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莅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马克思讨论“机器问题”的三种语境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机器与工人矛盾关系的哲学探讨

王莅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100871)

从《哲学的贫困》批判蒲鲁东关于分工与机器关系的错误观点开始，马克思注意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的使用”比“机器本身”更为重要。到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机器视为“固定资本”，从资本的流通过程揭示出机器使用与资本增殖的内在一致性。进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提出“劳动二重性”理论，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回答了机器生产促进资本增殖的机制和控制工人劳动的实质，对前两个阶段遗留下的问题做出了合理解答。

机器；工人；分工；固定资本；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机器生产(从使用机器进行简单生产，到机器化大生产和自动化机器体系生产)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新出现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1845年写作《评李斯特》和《布鲁塞尔笔记》时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对工厂哲学家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尤尔的《工厂哲学》等著作进行摘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机器生产本身的形式还是马克思对机器生产的认识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机器生产究竟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说造成了劳动力的解放，还是像晚近的工厂调查报告所指出的对活劳动形成新的控制，这构成了马克思讨论“机器问题”时直面的难题。由于理论储备的不同，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分析“机器问题”，展现了他对这一新兴现象的复杂思考。本文将以《哲学的贫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一卷为主要文本，一方面揭示出以上三个文本分别从“分工”、“固定资本”、“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出发理解“机器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这样一种历史的梳理，力求呈现马克思对“机器问题”理解的深化过程。

一、“分工”语境：机器生产与劳动专业性丧失

马克思第一次对“机器问题”的系统讨论出现在《哲学的贫困》中，但是他的讨论框架径直从蒲鲁东关于机器与分工的关系开始。蒲鲁东认为，机器的出现是为了将分工割裂的各部分劳动重新连接起来，因此“机器”是比“分工”更高一级的经济范畴。马克思在此批判了蒲鲁东的两重错误——首先，“机器”不是一个经济范畴，马克思说：“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622稍早于此，在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更明确地表述道：“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2]46机器是生产力，而运用机器的方式是生产关系，因此，蒲鲁东将“机器”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错误的。然后，蒲鲁东混淆了分工与机器在现实历史中的真实关联。马克思批评蒲鲁东：“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1]622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机器在18世纪末以集合起来的劳动工具形式出现。然而，机器的出现并没有解决因分工造成的劳动力分化过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况。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1]626-627

以上的分析表明，机器与分工的性质不同，它属于生产力而非生产关系范畴。但事实上二者在现实中又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机器是在现行的分工体制下被使用；另一方面，机器的使用造成了分工的进一步加剧。马克思在此表述道：“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1]628至此，马克思开始将机器与工人境遇联系起来分析问题。他认为在使用机器的条件下，劳动的专业性丧失，工人不再囿于原有的固定岗位，而是转而关注普遍性的问题。马克思分析道：“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1]630马克思对于此时持有的这一观点是自视甚高的，以至于他批评蒲鲁东“连自动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1]630。仔细考察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不难发现，他的思想来源于尤尔的《工厂哲学》。在马克思的摘录中，我们能够发现影响他此时思想的那些表述：“由于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极其规律地运转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学会这种业务；而当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去看管另一台机器时，他的工作多样化了，并且由于他要考虑自己和同伴们的劳动所产生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扩大了。”[1]629

至此，马克思的逻辑已经非常明晰了：随着机器的使用，专业化劳动消失，而这种消失的结果就是人对普遍性和全面性的追求。那么，问题的症结就自然呈现了——造成工人在机器生产条件下被分裂的原因是“分工”。仔细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以“分工”解释历史发展的逻辑直接承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是通过分工与异化的关系揭示出来的：“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537可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通过论述机器生产消灭专业化劳动，进而能够实现人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背后的逻辑就是“分工造成了异化”。因此，《哲学的贫困》在解决分工与机器的关系问题时，没有超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分工逻辑。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推断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时期解决机器生产条件下工人被分裂问题的方案是“消灭分工”，这即是本文将《哲学的贫困》中关于“机器问题”的讨论称为“分工”语境的原因。那么，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否正如马克思所愿——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分工逐渐消灭，因而工人逐渐从物质生产劳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了全面发展呢？

