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云霄

春节长假刚结束，很多打工返乡过年的农民尚未回城，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总体布局留守儿童问题。这是迄今中国大陆关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规格最高的文件。意见明确了家庭尽责、政府主导、全民关爱和标本兼治的基本原则，在强调政府主导的同时，要求“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

《意见》中“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的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与国际接轨，但是在当前中国城乡二元鸿沟背景下，如何借助政府扶助，充分发挥家庭责任，是一道不小的难题。全国妇联曾于2013年发布《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估算大陆至少有6100万留守儿童，其中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占3.37%，数量高达205.7万。此次《意见》强调了家庭责任，尤其是父母的监护，但如果没有其他配套措施的跟进，能在多大程度解决留守儿童独居问题，仍不乐观。

作为近年来留守儿童恶性事件频发的贵州省，解决问题的措施在不断增加，力度也不断加强，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向《凤凰周刊》介绍，目前贵州省共有0-14岁的留守儿童约105.7万人，要想完全解决他们的问题，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山村今昔

2月，贵州毕节市的空气阴冷潮湿。环东路上，车来人往，无论菜场的菜贩、烤豆腐的阿姨，还是修理店的老板，对于三年多前发生的那场悲剧，似乎都成了遥远的过去。

2012年11月，5个从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流浪到市区的留守儿童，在环东路附近的一个垃圾箱内烧火取暖，最终一氧化碳中毒身亡。据称，这些孩子家庭贫困，以稀饭和盐巴为食，曾经多次逃学外出流浪。

2015年6月，同样是毕节市，远郊的天坎乡茨竹村有4名留守儿童在家服毒身亡，则进一步暴露出，留守儿童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以及学习方面问题，还有心理问题。

“（留守儿童）逃学现象曾经比较严重。”一位曾在毕节城里找他的孩子多次的家长告诉《凤凰周刊》，五年前他读初中的孩子经常逃课，有时候直接爬山去玩几天，有时候从毕节直接打车去亲戚家，最多的一次在网吧连续上网一周。大酒店的大台阶上、路边的客车车厢、公路下面的桥洞经常睡着孩子，天气冷了，就从垃圾箱里翻出破烂生火取暖。

不过，这一情形如今已不复存在。《凤凰周刊》记者多次前往毕节人民公园东面的桥洞——这里曾是一个流浪儿童据点，如今已经看不到一个孩子，街上巡逻队员的任务之一，便是发现并救助流浪儿童，把他们送回家。

一系列的悲剧确实给毕节带来了变化。比如多个乡镇还启动上千亩的果园规划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希望留住外出打工的农民，彻底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

一位农村小学的校长告诉《凤凰周刊》，如今农村学校多了一件任务，即开展老师的心理教育培训，专为留守儿童做好心理疏导工作。一个创新性的举措是，一些村子已经试行“在敬老院附近建幼儿园”，形成老少共管互管。

丙申春节，大量外出打工的青年回家过年，一两周后，他们又返回浙江、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打工，很多长途客车运营老板都在乡里设置售票联系点，车费比平常要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挣钱是村民外出打工的目的，贵州大山里，石头缝里的庄稼收成不理想，许多乡镇，很难找到一个可容纳五十人以上的企业。欠发达的经济现状，年轻人只能走出乡村打工赚钱，而且，对于没有养老金的农民来说，多生几个孩子，就意味着年老的时候多几分生活保障，从而也造成了更多的儿童在留守。

除了生孩子和打工，年轻夫妻的另外一个重大任务是：建房子。许多夫妻在沿海地区的工厂里俩人一个月可以挣到6000元，打工五六年时间，可以积攒10万元左右，然后回家修一栋100多平方米到300平方米不等的房子，却常年只有孩子和老人在居住，很多当地人形容为“只有新房没有家”。

据悉，4个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后，其父亲从打工地返回毕节处理后事，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在村里出现过，直到2015年12月才回到家中，待了一个月左右于2016年1月初又返回福建在一家渔船上打工，没有在家过年。据其亲人介绍，4个孩子的母亲，事发8个月至今，一直没有在村里出现过。

孩子的妈妈们“跑了”在当地亦非常普遍，一个村民介绍说，“这年轻人在外面打工时好上了，生了孩子送回老家来，一看村子里这种条件就不愿意继续过了。”

根据村委会留守儿童档案，该村151名留守儿童中，有43名儿童的母亲那一栏标注的是“无联系”、“失联”、“离家出走未归”等字样。

基层的压力

18岁的贵州大方县女孩何娇，是2015年当地唯一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学生。她出生于农村家庭，母亲在她11岁时过世，父亲在贵阳靠搬运零散物品为生。何娇有很多同学中途辍学，外出打工。她告诉《凤凰周刊》，他们同学之间很少联系，不知道生活情况如何。

《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在毕节市每个乡镇都有一所初级中学，每个中学都在1000名学生左右。但是多个县的高中学生的人数，不到初中学生一半。这意味着，很多孩子初中毕业后，开始外出打工，而其中不少未到结婚年龄就结婚生子，接下来又造成大量的留守儿童。

