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发展的政党定位与进路

2016-03-19梅立润

大连干部学刊 2016年3期

关键词：政治发展

梅立润，邱　雨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中国政治发展的政党定位与进路

梅立润，邱雨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政治发展是现代社会政治的核心主题，政党驱动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面相。中国共产党通过主导驱动中国一系列基础性政治制度建设以及在现有制度框架基础上形成更优化的制度体系，把握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由此形成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以党建制”式进路；而通过主导驱动中国维稳朝向法治化变革，以秩序与稳定夯实国家政治发展的前提，通过扭转中国两个文明非协调发展样态朝向协调式发展，以促进民众与政治体之间互信，营造社会信任与合作式氛围以及构建良好国际交往关系，为中国政治发展创设必要的外部性保障环境条件，由此又形成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治理中国”式进路。

关键词：政治发展；政党驱动；以党建制；治理中国；大党建设

政治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图景与方式，作为寻求解决集体生活中种种难题的尝试，政治与社会个体的生存发展紧密关联，一种更优良的政治形态对于个体和集体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而从整体上来看，政治发展即是一种非优良的政治形态向更为优良的政治形态转换的过程或事实。概言之，为了更好地解决集体生活中的种种难题，让人过上一种更为优良的生活是政治发展的价值旨归，也可以说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基本图景与方式不断完善优化的写实。鉴于政治的重大关涉性影响以及政治发展的显著意义性，政治发展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理论与实践双向看重的核心主题，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受人口超大规模性限定以及秉承悠久稳固民生为念传统政治理念与文化的国家，其政治发展的价值意义更是具有宏阔的覆盖性以及深远性。自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重大治国理政命题与理念接连出场，为我国政治发展创设了更广阔的空间，但政治发展尤其是中国作为大国的政治发展本身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工程，对其的思考、设计可以依持不同的价值与技术考量形成不同的理论立场，基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在此，我们拟主要从政治发展事业中的政党定位及其进路向度出发对布局中国的政治发展作出思考。

一、主导驱动：中国政治发展的政党定位

政治发展研究源起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亚、非、拉一些新独立国家在面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同时，还要应对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建立以及有效运行等问题，而“政治发展”一词最初就是西方国家的研究者们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问题的一个术语，特指发展中国家由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变迁的进程。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政治实践的演变以及研究的深化，当前人们对政治发展的理解已经呈现出显著的多元性、差异性。政治发展研究虽然源起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特定政治问题的求解，但政治发展不同于政治发展研究，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政治发展问题，不同国家只是处于不同的政治发展段位，但都处于政治发展的进程之中，即使是发达国家，其政治形态也拥有继续优化的必要与可能性空间，这也就是说政治发展问题在当下乃至一个更长的时段里都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所以当今时代的政治发展研究应该具备更宏阔的视野，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都涵括进来。由于研究视野的宏阔，纳入了更多元复杂的研究对象，以及由于研究者所依持的理论和价值参照标准不同，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在共享由现代社会共同特征所决定的政治发展的一般性和共通性内容之外，还会由于具体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政治现实、经济水平、人口素质等国情不同，其政治发展的起点、目标、道路和方法等也会呈现不同面相。

时域与场域的差异致使政治发展呈现多元的理论选择、制度选择以及道路选择，虽然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呈现显著的多样性，但在此我们无意于对各种构成多样性的分立单元予以独立解释或比较解释，无意于在比较中分出具体政治发展布局与技艺的高低优劣，而是选择聚焦于中国这一特定场域时域单位，寻求对中国政治发展自主性的一种解释，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面相。党的十八大报告曾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的成就，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同样，能够寻求对中国政治发展自主性及其基本面相的解释并解释到位，获取一种认知上的澄明，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理论自信的培育以及在理论观照下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和道路选择自信都是大有裨益的。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这已经是基本事实与经验。政党在现代政治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主导作用，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党是其政权的支柱，强大政党的支持是其政治发展得以有效推动的可靠保障。亨廷顿就曾指出，由于政治制度不能适时跟进，许多晚期开始现代化的国家都需要依持政党来消解可能发生的政治不稳定［1］388，“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1］396，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要建立现代政党制度，而且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党，依靠强大政党的运作从而极大可能地创造撑持政治发展的外部性环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同样需要一个强大政党的领导，林尚立认为，由于内在结构多样、层次多重而且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需要政党的力量支撑和有效领导［2］。中国共产党由于其自身纲领、宗旨、性质、理念、组织与行动等契合历史与现实需要，最终获得了执政党的地位，为其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中出场发挥主导驱动作用赢得了正当的理由。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地位与执政绩效，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政治发展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且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主要是运转“国家机器”，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家机器”的运转者，还是“国家机器”的最初设计者、制造者、维护者、修缮者与改进者。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如果说其他国家执政党承担的是有限责任，中国共产党则承担着无限责任”［3］。这也说明了中国的政治发展，政党主导驱动是其基本面相，所有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有说服力的具化研究解释以及趋向分析，都需要把握、尊重和理解这一基本事实与经验。

