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盟

“互联网+”时代抗战历史记忆的重构与传播

王盟

在“互联网+”时代，对抗战历史记忆的重构和传播，除了面临历史虚无主义等多种思潮的挑战外，还要应对网络史学新的冲击，只有做到论从史出，以史实说话，充分发挥纪念场馆的历史再现功能，重塑学术公信力，才能避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历史记忆被撕裂和虚化。

“互联网+”；抗战历史记忆；重构；传播

在抗战中形成的抗战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宝贵财富，中华儿女理应珍视和大力传承。以往由政府和学院派史学所建构的抗战记忆，在学术公信力日渐衰微的今天，面对着历史虚无主义等多种思潮的严峻挑战。无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互联网虚拟社会，都掀起了一股扭曲和消解抗战历史记忆的思想浊流，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否定近代中国所走过的革命自强之路，消除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从而在个人记忆与群体记忆之间划上一条鸿沟，破坏当今中国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阻断中华民族的强国复兴之路。在“互联网+”时代，面对扭曲甚至虚化抗战历史记忆的不良思潮，我们只有对既有的群体抗战记忆的特点、形成原因等进行梳理，才能审慎、合理地重构和再现抗战历史。

一、前互联网时代：抗战史记忆的构建

历史不仅是一种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由于在纵向时间序列上的不可逆性，对既存记忆文本的不断重构、修正和再审视，也就成为了后人探寻过去、重现历史的一种常用手法。因此，历史记忆的构建和呈现，不可避免地被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大众的集体记忆在这一解构和重组过程中被不断拆解和重构。

在当今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对抗战史记忆的反叛思潮，其原因是此前存在一个已经编织好了的抗战记忆之网。历史的车轮前行到今天，随着众多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相继离世，对遗存历史记忆的持续解读和重构，并借此完成对历史记忆碎片的拼接和再现，就成为了在世之人的历史使命，这就构成了一种带有时代和代际双重文化特色的抗战“集体记忆”。应当说自“九·一八”事变起，中华民族的抗战史记忆书写就已开启，但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前，中国抗战史的主要书写者是中国国民党。自1931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将互联网技术在中国普及和广泛应用之前的这段时间称之为前互联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是抗战史记忆的构建和再现的主导者，通过报纸、书籍、传单、歌曲、电影、电视等传统的传播媒介，直接掌控了记忆的形成和传播，也就直接主导甚至垄断了大众抗战史记忆的构建，使这一时期的抗战史记忆刻上了明显的革命范式解读的印记。在中国抗战过程中，确实涌现出了众多的英雄人物，党和政府通过宣传树立了不少抗战的英雄形象，达到了提振民族士气、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目的。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抗战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和先进事迹成为了抗战记忆传承的重要内容。但是，也因为此时所塑造的身居“神坛”、高大全的敌后抗战英雄形象，反而成为了当下不少民众质疑，甚至撕裂抗战史记忆的“突破口”。此外，党和国家还通过多种形式来纪念英雄，如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盛大阅兵式、拍摄经典抗战影片、编唱抗战歌曲等，从而唤醒和深化了大众对抗战史的记忆。

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正是由于中国公共传播媒介的稀少，并且掌控在政府手中，抗战史记忆的构建和再现很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单方面传播态势。此时的抗战史呈现基本表现为一部敌后抗战史、游击抗战史、群众抗战史，意识形态斗争和党派利益纠葛也夹杂其中，这就成为了今日重构抗战史的一大动机，也成为了部分人攻击毛泽东时代所谱写的抗战史的一大“原罪”。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维护人民思想上的统一和国家的稳定，是党和政府在文化宣传方面的优先考虑，也是无可厚非的。另一方面，作为抗战史记忆的受众，老百姓也处在国家编织的记忆之网中，没有其他渠道来全面认知和质疑历史记忆。因此，在前互联网时代，对抗战史记忆的认知、解读和传播呈现出政府单方面主导的特色，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双重强化，记忆的最终呈现具有系统性特点。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抗战叙述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把抗战故事变成悲情史、受难史；第二次是把由敌后抗战故事为主的叙述，转变为突出讲述国共联合抗日的故事；第三次是把国家化的抗战叙述进一步二战化、全球化［1］。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对抗战中国民党的评价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上，这不仅有政治和时间问题，而且还有我们自身在认识历史问题上存在“左”的思潮的干扰［2］。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过去一些历史事件的认知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历史记忆就这样不断地被重构和解读。抗战史记忆也不例外，对抗战史记忆的重构、再现和广泛传播，无疑能够促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过往，认清脚下的道路，明确未来的前行方向。但是，毕竟我们只能根据历史事件发生时所遗留下来的种种蛛丝马迹，利用手中有限的历史碎片来重构和“还原”某一历史片段，进而编织和形成我们的历史记忆之网。然而，何为真实的历史？又如何判定我们所知道和掌握的就是历史的真相？很遗憾，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史学界也无法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权威解答。这就为历史虚无主义者、历史怀疑论和阴谋论者留下了可供发挥的空间。“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既为抗战史记忆的多元化解读和再现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也为别有用心之人提供了一个兴风作浪的舞台。一些人妄图通过肢解和扭曲大众的集体抗战记忆，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无论文化暗战也好，娱乐消遣也罢，其结果都是种种历史“大求真”和“大揭秘”充斥于互联网，而真实的抗战史记忆则被掩盖和扭曲了。

