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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荡年轻化

2016-03-19张萍

当代工人(A版) 2016年9期
关键词:游民钱理群毕业生

文|张萍

飘荡年轻化

文|张萍

2007年,安徽农村小伙儿王学利跟着岳父来到沈阳干装修,岳父干木工,他铺电路。那时他22岁。转年便是中国奥运年,干活时,他常跟房主人发牢骚,“办个奥运就不让我们进京了。奥运不是所有人的奥运吗?”

岳父非常理解女婿,“没考上大学,心里老是不忿。”王学利今年刚过而立,牢骚少了,心似静了,但用他话说,这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回老家一看,这些年没考上大学的,还啥也不会干的,都在家飘荡着呢!”

农村青年人是这种情况,那城市青年呢?

浙江杭州有一家叫“携职”的小旅社,就像一座中转站,创立7年,超过3万人次栖居于此,他们多是大学毕业后工作没着落的年轻人。有人住两天就走,也有人长住一年多,更有人今天离开,明天又回来。

何文杰便是其中之一,这个1990年出生的嘉兴姑娘读了4年大学,找了一年工作,又考了一年研究生,仍没找到工作。2013年,她是699万高校毕业生之一。2015年,分母变成了749万,2016年则上升到770万。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学泰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呼吁:不能把农民工逼成游民。著名学者钱理群著文《现当代中国社会的游民问题》指出:当下中国出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教育和社会现象:大批辍学和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农村和城镇,成了新的游民阶层的重要来源。

以传统角度来看,游民一般包括土匪、流氓、乞丐、娼妓、江湖术士以及兵痞、盐枭、私贩,还有大量的江湖艺人、侠客、游方僧人等。

游民的人员构成变了,放在过去,这些新游民跟游民都不挨边儿。

近几年,钱理群特别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他发现,我们的教育正在驱使一部分农村青少年流入游民队伍。他注意到两个无情的事实,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有这样一个统计,新世纪以来,“农村孩子在大学生生源中的比例明显下降,与1980年相比,几乎下降了一半。”这意味着农村孩子通过高考向上流动的渠道大大缩窄。另一个事实是,“出身农村的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北京大学一个调查显示,“父亲为公务员的大学毕业生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弟高出14个百分点。”

另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从毕业生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失业率达30.5%。

北京《格言》杂志编辑李东辉是80后。他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是:“地方也需要大学生,只不过留在首都的意志牵涉到人们对城市的向往,也是年轻人朝向现代化的心态。更何况,在地方只要有门路,不管学习多烂,都会被安排到好单位;没有关系的学生,只能跟很多人一起争那仅有的几碗饭,常常还争不到。既然都是窘境,那流连北京,或许机会还多些。”

他们不是普通的新游民,一些社会学家把他们称作新失业群体。

北大中文系张颐武教授注意到,这个群体成员有很多就是所谓“网络暴民”的主要构成者。“他们多数是30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瓶颈和成长不足这个现实压力。”情绪无处发泄时,网络便成了他们言语施暴的平台。

中国历史上一些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朝代更替,多由游民引发。对新时代的新游民,钱理群着重指出:“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城市取向的教育,又使他们远离土地。即使这时他们被城市抛出,他们也回不到土地,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意识所支配。”在王学泰看来,流氓意识最主要特点,是把维系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间的正常关系的伦理观念一一打破,把礼义廉耻扫荡净尽,对社会风气的败坏,危害极大,让社会道德底线大失守。

王学泰举例说,媒体曾报道,长春农安县一个农民家庭老老少少6口人被杀,凶手竟是这家的三儿子,他正是“初中毕业后,整日游手好闲”的游民,因受到家庭谴责,恼羞成怒杀死父母、兄嫂、妹妹和外甥女。

今年6月,辽宁海城市又爆惊天血案,一家7口被杀,嫌疑犯王海军竟是被害家庭的女婿。王海军或许不是地理移动概念上的游民,但当他被游民意识深深攫住并套牢,个人、家庭和社会便有可能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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