二、中国政治发展的进路

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的政治发展尊重和借鉴了政党对于政治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基本事实与经验；但与此同时，特定时域场域的规定以及发展形势与任务的规约，中国共产党在主导驱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又体现出其特有的路数。

（一）一种“以党建制”式进路

政治发展或者说政治现代化两者因其概念上的模糊性使得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它们实际上并无太大区别。而提及政治现代化，随之连带的一个问题是，与“现代政治”对应的是何种政治形态？“奴隶政治”“封建政治”“古代政治”等都是一种与“现代政治”对应的政治形态，上述诸种“非现代”政治形态虽然都有各自的标签式表征，但也基本上共享一个特征，即人治色彩比较鲜明。人治的最本质规定在于统治者集体或个人可以依据其自身意志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可以凭借其主观的、非恒定的、善变的标准掌控对社会个体的生命与自由处置权，概言之，人治的核心属性在于其不确定性。近现代以来，诸种非现代政治形态逐渐丧失其正当性依据，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现代政治形态出场并日渐成为主流，而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与人治对应的法治，即法和制度对于人的统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权威的理性化，亦即实现传统的人治权威向现代的法理型权威的转变，是国家政治转型的根本标志”［4］；亨廷顿也曾将其认为无法下定义的政治发展聚焦到对政治制度化的关注上，通过研究政治稳定和政治制度化的关系，他提出了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公式，认为政治制度化在满足政治参与诉求时更能有效促进“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发展；［1］在胡伟看来，“诸如人民主权、法治、代议制、普选制、权力制约、司法独立、责任、回应、人权等理念，不仅是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产物，也是当今世界不同政治体制应当共享的价值资源”［5］；实际上，从上述诸多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制度化建设是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的内核追求，所以从逻辑上讲，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主导驱动中国的政治制度化建设从而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事业。

由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一种全新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还不够清晰，致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度出现偏差，也扰乱乃至滞后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多次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6］，此后，制度归位以及创设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目前，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驱动下，中国已经形成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其他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在内的全方位的、渐趋“成熟”和“定型”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取得了良好的制度实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橡皮图章”逐渐转向“钢铁印章”；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望成为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制度支撑；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汉族占主体，多民族共存，各民族之间“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背景下利于各民族友好相处，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大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将民主制度具体到微观层面的空间和个人中展开，民众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直接地行使民主权利，维护自身利益，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事业发展。概言之，总体上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以党建制”建立起了落实一系列关于民族发展、民主发展乃至民生发展的基本制度框架，不断为中国政治发展创设良好的前提以及各种保障条件，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虽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四大民主政治制度体系以及其他制度合力助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但随着中国发展形势、任务与主题等的变化与转型以及一种全球和区域交融式、合作式发展与治理形态的出现，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某种不适宜性，甚至可能存在诸多漏洞，但在以后长期的不断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基础上通过修缮、补益，进行调适或者创设相关新的配套制度形成更优化的制度体系以适应中国发展的新情景，这将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还可以继续沿着一种“以党建制”式进路主导驱动中国的政治发展。

（二）一种“治理中国”式进路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通过“以党建制”驱动中国政治发展是一种“由内向外观照式的进路”，是抓住政治发展核心要义、主题、关键环节后针对性地着力的政治发展进路，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找到一条“由外向内观照式的进路”，虽然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要义与主题，但政治发展毕竟还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工程，这项工程的顺利推进还需要为其创设良好的外部性保障环境条件。