二、网络自媒体时代：抗战史记忆的碎化、撕裂及反叛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互联网+史学”甫一出现，就呈现出了一些传统史学所没有的新特征。在网络自媒体时代，参与重构抗战史记忆的主体、记忆图卷的再现方式和传播途径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和大众化进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加快。“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这句话放在今天才真正让人觉得有点名副其实，互联网这个平台为普通人写史和展示个体的历史记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和可能性。

当下，解读和重构抗战经典、弘扬和传播抗战文化以及发展抗战旅游等俨然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化消费或消费文化现象，正可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然而，凡事则过犹不及。过分地追求娱乐效果、经济效益，令不少所谓的“重构”扭曲演变成了戏说甚至主观臆造，通过虚构历史来达到“聚焦”吸金的目的。而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普及，使得这一现象愈演愈烈，真实的抗战史记忆被有选择性地截取和“阉割”，经过一番包装打扮后被装盘上桌，成为时下文化消费盛宴中的一道美味，迷惑了芸芸众生，撕裂了传承已久的抗战经典文化记忆。这种极具功利性和目的性，不管历史真实究竟如何就贸然进行所谓重构和再现抗战史记忆的做法，看似能收短时之“效益”，博取一时之关注，然而，对民族和国家长远利益则危害很大。虚假的历史呈现足以割裂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破坏民族团结。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和方便，并且成本也极为低廉。不同于以往的书斋式史学，“互联网+史学”实现了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即时互动，也进一步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由于互联网移动终端的多样性、便携性和使用上的简便性，利用“一键转发”的快捷操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知识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亲身参与到历史知识大众化这个进程中。可以说，互联网史学兼具当今世界知识大爆炸的特点，其内容的呈现不仅多元而且极为碎化，且真假难辨。因此，在浩如烟海的网络知识世界里，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抓住受众的眼球，吸引网民点击并阅读，则成为每个作者或者写手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于是，只有持续不断地制造新奇话题、爆出槽点才能被网民大量关注和转发，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考量则退居其次，所谓的标题党也就应运而生。加之，如今的互联网史学准入门槛极低，造诣深厚者有之，但滥竽充数者也为数不少。正因为如此，众多虚假的历史知识夹杂其中，利用网民的从众和猎奇心理，扭曲和误导大众既有的历史记忆，进而篡改和扰乱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传承。互联网作为抗战史记忆传播和冲突的重要战场，对抗战经典的质疑和颠覆成为一种标新立异的文化消遣和吸引点击率的噱头，此种不正之风必须整治。

在如今的网络自媒体时代，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网络把国家的、民族的历史记忆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拆解、组装成自己需要的样子，写上骇人听闻的标题，然后站在历史碎片和废墟上，为博得点击率赚取些许关注。例如，网络上出现的针对狼牙山5壮士等抗战英雄人物的质疑或恶搞，既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也是文化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主义的滥觞。

在“互联网+”时代，除了一般民众的戏说和恶搞，我们还需要审慎对待有些所谓的文化精英打着新史学的招牌，以研究社会史、文化史的名义，对抗战历史进行的所谓新“解构”，针对历史细节的所谓“还原”和“释疑”。从表面上看，他们是迎合史学大众化的研究趋势，丰富我们的历史记忆，而其真实目的则是妄图剥离呈现党和国家抗战革命历史记忆的有效载体，消解、淡化和扭曲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革命历史史实，篡改大众的历史记忆，掏空社会主义的历史根基，进而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相对宽松的网络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敌对势力所搞的“颜色革命”，欲灭其国，先亡其史，前苏联的轰然崩塌就是前车之鉴。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我们要时刻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网络进行的文化暗战，按照他们的意图来构建年轻一代的历史记忆，从而造成我们民族历史记忆的割裂与对峙，从而达到他们离间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挑起冲突和对立，延缓或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险恶目的。

