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超 ，强茂山，夏冰清， 郑腾飞(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管理与建设技术研究所，北京100084)

0 引 言

溪洛渡水电站位于金沙江下游，工程主体拱坝最大坝高285.5 m，装机容量约1 400万kW，是世界上已建成的第3大水电站，仅次于我国三峡水电站和巴西伊泰普水电站。淹没区涉及云南省永善、昭阳、巧家、鲁甸，以及四川省雷波、金阳、昭觉、布拖、宁南等9个县区，迁移人口约5.27万人，库区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补偿静态投资约64.62亿元[1]。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适应移民营生边界条件的变化对原定安置规划进行了调整，江城、孟连等地部分安置点改动甚至撤销[2]。截至2014年底，移民投资完成额已明显超出可研阶段总预算。其原因为传统“以损定补”思路主要关注于移民搬迁前土地、房屋等“硬性损失”，而对搬后生产恢复条件、社会关系及公共服务等“软性要素”的考量相对缺乏，部分移民搬迁后难以形成有效的综合可持续发展能力。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基于移民营生资本角度构建研究框架，对雷波、德昌和西昌3县(市)共7个移民安置点开展入户调查，系统考察移民搬迁前后的生存状况，进而为溪洛渡工程移民的持续化营生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同时为国内同类大型水电移民工程提供借鉴参考。

1 调研框架

为全面考察水库移民发展状况，本文以Scoones，McDowell和Bui等学者关于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相关研究为基础[3-8]，结合对湖北、四川部分水库移民的2轮预调研成果，构建调研框架如表1所示，其中1级指标由人力资本[3,5]、自然资本[6]、经济资本[3,5]、社会资本[7]和公共资本[5]构成，下设相应2级度量指标，以全面评估和衡量水库移民营生资本在搬迁前后的生活生产状况。

表1 调研指标框架Tab.1 Framework of the investigation

2 调研方法和样本选取

考虑到移民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情况，采用研究人员赴现场与移民面对面发放、解释和代填问卷的调研方式，问卷使用7点式Likert量表评估各要素的水平，调研数据使用SPSS Statistics 20进行统计处理。调研共走访雷波、德昌和西昌3县(市)共7个移民安置点，对97户移民家庭共571位移民样本进行了入户调查；选取样本涵盖集中/自行安置、就地/外迁安置、施工区/围堰区/库区的移民，确保了样本选取的多样性和代表性。调研样本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3 调研结果

3.1 数据质量检验

接受调查的移民当中，62.9%为男性，37.1%为女性；57.7%为汉族，42.3%为彝族，其中彝族移民多分布于离原住地较近的雷波安置点，而汉族移民更多外迁至西昌、德昌等地安置点；14.4%受访者年龄为21～30周岁，47.4%为31～40周岁，32.0%为41～50周岁，5.2%为51～60周岁。被调查移民样本性别、民族及年龄分布相对合理，数据具有较好代表性。

表2 移民样本分布情况Tab.2 Distribution of samples

问卷由调研者当面询问移民后直接填写，因此回收率达到100%；其中有效问卷为93份，占全部样本数95.9%；无效问卷包括受访者无法给出准确回答或数据明显存在错误，共4份，占全部样本数4.1%。效度方面，对调研数据进行Kaiser-Meyer-Olkin (KMO)和Bartlett球体检验。其中KMO检验结果为0.771，高于0.7，而Bartlett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水平P<0.05，说明调研问卷的效度良好[9,10]。信度检验方面，整份量表Cronbach系数值为0.842，各指标间的内部一致性通过检验，本调研问卷的信度较高[10]。

3.2 移民营生资本变动基本情况

人力资本方面，获取非农报酬人口比例出现明显增长，搬迁前93.9%的劳动适龄人口从事农林牧渔生产，6.1%从事非农职业；搬迁后该比例变为84.2%和15.8%。在地域分布上外出比例亦有明显提高，搬前常住人口占95.1%，在外人口占4.9%，搬迁后该比例变为86.2%和13.8%。此外移民受教育水平得到提高，搬迁前完成小学教育人口占51.5%，完成中学教育人口占22.6%，完成大专及以上教育人口仅为1.8%；搬迁后相应比例分别为53.4%、25.0%和2.8%。人口结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生产技能方面，使用7点式Likert量表进行度量，“7分”表示移民可以熟练掌握相应技能，“1分”表示未能掌握。搬迁前移民对“农林牧渔生产技能”平均评分为6.67，而搬迁后该评分下降为4.97。“外出务工技能”搬迁前相应评分为3.73，搬迁后上升为5.40，反映移民在搬前后外出务工技能水平有所提高，该现象与上述人口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的变化趋势相吻合。

