他仍然在强调着他的移民身份，这也许只是个人原因。孔飞力甚至在回答我关于他晚年何以转向移民史研究这一问题时说：“因为研究移民史，我可以周游世界啊！”听是笑谈，其实，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孔飞力为了研究移民史，晚年四处奔波，这当然需要资金支持。

2006年12月18日，孔飞力先生在回复我关于他移民史新著的进展时这样写道：“我的移民史著作，正如王庚武老师所说的，是一种比较研究，范围涉及东南亚、美洲、澳洲和欧洲，甚至涉及非洲，据我所知，这种全面的、综合的比较研究是很少见的。当然，东南亚仍然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因为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史是历史最长、移民数量最多的。如果不同华人移居的其他社会类型进行比较，就不能彻底地理解殖民地的经验。例如，在北美洲，华人既经历了排华运动，也经历了1965年之后移民政策的放宽，这使得美国和加拿大成为中国移民最大的去处。”

孔飞力的这部著作，全面、综合地讲述了一部海外华人移民通史，其时间跨度之大，区域范围之广，涉及主题之丰富，理论概念分析之精细，在同类著作中不可多见，体现了美国中国学超越“中国中心观”而追求多个流动中心的跨区域比较研究的学术发展趋势。孔飞力以世界历史眼光，考察了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这两种视域的交融。移民的成功与失败，艰辛挣扎与忍辱负重，适者生存与奋斗抗争，大量历史细节由孔飞力充满同情而又平实的语言勾画得条分缕析，充分体现其驾驭历史大视野的深厚学术功力。

华人移民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被北美的白人认定为他们天生具有奴性，这是“他者”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孔飞力将海外移民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认为海外移民是国内移民这个更大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特例。他突破了以往爱国华侨研究范式，而是利用历史生态学理论和方法，围绕着海外移民生存这个问题，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侧面研究海外移民这个特殊人群的生存环境、生存策略、生存压力、生存特征等丰富的历史表象和规律，大大拓展了海外移民史研究的内容。

此外，他还利用了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的方法。孔飞力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想，即考察移民史，与其说是移民与故乡的分离，不如说是他们与故乡的联系，“在严格意义上讲，多数人并不是‘离开中国，他们只是扩大了劳动者与家庭之间的空间尺度。”他认为，中国人往往只是暂时工作和生活在别国，很多中国人最终都要回国的。

孔飞力曾在《叫魂》中写道：“归根结底，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将意义赋予生命，意味着我们应当把历史看作是活生生的人的历史，看作是生命欢乐和痛苦的历史，然后才能了解历史的意义。而这样的历史学家，必然是有激情的历史学家，这样的激情必将激励着历史学家生命不息，探索不止。我认识的孔飞力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