三、以史实说话：重塑学术公信力

多元化解读和重构抗战史记忆，绝不是为了颠覆文本记忆本身，从而模糊和消解过去。在“互联网+”时代，重构和再现抗战史记忆的工作，不仅要在史学研究方面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重塑学术公信力，重新打通大众阶层与知识精英阶层之间的沟通信任渠道，还要充分发掘和拓展博物馆、纪念馆等抗战纪念场所的记忆再现功能，在触摸历史的过程中完成对大众历史记忆的重构。

首先，对抗战史记忆碎片的发掘、拼接和再现，必须遵循用史实说话的原则。目前，许多抗战剧成为了偶像剧、穿越剧、玄幻剧，甚至神魔剧，这给观众传达了一个错误的历史观，那就是严肃的历史是可以拿来娱乐的，除了收视率，道德底线等统统可以不要。当然，在市场化的今天，抗战题材的影视剧要想在商业化和历史真实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很难，但罔顾历史记忆呈现的真实性原则，编造一些奇葩的剧情，靠俊男美女撑台面、拼颜值来提高收视率，这是不可取的。我们重现当年的抗战史记忆，不是为了迎合并满足当下的文化娱乐消费需求，而是要切实反思这段历史，肯定中国共产党为抗战和建设新中国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坚定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其次，加强社会诚信建设，提升政府和学术界的公信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官场腐败频发、环境恶化、拜金主义盛行、社会诚信缺失等。从政府层面看，落后的官本位思想还未转变为民本位思想，导致政府对一些社会矛盾的处置方式不甚妥当，进而引发了诸多“民与官”之间的冲突。加之政府内部挖出了一大批腐败分子，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大受影响，民众的不信任感加剧。对此，党和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社会诚信建设。从学术界看，中国大部分学术研究机构，如大学、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普遍与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甚至就是政府的下设附属机构，如党校、党史研究室等，因而存在学术独立性不强、政治化色彩比较浓厚等问题。对此，学术界要荡涤学术造假等污泥浊水，重新搭建文化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信任之桥，这对抗战史记忆的真实再现和广泛传播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抗战史的书写，要转变党派意识思维，从史料出发，坚持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3］。

再次，由书斋到社会、由“圈内”到“线上”，专业历史学者应积极参与到大众抗战史记忆的重构、再现和传播过程中来。随着当今史学研究的日益专业化和碎片化，历史学人自我设置的篱笆墙也越扎越密，其最新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也更多的以晦涩难懂的“历史化语言”示人，与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史学严重脱节，导致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的推广受到了阻碍，最后演化成了圈里人的“自娱自乐”。当下，面对“互联网+史学”的新型传播模式，身处历史文化资源消费化、娱乐化的社会，急需专业历史学者的积极介入和引领，揭穿谣言和虚假的“真相”，展示给广大网民真实的抗战历史，构建正确的民族记忆。此外，历史学者还应积极、主动地为抗战题材的影视剧出谋划策，担任历史顾问或亲自操刀写作符合历史真实的高质量剧本，避免“抗战雷剧”的出现，展示真实的抗战革命场景，切实反思这段历史，继往而开来。

最后，除了发挥博物馆、纪念馆等文化展示场所固有的历史教育功能外，在日益讲求娱乐性消费、休闲体验的今天，一些历史人文景点还可以尝试“活化”历史，开展全方位的动态历史展示，努力营造一种历史在场感，吸引和鼓励更多的民众走近历史、触摸历史。在当下，文本记忆的真实性受到多方面的质疑，而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理应成为记忆重构中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发掘和拓展博物馆、纪念馆等抗战纪念场所的历史再现和重构历史记忆的独特功能。目前，博物馆、纪念馆的利用率极低，且多在一些纪念日才迎来较多的客流量。对此，党和政府应当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吸引和鼓励广大民众在闲暇之时多去这些场所转一转、看一看，在触摸历史的过程中完成大众对抗战史记忆的构建。此外，各地在大力推进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不应忽视广大市民精神文化修养的提高，要努力使自觉参观博物馆和纪念馆成为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形成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

[1]张慧瑜.以胜利者的名义：新的抗战记忆与抗战影视剧的书写策略[J].天府新论，2015（6）.

[2]吕明灼.新抗战史观[J].齐鲁学刊，2006（3）.

[3]李良玉.正确的历史观念与完整的历史书写：关于抗战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

（编辑：文汝）

K265.1

A

1673-1999（2016）11-0083-03

王盟（1984-），男，硕士，四川文理学院（四川达州635000）政法学院讲师，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川陕苏区史、外国史学理论。

2016-07-11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公共史学与达州博物馆业创意化发展研究”（SLQ2015C-14）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