二、“固定资本”语境：资本增殖与机器代替工人

事实上，机器生产的现实发展偏离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做的预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题呈现出关于机器与分工的另一幅图景，部分西方学者为彰显这一文本的特殊价值将其称为“机器论片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在目前的大工业条件下，分工在生产过程中已经不再是支配性的因素；而与此相对，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劳动力结合才是生产中的关键。对此，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本，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能有两种形式：工场手工业或大工业。在前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具有相同的劳动方式)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这里，劳动的结合和所谓劳动的共同精神都转移到机器等等上面去了。”[3]588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机器问题”的讨论是放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的“固定资本”议题下进行的，这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一卷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讨论“机器问题”是不一样的。“固定资本”是相对于“流动资本”而言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固定资本，本来意义的被固定起来的资本，它固定在各种规定性中的某一种规定性上，固定在它必须通过的各个阶段中的某一阶段上。”[4]7此时，马克思注意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过程中，机器的使用问题比机器本身(即《哲学的贫困》时期将机器理解为“生产力”)更为重要。实际的情况是，机器在使用过程中无意于单纯提高生产力，更无意于解放工人的劳动；相反，其目的只有一个——资本增殖。因此，马克思在此指出：“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4]90当机器生产进入自动机器体系阶段之后，工人与机器的关系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里呈现出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预测的人的全面发展完全不同的画面。分工在机器生产条件下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即：“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4]99更为严重的是，工人与机器的关系在机器生产条件下完成了“主客体的逆转”。马克思描述道：“机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机器的特征决不是像[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在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方面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在机器的运转，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这和对待工具的情形不一样。”[4]90—91

机器不同于工具，尤其在与劳动者的关系方面这种差异更明显。工具是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延伸，其目的是帮助劳动者更好地完成工作；而机器(特别是自动机器体系)则站在工人的对立面，它凭借自身的动力系统和自动化生产流程排挤工人在劳动中的主体地位，最终导致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成为无足轻重的一个部分，并且完全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在大工业时代，尤其是采用自动化机器体系生产之后，专业化分工已经消失了，工人只是作为配合机器生产的“零部件”而存在于劳动过程中。因此可以说，“消灭分工”之后工人与机器的尖锐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加深了。这是因为，机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使用的时候并不是单纯被视为集合起来的劳动工具，而是要服务于资本增殖这一目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将机器与资本增殖关联起来，将其视为固定资本，并说：“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4]93

将机器作为固定资本，进而意识到机器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只是解决了机器与资本的关系问题。然而，摆在马克思面前更为实际的问题是，丧失了专业化劳动能力的工人彻底沦为机器的附庸，机器与工人的尖锐矛盾亟待解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阶段，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通过区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来完成的。一方面，工人与机器生产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以至于“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4]93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创造主要不是通过直接形式的劳动而是剩余劳动时间来实现的，马克思将其形象地表述为：“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4]101进而，马克思认为一旦直接劳动不再是创造价值的原因，那么原有的生产方式和制度体系就会崩塌，这样缩短了的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促进工人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机器与工人的矛盾就能在扬弃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条件下得以解决。据此，他认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4]101

此处，马克思将机器与工人矛盾关系的解决诉诸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的时间还要长。”[4]104但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证压缩了的必要劳动时间向工人自由时间的转化是包含在共产主义社会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之中的，因此他对于二者之间具体的转化机制没有深入分析。如果结合《资本论》中对“劳动二重性”的讨论，不难看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不彻底之处在于他将基于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劳动看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劳动方式，而没有认识到它们可以且事实上也是处于同一个劳动过程中。进一步，马克思错误地预设了缩短了的必要劳动时间会自动转化为工人的自由时间，并且这种转变会造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崩塌。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不成熟形成了马克思在分析机器与工人关系时的“固定资本”语境。在此种情形下，他对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如何参与资本的增殖过程不能做出准确分析，而造成这种不彻底性的根源则在于他此时从资本的流通过程讨论工人与机器生产的关系。以上这些不足之处促使我们将分析问题的视角往后延伸，由此便转向了资本的生产过程。