自然资本方面，受我国“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制约，搬迁后移民所拥有的土地数量普遍明显减少。搬迁前家庭平均拥有的土地面积为1.2 hm2，而搬迁后仅为0.32 hm2。大部分移民认为土地数量不足，对土地面积的满意度从搬迁前的6.53下降为搬迁后的4.57(使用7点式Likert量表，7分表示“非常满意”，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下同)。土地肥沃程度方面，安置点土壤条件尚可，与搬前条件较为接近，满意度分值在搬迁前后分别为5.53和5.67。在耕作便利性方面各地略有不同，西昌和德昌安置点土地更为平坦，有利于耕作，但同时地里散石较多造成了一定不便，其满意度分值在搬迁前后分别为5.25和5.37。灌溉条件大体与搬前持平。畜牧养殖方面，养殖数量从搬迁前平均10.7头(只)下降为搬迁后的5.9头(只)，相应满意度从搬迁前的5.43下降为搬迁后的4.16。满意度评分如图2所示。

图1 搬迁前后人口结构Fig.1 Population struc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replacement

图2 搬迁前后自然资本满意度评价Fig.2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nature capital before and after the replacement

经济资本方面，农林牧渔生产收入占主要地位，搬迁前达到家庭年均总收入的84.1%，搬迁后也维持在72.3%；当地副业收入(经营零售店、从事短途运输等)仅占总收入的6.1%(搬迁前)和11.3%(搬迁后)；外出务工收入搬迁前占9.8%，搬迁后为16.4%，可见务工收入占比有所提高但依旧较小。从收入绝对值上看，搬后农林牧渔生产收入大幅减少，副业收入也受到了影响，外出务工收入则出现了一定增长。支出方面，饮食支出与搬迁前基本持平，但由于教育和医疗支出、人情支出等方面开销的增加，移民家庭年均总支出与搬迁前大致持平或略有提高。在收支平衡上部分家庭出现了入不敷出。实物资产方面，由于获得了补偿款，该部分资产在搬迁后得到了大幅提高，移民在搬后普遍拥有了更好的住房。

社会资本方面，与亲友的交往状况通过常往来亲友人数、参加“婚丧嫁娶寿”频率加以反映。入户调查显示，“常往来亲友人数”搬迁前平均为41.7人，搬迁后为43.6人；“参与婚丧嫁娶寿次数”搬迁前平均为34.2次/a，搬迁后平均为37.6次/a，说明搬迁对于移民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并未造成明显破坏。与安置地原住民关系方面，雷波就地后靠的移民安置地距离迁出地不远，能很快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矛盾较小或不存在；而外迁移民刚到安置地时有时会被欺生，和原住民存在一定生活冲突，但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紧张关系通常得到缓解。“与周围居民关系、社交帮助”搬迁前评分为6.93，搬迁后为6.06。此外文化习俗、生活习惯适应基本不存在问题，相应满意度评分为6.91(搬迁前)和6.89(搬迁后)。

公共资本方面，用电条件较搬迁前得到了较大改善，但用水条件各安置点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相应得分为5.43、5.26(搬前)和6.20、5.37(搬后)；交通条件、通讯条件在搬迁后得到了明显改善(搬前为4.63、5.63，搬后为5.97、5.97)；集市交易条件方面，移民也认为搬迁后更为快捷便利，相应得分为4.67(搬前)和5.46(搬后)；医疗、教育等满意度均有明显提高(搬前4.10、4.67，搬后6.10、6.37)；公共治安条件有所恶化，出现了针对移民的偷盗等犯罪行为(搬前6.59，搬后6.06)；技能培训满意度评分较搬前有所提高(搬前4.07，搬后4.67)，但移民同时反映地方政府对技能培训仍不够重视；农村专合组织的建设力度较搬迁前有所加大，相应满意度评分有所提高(搬前4.37，搬后5.16)；融资支持有所改善但依旧不足(搬前4.26，搬后4.73)。相应满意度评分如图3、图4所示。

图3 搬迁前后基础设施满意度评分Fig.3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infrastruc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replacement

图4 搬迁前后公共服务满意度评分Fig.4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public service before and after the replacement

4 问题原因及对策分析

根据上述数据结果，移民营生资本变化可大体划分为提升、持平和下降3类。通过对移民访谈调研分析其变化原因，藉此作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变化情况及原因整理如表3所示。

