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晨



激情“一五”：中国工业的起步密码

南 晨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2016-2020）的开局之年。60年前的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宣布完成。回首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历程，“一五”计划是党和国家花费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五年计划”，而那段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今天尤值得我们回味与思考。

借鉴苏联，毛泽东首倡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不久，苏联政府即发来外交照会，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大洋彼岸，美国却操纵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纠集14个西方主要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对中国禁运的项目达500余种。为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两个多月后，毛泽东踏上前往莫斯科的列车。此行，最大的收获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中国外交出现了“一边倒”的战略格局，即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同苏联结成同盟。

返回北京的毛泽东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情，“别的事情”指的就是经济建设。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抗美援朝，给苏联吃了一颗“定心丸”。1951年1月，正当抗美援朝打得不可开交时，中央政府开始考虑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新生政权的巩固工作。2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首次明确提出了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设想。在具体操作上，就是借鉴苏联的“五年计划”模式，并积极寻求苏联的全面援助。

于是，在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1954 年9月，改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领导下，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具体组织中财委试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粗略纲要。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朝鲜战争还在进行，再加上还未争取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并不是正式的计划。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抵达莫斯科车站时的情景

1952年8月，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带领30多名专家前往苏联，他们带着第二次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征询苏联方面的意见，并且商谈苏联援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在莫斯科，中苏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会谈。对于“一五”计划草案，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看后建议说，国家应当有统一的计划，既包括民用建设，也包括军事建设，而《草案》没有把军事建设包括进去。“一五”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他还说，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余地，以应付意外困难。

在苏联援华大局方针定下之后，周恩来、陈云等人率先回国，副团长李富春率团具体商谈援助项目。9月24日，毛泽东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经过反复论证，中央决定学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正是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设想。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那时起，中国人熟悉了一个经济术语：五年计划。

此时，中苏两国政府最终商定，今后五年里，苏联给予中国必要的援助，开工建设骨干工程。毛泽东得知苏联答应援助156个项目，连说：苏联已经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了，不要要求太高，可以签字了……可以签字了！协定于1953年5 月15日签字。

这时，朝鲜战争全面结束——这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苏联专家与归国留学生支援“一五”建设

对新中国初期的工业水平，毛泽东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有一份资料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级知识分子共有6万多人，但大多数集中在教育、卫生、文学艺术等领域，从国民党旧政权那里接收下来的各类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只有2万余人。在各工业领域中，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在当时的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鞍钢”），70名工程师中有62名是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日本技术人员。他们被遣返之后，作为全国钢铁产业中心的东北，技术人员仅占全行业总人数的0.24%。因此，“一五”期间，苏联对华援助的关键是企业援建和技术转让。

规划院技术人员与苏联专家进行航空照片判读交流

苏联援建工厂时，几乎以包干一切的态度。“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苏方承担70%～80%），供应设备（苏方承担50%～70%），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为此，苏方动员了所有援华项目设备的有关人员，全力以赴投入到设备的生产供应工作中。有时设备安装出现问题，立即派人到现场指导；有的设备苏联制造不了，就到国外定货，运抵中国；有时因设备过大过重，原有的运输工具和路线不堪重负，他们就改造运载工具，重新整修线路。如援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设备中，有一台3500吨的压力压床，自重700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把莫斯科到长春的铁路、隧道、桥梁做了一次全面检查和整修，并专门制造了一部特别列车来运送这个庞然大物。

在执行“一五”计划的具体工作中，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提供了巨大帮助。比如，过去中国被认为是贫油国家，而苏联专家根据石油生成的原理，并将中国地层构造与周边国家比较后指出，“中国处在油田国家的中间，中国地下石油资源是丰富的”。同时，苏联专家还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解决了低压油田的产油问题；电力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在阜新发电厂安装发电机工程中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结果安装一部锅炉就节省人工25000个。整个安装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降低成本60亿元 ，受到毛泽东的嘉勉；钢铁工业方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仅仅一年，各地炼铁炉均已突破原设计能力，其中太原50吨炼铁炉则创造了106吨的纪录。太原马丁炉接受苏联专家建议，采用热装法和吹风熔炼法炼钢，将每炉冶炼时间由过去的10小时42分缩短到4小时54分。天津马丁炉采用苏联专家的热修法，修炉时间由180小时减至60小时。重庆某钢厂轧制钢轨的设备已废置不用达十余年，经苏联专家帮助，不仅重新启用，而且在国内首次轧制重型钢轨成功，使四川人民盼望了40年的成渝铁路得以动手修筑。此外，苏联专家还通过讲课等方式向中方人员传授经验和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3万多人，其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