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读书是一件辛苦的事，而不少留守儿童由于没有父母看管，辍学情况十分严重。“控辍保学”成了当地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些地方政府的举措是，对“控辍保学”实行政府线、教育线“双线”目标责任制和县长、教育局长、乡（镇）长、村长、校长、家长、师长等“七长”负责制，定期对学籍变动情况进行分析，重点监控辍学现象。

贵州省委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中，8次提及村（居）委会。文件规定，发挥乡村两级组织特别是村级“两委”干部作用，努力把工作做细做实，确保各项责任和政策措施到位，落实乡镇政府和村（居）委会监督责任。

据毕节市民政局统计，该市有0-14周岁的留守儿童330695人，其中3009人处于事实上无人监护照料状态。相较之下，该市在乡镇具体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有837人，人均服务留守儿童对象395人；在村（居）从事留守儿童工作的村干部按每个村（居）2-3名计，每名村干部人均服务留守儿童对象32人。

毕节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局副局长李晓玲曾公开表示，省里、市里都很重视留守儿童工作，各部门都在做相关工作，但是所有的工作最终落实还是在村里面。对于“假落实”，只有加大督查的力度。但现有村镇力量不足，村镇干部学历不高，需要解决人手、能力素质、待遇问题。

5个孩子在垃圾箱内取暖闷死后，毕节市在处理相关责任人的同时，公开承诺，每年提取市、县（自治县、区）行政事业公用经费的8%，设立6000万元的留守儿童关爱专项资金。另据毕节市财政局官网发布的《全市2013年-2015年留守儿童关爱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显示，三年留守儿童关爱专项资金的资金总额共计17724万元。

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专项资金安排使用的三个主要方向，包括改善学生生活条件，如学生宿舍建设、食堂建设等。这些钱花到哪里了？留守儿童的艰难困境有没有缓解？这一连串问号，引发了社会人士的关注与质疑。

2016年1月12日，贵阳市中级法院正式受理了知名网络爆料人周筱赟起诉毕节市政府、贵州省政府的总计7个行政诉讼案件。周筱赟曾于去年申请毕节市政府公开1.77亿元“毕节市留守儿童专项救助资金”相关信息，后认为毕节市政府的答复内容答非所问，向贵州省政府提请行政复议却遭驳回，周筱赟因此向贵阳中院起诉毕节市政府及贵州省政府。

解决的思路

留守儿童连续出事后，贵州官方在不能彻底解决孩子留守问题情况下，曾希望用“寄宿制”来解决问题。

贵州官方提出，“十三五”时期，完成农村幼儿园、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设，全部免除（补助）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就读高中、大学的学杂费，让寒门学子求学无忧。贵州的目标是：计划到2017年底每个乡（镇）建成至少1所标准化农村寄宿制学校，配套建成1个标准化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和学校少年宫，实现有寄宿需求的农村留守儿童学生小学80%在校寄宿、初中100%在校寄宿。

贵州省教育厅、省妇联要求各地要加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抓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确保在校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帮扶精准化，提升留守儿童在校幸福指数。

但学校并非净土，2015年5月5日，贵州省毕节市中院对七星关区田坝镇先进小学校长杨大志性侵6名留守幼女案一审宣判，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判处杨大志死刑。事件尚未平息，7月4日，毕节市纳雍县某中学八年级学生郑雄被同学强行拉出学校，在校旁小巷遭围殴丧命，郑雄也是一名留守学生。

日前出台的国务院《意见》显然意识到了仅靠学校和社会主导的不足，《意见》强调了家庭的监护责任，明确了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四条基本原则，其中首要的原则就是“要坚持家庭尽责”。民政部副部长邹铭称，确有个别外出务工父母缺乏监护责任意识，很少回家看望和联系在家留守的子女，甚至还有人“只生不养”，几乎不跟留守在家的子女联系，造成一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受到严重的损害。

与家庭主体责任相配套，《意见》特别规定了干预机制。

不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邓大才认为，《意见》规定很好，但实施上仍无法避免“谁来操作，如何操作，怎么处分”的难题。

毕节市委书记陈志刚认为，做好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要注重“四个强化”，确保“四个到位”。一要注重强化建档立卡、确保精准管理到位。要建立档案，全面掌握留守儿童的家庭状况、学习状况、生活状况和监护人状况。二要注重强化监护保护、确保责任落实到位。三要注重强化齐抓共管、确保关爱服务到位。四要注重强化兜底保障、确保救助救济到位。

毕节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局副局长李晓玲提出的思路是，在无法彻底解决父母回到孩子身边的情况下，在农村设相关岗位关爱留守儿童，聘请有资质的社工来做。根据这个设想，按照最低工资标准1500元测算，全市3660个村居每村落实一个岗位，预计每年需要5490万元。这笔钱显然并不算多。

春节前结束的贵州两会，来自贵州省教育厅的数据显示：2015年财政省级项目资金77.7亿元用于教育；中央财政下达贵州教育项目资金173.5亿元；省财政返回教育厅结转和结余资金1.3亿元继续用于教育。

两会上刚从“代省长”正式当选贵州省长的孙志刚表示，“十三五”时期，贵州将走出一条穷省办大教育的图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