表3 营生资本变化分类及原因分析Tab.3 Changes of livelihood resources and their causes

相应的对策建议可主要针对移民营生资本的下降部分制定。对于农牧生产技能下降，虽然气候和作物变化为外部不可控客观因素，但移民技能培训等主观措施完全可由水电开发企业和地方政府给予重视和加强。目前水电开发企业在规划投资和社会责任支出中专门计列了培训费和其他相应费用，交付地方由政府组织实施，然而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不够到位，部分移民反馈“虽有专家前来指导，但态度不够认真，指导时间较短，次数也较少，还是不够重视”、“虽有技术培训，但种植新作物主要还是得靠自己摸索”。可见对于溪洛渡工程而言，加强移民技能培训是其中一个关键的改进方向，也具备提升和改进的空间。对于治安条件，部分移民反映刚搬到安置地时，出现外来抢劫盗窃团伙，专门选择人生地不熟的移民作案。为此移民曾自发组织巡逻队应对，各家出钱购买对讲机等设备，并轮流执勤。地方治安部门应对移民这一特殊群体给予足够关注，帮助移民度过适应期。

对移民影响最为显著和关键的营生资本变化还有土地数量减少和畜牧养殖条件恶化，由于土地减少、移民尚未掌握新作物种植技术、部分新作物刚投产未能形成稳定收益，部分移民家庭出现了入不敷出，停留在“吃老本”的状态，难以形成有效的综合可持续发展能力。移民反映“生活比以前好，就是收入太少”，说明虽然搬迁后基础设施等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生产恢复仍是当前移民问题最大的难题。其原因一方面来自气候变化、土地有限等外部不可抗因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安置规划确实对搬后生产恢复条件估计不足。《溪洛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部分“安置后主要指标”(尤其是人均纯收入)的预测值与调研所掌握的数据存在一定出入。根据以上情况，虽然气候、土地、畜牧养殖条件等因素难以改变，但其他营生资本的上升和改善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突破口。调研表明，越来越多的移民外出寻求其他经济收入，尤其新一代的年轻人具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普通话水平，更易适应城镇的生活习惯和工作要求，成为外出务工主体。移民相应的外出务工技能增强(体现为人力资本相应评分提高)，非农报酬人口比例增加，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上升(在调研数据中均有体现)。移民外出务工趋势的形成，以及移民安置点距离城市较近的地理优势为移民生产方式转型提供了可能和有利条件。移民生产恢复的突破口可从以务农收入主导到非农收入主导的转型入手，水电开发企业和地方政府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年轻人的外出务工趋势以及安置点的地理优势，一方面进一步提高移民教育水平，鼓励劳动力输出，为移民城镇化提供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充分考虑转型期较长的现实问题，通过定期入户调查等手段及时掌握转型期内移民生产状况，必要时提供融资优惠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5 结论与展望

针对溪洛渡工程移民搬后实际情况与原定安置规划出现偏差，部分移民生活生产恢复存在困难等问题，本文从移民营生资本角度构建调研框架，通过对雷波、德昌和西昌3县(市)7个移民安置点开展入户调查，分析了移民在搬迁前后的营生资本变化情况，进而为溪洛渡工程本身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同时为国内同类工程提供借鉴参考。

研究结果表明，受搬迁影响移民各项生产资本发生变化，其中提高或得到改善的主要包括受教育水平、外出务工技能、水电交通、教育医疗条件等；出现下降或恶化的主要包括农林牧渔生产技能、土地数量、畜牧养殖条件、家庭净收入和公共治安条件等；而土地质量、社交和社会关系、公共经济支持等方面则基本持平。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结合调研访谈，指出自然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下降是造成溪洛渡工程移民当前困境的主要原因，并根据对各项变化的原因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包括充分利用非农生产人口比例增长、外出务工收入提高、移民外出务工趋势形成以及安置点的地理优势等有利形势，鼓励劳动力输出，为移民城镇化和收入转型提供便利条件；同时通过定期入户调查等手段及时掌握转型期内移民生产状况，必要时提供相应经济扶持；此外还应加强移民技能培训，加大针对移民群体的治安维护力度。

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建议可以从以下2方面入手：一是分析各项营生资本对移民总体生产生活满意度以及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作用和贡献，二是构建营生资本货币价值的计量模型，为工程实践提供进一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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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溪洛渡项目编写组. 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R]. 成都：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2005.

[2] 溪洛渡项目编写组. 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云南库区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实施规划设计报告[R]. 成都：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3.

[3] Ian Scoones.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IDS working paper 72[R]. Brighton, UK: University of Sussex,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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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Verma JP. Data analysis in management with SPSS software[M].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