维持社会的整体稳定是现代国家、执政党、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一种共通性的政治追求。在一个变革急剧的风险时代，能否有效消解威胁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以及将社会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出现不稳定之后再归正，是一个政治体治理智慧与维稳功力的重要体现。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且始终以民生为念的国家，维持社会的整体秩序与稳定具有更显著的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其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撑持性作用，没有良好外部保障环境的支撑，中国政治发展事业将难以正常推进，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所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7］，确实，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对于政治发展意义与价值的彰显极其重要。但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与转型的深化，切实挑战社会稳定的行为与事件以及诱发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都在增多，即撑持中国政治发展的社会秩序与稳定这一外部环境条件保障并不稳固，由此，维稳在中国政治运作实践中不仅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还内涵一种政治发展价值。然而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探索、设计、采取了各种理念、思路、模式、手段用于维稳，但却陷入了“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8］。所以，鉴于维稳所内涵的政治发展价值，中国共产党要主导驱动中国政治发展，可以从主导驱动中国维稳工作着手，而中国目前“维稳怪圈”的存在，映照出我国维稳实际成效低的现实难题。因此中国共产党要主导驱动中国维稳工作并使之取得良好实效，还要突破“维稳怪圈”，而我国维稳现实难题的生成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社会转型变革期社会矛盾剧增，但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也值得关注。从理念层面来看，我国维稳实践所形塑出来的维稳理念主要是一种固化的、刚性的偏差稳定观，这种刚性稳定观追求社会的绝对安定，将政治统治权力是否受到威胁作为社会是否稳定的最重要的判定参照物，时常演化为依靠国家暴力，采取一切手段压制或打击民众的利益表达；［9］与此同时，这种刚性稳定思维使得整个政治体制极度敏感，以致于社会上诸多常态的行动都可能被冠以危及稳定之名而遭到干涉乃至压制；［10］可以说，在这种刚性稳定理念指引下，维稳工作对象与内容极易泛化，并且致使对之的处理方式经常演化为脱离法治轨道的暴力压制或其他强制策略的压制。从体制、机制层面来看，将中国维稳体制归置为威权压力型体制基本上能取得共识，在压力维稳体制下，具有行政主导、不计成本、“一刀切”“一阵风”等特点的运动式非常态维稳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运用最为广泛的维稳工作机制。从技术层面来看，中国维稳实践中盛行的是诸如“花钱买太平”“花钱买平安”“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黑监狱”、截访、销号、拘留、罚款、劳教、判刑、“盯牢看死”“严防死守”“被精神病”、进“学习班”等等刺激民众机会主义行为、消解法治和规则主义的流动式管控型维稳技术。在压力型体制下以刚性稳定为目标的运动与管控型维稳，在很大程度上是背离法治化的。从我国维稳的实际成效来看，成效低乃至维稳怪圈的出现都强有力地说明背离法治化的维稳实际上是一种短视布局，已不可取，亟需变革。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中国的时代整体性特征与基调已经刻画上法治化的印记，法治化将是中国未来一个长时段中的基本情景。所以，中国维稳形态的变革也必将在这一情景中展开，受其限定。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促使中国维稳朝向法治化变革是突破中国维稳怪圈的可行进路，也即可以通过中国维稳的法治化变革提升中国维稳实效，同时使得维稳所内涵的政治发展价值可以彰显。由此看来，中国共产党可以将主导驱动法治中国建设，促使中国维稳朝向法治化变革作为驱动中国政治发展的一条可行进路。

另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物质文明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社会不文明甚至是败德行为与现象，诸如各种“天价门事件”“毒食品事件”“不敢扶现象”“碰瓷现象”“钓鱼执法现象”等等层出不穷。中国社会在事实层面显现出一种精神与道德沦落的样态，以致于有不少观察者直接将中国目前的社会状态定位为一种“沦落社会”，即与当前中国相对较为充裕发达的物质文明相比照，中国精神文明显现出来的是一种贫瘠与失落面相，或者说中国精神文明发展与物质文明发展呈现非协调发展样态。而中国两个文明的非协调发展样态不仅难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对优越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党、国家、政府执政施政的公信力、绩效和对民心的收归，干扰了社会信任的氛围和合作式发展的基调，消解了中国社会资本，影响了民生幸福的水准，乃至影响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与道路的自信，也不利于“文明中国”形象的塑造，不利于为中国在全球或区域一体化的合作事业中赢得机会与信任，消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与崛起的担忧、敌视，而诸如民众与政治体之间的互信、社会信任与合作式氛围的营造以及良好的国际交往关系等都可以视为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必要外部性保障环境条件。因此，着力扭转中国两个文明非协调发展样态朝向协调式发展，建设“文明中国”，也不失为中国共产党驱动中国政治发展的一条可行进路。

