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燕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福建厦门361012)

“释事忘义”再评价

刘美燕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福建厦门361012)

《文选》注释研究领域始终存在一个误区，即对“释事忘义”这个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持负面评价。厘清这个问题对诗文注释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所谓的“释事忘义”其实是古人对于“征引式”为主“直解式”为辅的注释方式的批评。对于诗文注释来说，这两种注释方式各有优劣。文本类型、注释者的注释目标、读者预设、个性、兴趣、知识结构等因素影响了注释者的选择和使用。因此，用带有贬义色彩的“释事忘义”这个词一概而论地批评以“征引式”为主“直解式”为辅的注释方式，这是不科学的。

《文选》；释事忘义；征引式；直解式

李善穷其毕生精力注释《文选》，开创了诗文注释的新体式——“征引式”。“征引式”注释是以征引古籍的方式“以古注古”，致力于揭示文学作品用语、用典的出处并引导欣赏。这种方式改变了以往语言学注解的传统方法，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在注释史上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李善所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然而学界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却始终对其“释事忘义”问题争论不休。

首先出现并占据主流地位的声音是以“释事忘义”为口实批评、攻击李善。《新唐书》卷二〇二《李邕传》载：“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1]5754《新唐书》这个记载可信度不高，但确实在唐朝就出现了对李善“释事忘义”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