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语境：无偿劳动与机器排挤工人

在“机器问题”的讨论方面，马克思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开始就从资本的生产过程考虑问题，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使他清楚地意识到缩短了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可能直接转换为自由时间，而弄清楚“机器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深入剖析“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这一问题。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问题为导引——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他进一步评论道：“他应该说：任何从事劳动的人每天的辛劳。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使用机器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减轻或缩短工人每天的辛劳。”[5]363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机器生产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思在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意识到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并存于同一个生产过程，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从物质生产的角度讲，不存在没有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价值生产，否则物品的使用价值无法生产出来；从资本增殖角度讲，不存在没有剩余劳动时间的纯粹物质生产，否则资本家将无从获利。因此，“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目的就在于“缩短工人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即他的劳动时间的有酬部分，并通过缩短这一部分而延长他无偿地为资本劳动的工作日部分，即工作日的无酬部分，他的剩余劳动时间。”[5]363因而，剩余劳动时间是隐藏在工作日当中的无形部分，这才是机器生产促使资本增殖的秘密所在。至此，马克思进一步完善了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关系的理解，而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到了《资本论》第一卷中“劳动二重性”的提出才完成的。

通过对商品二重性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了同一劳动过程具有二重性特征：“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6]60由此可见，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统一于同一劳动过程中，并且这种二重性在价值形态上体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在物的形态上体现为“商品”。马克思将自己的这一发现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事实上，“商品”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也发挥着“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枢纽”这一作用。

因此，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才能得出“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原因和实质，这即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从资本生产过程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环节来分析“机器问题”的原因。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语境中，马克思的理论推进首先表现为提出了区分机器和劳动工具的合理标准。经过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对“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分析，马克思深刻认识到机器和劳动工具的差别并不在于动力是否来自于人，而是在于劳动过程中人的地位不同。他说：“至于动力是来自人还是本身又来自另一台机器，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动力，机器和工具之间的差别也是一目了然的。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制。……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一个工人的手工业工具所受到的器官的限制。”[6]430-431

由此可见，使用机器还是劳动工具进行生产，人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使用劳动工具进行生产的条件下，生产过程的主体是工人，工人决定着是否使用工具以及如何使用工具，工具在这种生产条件下只不过是工人肢体的延伸；而在使用机器生产的条件下，机器一开始就是以排挤工人的形式出现，并逐渐地成为支配工人的决定性力量。在机器生产条件下，人只能适应并配合机器，只能作为自动生产过程的辅助手段而存在。与此相对，机器崛起为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并且与工人相对抗。马克思对此描述道：“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6]483

就机器生产对于工人的直接影响而言，马克思主要从三个方面具体展开。第一，劳动力范围扩大，妇女和儿童被纳入劳动力范围。在机器生产之前的阶段，劳动力必须要具备专业技能、足够力气等因素，因而劳动力的主体主要是成年男性。但是，使用机器生产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6]453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量具有专业技能的成年男性劳动力被排挤；同时，资本家由于支付更少的工资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因机器使用而造成的妇女和儿童劳动的危害并不局限于此。马克思进一步分析指出，使用妇女和儿童作为劳动力改变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此前，一方是劳动力占有者，另一方是资本占有者，二者之间的交换类似于一种“契约关系”。但是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变化：“从前工人出卖他作为行使上自由的人所拥有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6]455由于机器生产，专业化的劳动被科学技术分解为各个部分，并通过自动化实现了分离部分的连接，因此劳动力之间质的差别消失了。这样的结果是，在工人与资本家竞争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最终资本家压低工资价格，独占竞争带来的利润。可怕的是，机器生产对于工人的影响并没有止步于此。马克思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坏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本身……”[6]460事实也确实如此，工人在机器生产条件下沦为机器的附庸，这一点对于儿童的影响尤为严重，从小局限于局部的机械工作对于智力和主体性的发展都有严重制约。