总体来看，不管是通过主导驱动法治中国建设，促使中国维稳朝向法治化变革，以秩序与稳定夯实国家政治发展的前提，还是通过扭转中国两个文明非协调发展样态朝向协调式发展，建设“文明中国”，以促进民众与政治体之间互信，营造社会信任与合作式氛围以及构建良好国际交往关系，为中国政治发展创设必要的外部性保障环境条件，都是一种“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治理”，是在“治理中国”，而自党的十八大提出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接续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十八届四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重大命题，可以预期中国在此后一个较长时段内的整体性基调都会刻画上“治理”的印记，我们也将迎来一次由“发展中国”向“治理中国”的转型，在“治理的逻辑”背景笼罩下，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治理中国”创设良好的外部性保障环境条件，促进中国政治发展。

三、结论与思考：一种大党驱动式的大国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是现代社会政治的核心主题，特定场域与时域中的国家会呈现不同的政治发展基本面相与进路，而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在一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可以起到主导作用，这也是现代社会政治的基本事实与经验。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事业中，中国共产党依持其从宗旨、理念到组织方式、工作方式等整体上对中国国情的更好把握和适应，最终获得了执政党地位，在中国的政治运行体系中处于最核心位阶，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主导驱动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面相，主导驱动中国政治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功能定位之一。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发展的核心要义，中国共产党通过主导驱动中国一系列基础性政治制度建设以及在现有制度框架基础上通过修缮、补益，建立起更为成熟、定型、优化的制度体系，捏准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内容或关键环节，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通过“以党建制”已经极大地驱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但随着中国发展形势、任务与主题等的变化与转型以及一种全球和区域交融式、合作式发展与治理形态的出现，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某种不适宜性，需要进行调适乃至需要创设相关新的配套制度以适应中国发展的新情景，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还可以继续沿着一种“以党建制”式进路主导驱动中国的政治发展。如果说“以党建制”式进路是一种“由内向外观照式的进路”，中国则通过主导驱动法治中国建设，促使中国维稳朝向法治化变革，以秩序与稳定夯实国家政治发展的前提，通过扭转中国两个文明非协调发展样态朝向协调式发展，建设“文明中国”，以促进民众与政治体之间互信，营造社会信任与合作式氛围以及构建良好国际交往关系，为中国政治发展创设必要的外部性保障环境条件，找到了一条“由外向内观照式的进路”，由于这一进路更多地源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治理”，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治理中国”式进路。

不管是作为一种“由内向外观照式进路”的“以党建制”，还是作为一种“由外向内观照式进路”的“治理中国”，中国共产党都在其中担当一种主导驱动角色。从逻辑上讲，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主导驱动对现行制度进行调适和创设相关新的配套制度以适应中国发展的新情景，能够有效主导驱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治理”，为中国政治发展创设必要的外部性保障环境条件，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可以完成其在中国政治发展事业中的主导驱动功能定位的。然而问题在于，任何政党都存在执政能力强弱以及执政绩效高低变化的不确定性，在中国的现实政治场景中，中国共产党在“以党建制”和“治理中国”方面切实取得了良好成效，但理性客观地讲，中国共产党在其自身建设和治国理政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有待提高完善的地方，存在一些局限点，这些局限点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中国共产党在主导驱动中国政治发展事业中的功能发挥。所以在我们看来，如果说找到“以党建制”和“治理中国”两条可能进路，中国共产党主导驱动中国政治发展具备了前进的方向，那么强化其自身建设，提高其治国理政的技艺水平，中国共产党主导驱动中国政治发展才真正可以出发。当然，中国是大国，中国共产党是大党，大党建设和大国政治发展事业所面临的理论与技术上的难题与挑战要复杂得多，但这也正是中国政治理论研究的增长点，是中国政治实践探索的空间与活力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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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姜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