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万博

对于惯常看到官员拟任公示或“双开”处理通报的公众来说，官员被大幅降职的新闻更能吸引关注的目光。尤其是“连降七级”“连降四级”之类的跨度表述，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那么，无论降职的幅度大小，作为一种日渐经常的组织处理方式，在新常态的形成中意味着什么？

当降职作为严肃党纪政纪的相应手段成为新常态时，有舆论猜测：这种组织内部的处理，是不是以处分代替刑事责任的一种“从轻处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组织处理并未“从重处分”或者“宽大处理”，而是体现当下纪委办案要根据具体事实，“为什么不直接开除或者直接降到办事员级别？就是根据违纪事实，程度不同，处分不同”。

2015年3月2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的一篇阐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与任务的文章提出：“管党治党靠什么？靠依规治党、严明纪律。……现在存在一种倾向，纪委只重视查办大案要案，只要领导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就没人管、不追究，忽视日常监督执纪。这既是错把法律当作了尺子，也是错误的政绩观，放松了对党员的要求，损害了党纪的严肃性，造成我们的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无数案例表明，领导干部‘破法，无不从‘破纪始。纪委就要用纪律衡量党员干部行为，守住纪律这条底线，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发现苗头就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就及时处理，决不能养痈贻患、放任自流。”

不难看出，越来越多的官员降职事件表明，纪检部门的执纪思路已经调整为——既要做到“纪在法前”，又要坚持“纪比法严”，意在警示官员，即便不违法，但只要违反党纪、政纪，同样会受到严肃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