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负责的。据重工业部报告，在西北钢铁公司铺炼二号马丁炉炉底的五天五夜, 苏联专家赫力浩夫除每天休息四五个小时外，未离开现场一步。天津制钢厂修马丁炉时，苏联专家马里谢夫一连在现场工作19个小时。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苏联专家高莱托夫亲自钻进污臭的暗沟，察看沟砖被浸蚀的程度，证实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从而大大节省了费用，也加速了工程进度。1952年1月，周恩来出席政务院召开的财经部门苏联专家工作座谈会时，对苏联专家在财政、工业、交通、银行、贸易、水利等部门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

据统计，到1954年10月以前，苏联派遣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 苏联援华的专家总数超过18000人（关于1950-1953年来华苏联专家的人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和统计，此处暂按一般说法）。1950年至1953年，苏联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2928套（件）。“一五”期间，苏联专家提供的资料和图纸重达60万公斤（其中一部分是从苏联国内带来的，一部分是在中国形成的）。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国际关系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当然，这种援助是有条件和有偿的。客观地说，苏联的援助，在当时是诚心实意的，对中国至关重要。

同时，新中国的成立使无数的海外学子看到了民族振兴的曙光。于是，他们毅然放弃获得舒适生活待遇和优越工作环境的机遇，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返回自己的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和“一五”计划的实施中去。

1950年2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踏上归程，他在归国途中发出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1950年4月，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从香港踏进了祖国的南大门。紧接着，在爱尔兰取得教授资格的彭桓武回国；尚在哈佛大学四年级就读的冀朝铸回国；化工专家侯祥麟、物理学家谢希德、化学家唐敖庆、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核物理学家张文裕、金属学专家师昌绪等，一大批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历了无数曲折，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返回祖国怀抱，参加新中国的“一五”建设。

1950年8月31日，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邮轮离开旧金山回国，途中在船尾合影

资料显示，1949年前后，在海外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7000人左右，其中在美国的学者及留学生有5000多人。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两拨归国高潮，都在“一五”期间。第一拨归国高潮在1950-1951年，有1000位左右的科学家回国，其中包括后来的“两弹元勋”邓稼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开始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日内瓦谈判使美国放松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限制，1954-1956年出现了第二拨回国高潮，约有200位科学家回国，其中就有钱学森。在这1200人中，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约占60%。他们广泛分布于各地的教育、科研、生产和国防建设等战线，改进了苏联专家的不足，极大地推进了“一五”计划的伟大事业。1955年，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的172人中，有158人是归国学者；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有21人是留学归国者。

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笔者想应该是“建设”。毛泽东主席先是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接着赞叹当代“妇女能顶半边天”，然后又告诉青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而在“一五”期间，作为建设主力的工人，更是这个时代的热门职业。所以，20世纪50年代有一首歌叫《我有一个理想》，其中第一个理想就是当工人。当时的小学规定，每一个小学生都要学唱这首歌，而当时也的确有很多中小学生，是以当工人为理想的。1950年代，就连女青年选择对象，首选也是工人。

各界群众热烈庆祝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批国产“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

不仅如此，“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搞建设也成为50年代的时代强音。那时，一位分配到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做机关工作的大学生谈到自己的择业感受时说：“我到车站去送别分配到西北的同学们,那一长列火车上贴着十分引人注目的大红字：‘开往祖国大西北青年列车’。我同他们紧紧握手说：‘你们去轰轰烈烈吧!我要在自己岗位上老老实实埋头苦干一番。’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点不踏实。那一列闹哄哄的火车,欢乐地飞驶而去,我心里是多么羡慕啊！”

在人们的记忆里，新中国大地上到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共和国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建设项目开工上马，其中许多是中国过去没有的新工业，如汽车厂、飞机制造厂、大型发电设备生产厂等等。

