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二，我拖着行李离开了家。一大早儿，天空还挂着爬山虎一样的霾云。

临走前我把家具、地板都擦了一遍，包括厨房，其实厨房的活儿挺多，煤气灶和油烟机都该清洗下陈年旧垢，我只是倒掉了垃圾和近期有可能坏掉的菜、蛋。要是妈妈还在，肯定不许我这么干，她常说一粒米、一滴水都是老天爷赏的，任何浪费都有罪，她在有生之年很“能”过日子，吝惜物什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我碰上门，“砰”，陌生而沉闷，像是来自遥远的地方。我向江阿姨道别，她红着眼圈儿轻轻捶打我佩戴孝牌的右肩，像是在叩打另一个世界的门环。江阿姨退休前是厂里的工会主席，人胖胖实实很能干，而妈妈是车间一名吃劳保的普通工人，成天病病歪歪不是躺在床上就是苍白着脸坐在石墩上，身子下面总是铺着一块厚厚的海绵垫子。我一直纳闷这两个脾气性格毫不搭界的人怎么会认下干姐妹，而且关系始终很好。

我要去小姨家待一阵，小姨在另外一个城市。所有人认为我是因为妈妈的去世而要远离伤心地，真实的原因却是前天我刚刚做掉肚里的孩子，2.8cm×4.2cm，椭圆，从彩色B超单子上看像个长核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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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一共有四个子女，妈妈最长，小姨最小，妈妈大小姨14岁，中间还有两个舅舅，大舅小妈妈5岁，小舅小妈妈9岁，四个兄弟姐妹轮流当保姆，大的管小的，一个看着一个长大。当时大多数家庭都这样，孩子多，大人顾不上多管，男人在外面忙，女人在家里忙，孩子就成了土地里长的蹦豆子，大一些的自动负责带小的出去疯跑，吃饭时滚一身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