第二，劳动时间即工作日延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机器生产并没有造成劳动力的解放，事实上，工人的劳动时间变得更长。产生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在于，作为劳动资料的机器凭借本身的自然属性要求生产过程永不间断。马克思这样描述道：“劳动资料本身(即机器，引者注)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虚弱和人的意志，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6]464上文的分析已经指出，在机器生产条件下，劳动力的范围不断扩大，因而在与资本家的竞争过程中，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反过来，这种不利地位促使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服从资本家对于工作日的无限延长。加之，机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使用，资本家需要考虑“无形损耗”问题，即：由于不使用机器而造成的价值的无形损耗。马克思通过研究表明：“机器总价值的再生产时期越短，无形损耗的危险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长，这个再生产时期就越短。”[6]466因此，不论是由于机器本身的自然属性，还是“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对资本增殖的要求，工作日的延长都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出使用机器造成的工作日延长对于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6]469。

第三，劳动强度增大。“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不仅没有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而且丝毫没有使工人的劳动力得到解放。这即是说，在使用机器之后，工人的劳动强度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被加强。马克思通过对机器生产条件下生产过程的具体考察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会相互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6]471机器生产和工人运动的实际过程导致了后一种结果，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增殖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既然劳动时间不可能无限延长，那么在资本增殖的总要求下，工人必须要在与原来相同甚至更少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样的结果便是劳动强度增大。这是机器生产条件下，资本剥削采取的新形式，它相较于扩大劳动力范围和延长劳动时间具有隐蔽性。这即是说，机器代替活劳动完成大量的生产劳动和工作日的不断缩短都使得机器生产具有一种解放劳动力的虚假表象。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奥秘决不在此，尽管是在工作日不断缩短的前提下，资本增殖也得到更牢靠的保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一种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资本的这种趋势很快又必定达到一个转折点，使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6]480

马克思通过以上三个方面揭示出机器生产对于工人的直接影响，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劳动主体的工人在机器生产条件下完全沦为机器的附庸，进而成为使资本增殖的工具。那么，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工人难道不会反抗机器生产吗？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了工人反抗机器的斗争是一种反对劳动资料的斗争，这在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形。那么，这场工人反对机器斗争的结果如何呢？一个可悲却又无法撼动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这些人一部分在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反对机器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入的工业部门，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6]495-496

由此可见，工人在反抗机器的斗争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他们一方面丧失了劳动技能，使自己的劳动从属于机器的自动化体系；另一方面，他们被机器排挤，逐渐沦为生产过程之外或者贱卖劳动力的人。因此，反抗机器的结果反而是“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6]501。在此，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工人反抗机器的实质是需要反抗机器背后的整套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反过来说，工人只有摧毁了机器生产背后的体制，才能在与机器的斗争中获胜。然而，可悲的是，这一点尚未被充分意识到。马克思说：“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6]493