1953年7月15日，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汽车制造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程破土动工。1956年7月12日，从总装配线上开出了国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据一位媒体记者对现场的描述，当时，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道路两旁，争先恐后地目睹国产汽车的风采，人们不断向车队抛洒五彩缤纷的纸花，没有纸花的就拿高粱、苞米、谷子往汽车上抛洒。后来者评价说，以三年时间建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汽车制造厂，成为中国工业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毛泽东听到消息后高兴地说，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同样让人兴奋的还有鞍钢，当时，鞍钢的建设是“一五”计划钢铁建设的中心，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支援鞍钢”的号召，全国共有55个城市、199个企业从人力、物资、设备等各方面支援了鞍钢建设。就在1953年，鞍钢诞生了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中国最大规模的自动化高炉也在这里投产。12月21日，鞍钢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第七号炼铁炉）举行建成投产典礼，并向中共中央报捷。毛泽东亲自复信祝贺，鞍钢的三大工程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希望你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争取更大的成就”。

在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的号召之下，全国民众建设新时代的热情都被激发了出来。根据当时的记录，在长春一汽建设紧张的时候，有3万多人的义务劳动大军，经常出现在工地上。而为了支援一汽的建设，九台县饮马河的农民，送来了两万多片亲手编织的草帘子。一位老大娘把自己养的鸡，以及下的几十个鸡蛋，都送给了建设者。而江苏陶吴小学的学生们，则用课余收集的废物，卖得了5万多元（旧币），寄给了一汽。

“当时，松花江北岸地区几乎是一片荒芜的原野，没有道路，交通不便，每逢雨季，运输车辆经常抛锚；松花江像天然的‘封锁线’，隔断南北两岸，许多工人上班只好乘摆渡小船。同时，又缺乏建设经验，缺少施工工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建设大军开进了施工现场，艰苦奋斗，排除困难，保证了建设的顺利进行。”吉林化工区的一名老职工回忆说。

吉林化工区是我国“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第一个化工生产基地，包括“156项”中的3个化学工业项目。

当时，新中国正处于焕发青春、热情高涨的年代。虽然没有先进的设备，却有着一腔难以抑制的热情。各行各业工人一心想的就是如何让新中国变得强大，如何报答新中国让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恩情，他们对企业对社会的无私奉献正是来自于此。也就是从那时起，诸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等光荣称号开始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那个时代也是产出著名劳模最多的时代。50年代的劳模一直被认为是“老黄牛”式的苦干，但是并不缺乏过硬的技能和崇高的道德水准。这一时期的楷模都有共同的特点：对工作无私奉献、一腔热忱，刻苦钻研，创造出一套提高生产效率的工作方法。

1953年，鞍钢机械总厂的革新能手王崇伦（右一）和工人们一起研究改进工具和生产的方法

曾18次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劳模杨琍瑛，以她名字命名的“杨琍瑛小组”，创出了拔管快、找头快、绕虾米螺丝快、接头稳的“三快一稳”先进操作法，创造了接头合格率100%、换纱合格率100%的奇迹。

1952年5月正式成为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的赵梦桃，当年起，就创造了连续七年，月月全面完成生产计划的先进纪录，并帮助13名工人成为工厂和车间的先进生产者，她倡导和表现出来的“困难留己、方便让人”和“不让一个伙伴掉队”的思想品德，成为“梦桃精神”。

1953年，26岁的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完成了4年又17天的工作量，被评为鞍山市工业特等劳动模范，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1959年，王崇伦出席全国“群英会”，再度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毛主席称赞王崇伦是“青年的榜样”。从1954年到1959年，王崇伦先后14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身负 100多处伤，手足伤残仍奋斗不息的吴运铎，1953年出版了他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交给党！”《把一切献给党》出版后发行了 500余万册， 并被翻译成俄、英、日等多种文字，成了那个时代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教科书，教育了一代人。