四、结语：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与工人的主体地位丧失

由于正确辨析了机器和劳动工具的差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重新反思了从“分工”和“固定资本”来分析“机器问题”时存在的问题，发现了机器使用与资本增殖的深层关联在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通过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劳动二重性”的发现，马克思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基于专业化劳动的分工虽然消失了，但是工人并没有因此得到解放，《哲学的贫困》中设想的工人朝着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发展被另一番景象所代替：“这种分工首先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化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并不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6]483由于专业化劳动消失，工人在机器生产条件下没有质的区别，并且大量的妇女和儿童以廉价劳动力的形式排斥成年男性劳动力，因而频繁更换工人也不会影响机器生产。马克思认识到，机器生产条件下的分工将使工人在丧失专业化劳动能力的前提下，进一步依赖于局部的机械操作。换言之，工人被资本完全控制了。他描述道：“过去是终生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生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6]486因此，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出发，马克思认识到机器生产条件下的分工已经由机器主导，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丧失殆尽。一方面，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产生和专业化劳动能力的丧失，工人之间相互竞争；另一方面，机器的自动化生产排斥活劳动，并且要求工人终生受机器控制。事实上，工人为了生存，也只能甘愿被机器控制。

由于对“机器问题”的探讨从资本的流通过程转移到资本的生产过程，马克思认识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从“固定资本”与流通过程的关系出发不能揭示问题的实质，因为“固定资本”参与资本增殖的形式和过程本身还有待说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出机器参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加进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由于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因此，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有很大的差别。”[6]444-445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以固定资本的形态服务于资本的增殖。但是，机器本身并不能依靠自己使资本增殖，它需要通过生产过程将价值注入商品之中，进而通过商品交换过程完成资本增殖。因此，马克思的研究表明，考虑到购买机器和使用机器的成本，机器生产并不能直接促使商品价格便宜，反而让商品更贵，这种情形的确是使用机器生产之初所面临的真实情况。但是，可以马上知道，如果商品价格持续升高，那么使用机器生产就不可能具有任何竞争优势。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认识道：“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变便宜，只取决于唯一的一种情况：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能力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入商品[价值]的机器的价值，要小于(即等于较少的劳动时间)它所代替的劳动的价值。”[5]368这即是说，机器生产要尽可能多地提高生产力，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同时，要尽可能小地消耗自身，让机器加进单个商品的价值小于其中包含的劳动和原材料的价值。到了《资本论》阶段，马克思更加深入地理解到，机器生产之所以能够完成从最初的使商品价格变革到现在能产生大量廉价商品的转变，是因为机器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因为机器是由比较耐用的材料制成的，寿命较长；因为机器的使用要遵照严格的科学规律，能够更多地节约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它的消费资料的消耗；最后，因为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的生产范围广阔无比。如果我们不算机器和工具二者每天的平均费用……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不需要代价的，同未经人类加工就已经存在的自然力完全一样。”[6]445

可见，机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之所以能够发挥“似自然力”的作用，是因为自身有较长的使用寿命，进而能够以几乎“零消耗”的方式生产大量的商品。因而，“固定资本”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根源在于生产过程，而不是流通过程。通过以上三种语境的分析可以看到，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他对于“机器问题”的思索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并且，每一种理解“机器问题”的语境背后都具有一个更为广大和系统的理论结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他在不同时期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分析背后所具有的理论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反映出他研究政治经济学不断深化的历程，以及对“机器问题”的理解不断深入的过程。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李兰敏英文审校孟俊一

Three Dimensions to Discuss Machinery in Marx’s Theory——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Relations between Machinery and Labor in the View of Political Economics

WANG L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Starting from criticizing Proudhon’s wrong views about relations between division of labor and machinery inPovertyofPhilosophy, Marx began to notice that the way of using machinery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machinery itself in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e 1857-1858ManuscriptsofEconomics, Marx regarded machinery as fixed capital, by which he demonstrated the use of machinery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capital were consistent in the area of capital circulating. Finally Marx revealed the essence of relations among machinery production, capital proliferation and labor working in the area of capital production by raising the theory of duality of labor in Capital, which could be seen as a reasonable solution to relations between machinery and labor after the study inPovertyofPhilosophyand the 1857-1858ManuscriptsofEconomics.

Machinery;Labor;Division of labor;Fixed capital;Production of relative surplus value

2016-05-10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研究”(10XKS004)的阶段性成果。

王莅(1990-)，男，云南大理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中后期思想、历史唯物主义。

A81

A

1001-733X(2016)04-00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