1956年，毛泽东和农业劳动模范龙冬花在招待会上，右一为天文学家邹代新

“一五”期间，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主持召开了两次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1950年国庆大典期间，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各地共推选劳动模范代表464人，均荣获了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这次大会明确规定，劳模表彰作为一种固定制度要长期坚持下去。6年后，表彰全国劳动模范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再度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务院授予全国先进集体853个，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4703人，比1950年翻了10倍。掏粪工人时传祥、全国最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王崇伦、纺织能手郝建秀与华罗庚、钱学森等100多位知名教授、科学家同时获得表彰。

毛泽东出席了这两次劳模表彰大会，接见、宴请劳模代表，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仅1956年开展的全国先进生产者运动中，辽宁、黑龙江、吉林、江苏、上海、北京、天津和西安8个省市，共涌现出20多万名先进生产者。孟泰、马恒昌、赵梦桃、王进喜、张秉贵……他们既是那个时期劳模群体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人永远的精神楷模。

20世纪50年代的激情岁月，给定居北京的波兰裔作家爱泼斯坦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这样描述道：“我们被一种同样的精神所感召，这是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行动。没有真心实意地参加过这种集体劳作的人是很难体会这种感情的！”

“一五”计划的烙印

为了换回国家建设需要的技术和设备，陈云曾在1954年9月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说过：“我们必须进口大量的机器装备，来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为了进口机器装备，我们必须用出口物资去交换。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能够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农产品。”陈云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59年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过去陈云曾经提过有些东西应该内销服从外销，我很赞成这样提。我们要节衣缩食保证出口，否则六亿五千万每人多吃一口就吃掉了。

所以，从“一五”计划宣布开始那年起，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证开始出现。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俗称“满天飞”。后来每个省有了自己的省粮票，俗称“吃遍省”，某些市还有自己的市粮票，俗称“本地吃”。之后，食用油票、布票也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1958年春节开始，国家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小小粮票，浓缩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

与“一五”计划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人们的穿着打扮。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服装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穿上“列宁装”这种公认的“苏式”衣服，显得既形式新颖又思想进步，“列宁装”也是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这款服装后来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青睐的“时装”。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是“列宁装”的模特，劳模的示范，带动了时代的风尚潮流。

上海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回忆：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24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

“一五”期间，工人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劳动最光荣，朴素是时尚，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与之相配的，一般是圆顶有前檐工作帽、胶底布鞋。如果再有一双前后挂胶、以草绿色帆布为面，橡胶为底的“解放鞋”，就是革命加时尚了。

1956年，从苏联传入的“布拉吉”（俄语“连衣裙”的音译）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则成了大众直接模仿的对象，“布拉吉”在女性之中几乎人手一件。上至知名女性，下至基层女工，都曾穿过“布拉吉”。当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着飘逸的“布拉吉”就义时，“布拉吉”成为一种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也因此成为50年代最流行的女性服饰之一。

那时的城市，人们经常会看到，一群年轻的女孩子，脸上写满笑容，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满怀着革命的激情，梳着油黑的大辫子或刘海齐眉的短发，穿着五颜六色的“布拉吉”，嘴里唱着《歌唱祖国》，上学、上班、开会、集会、游园，投身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一五”建设之中。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典礼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布提前完成。6月，毛泽东视察了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写下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9月，沈阳飞机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种喷气式歼击机歼-5（56式）……就是在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建立，原计划用18年实现的目标只用了7年。1955年，汽车、飞机、轮船、水电站等“一五”期间取得的标志性成果被印在了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上。1957年毛泽东出访莫斯科，礼品中还特意带了许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建筑模型。

应该说，“一五”计划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所有“五年计划”中完成最好的一个，中国是从“一五”才开始了邓小平所说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此，美国学者费正清评价说：“从经济增长的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就是同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

实践证明，“一五”计划编制的好，执行结果基本上也是好的。不仅向苏联学会了如何编制国家经济计划，而且也逐步掌握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一些规律。不过，“一五”计划的编制与实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而快速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群众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1957年11月，《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大跃进”。当时工业战线举行各种誓师大会，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英雄志气冲破天，命令生产坐火箭，可笑时间来得晚，我已跨过六二年”，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工人创作的一首歌谣。一时间，工人阶级急于求成的心态溢于言表。当时间跨进1958年的时候，中国各地伴着捷报频传的锣鼓声迎来了“二五”计划。这些，也许是在“一五”计划实施之初所始料未及的。

（责任编辑：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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