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 成 勇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江苏 南京 210031）



论儒家“知行合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迟 成 勇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江苏 南京 210031）

摘 要：“知行合一”是儒家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无论是“知易行难”还是“行易知难”；无论是“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无论是“知行相须”还是“知行相资”等，其实都强调“知”必须“行”“知”与“行”相结合的伦理取向。儒家“知行合一”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体现了鲜明的道德理性精神，具有相对的合理性。批判继承儒家“知行合一”思想，充分发掘儒家“知行合一”文化理念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内化为人们的思想共识；需要落实到实践中，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关键词：儒家文化；知行合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启示

“知行合一”是儒家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儒家“知行合一”作为一种文化理念，虽然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提出的。但是自儒家创始人孔子以来的历代大儒如孟子、荀子、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及王夫之等，都对知行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儒家“知行合一”文化理念，既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道德修养论问题。儒家“知行合一”，尽管有其显著的历史局限性，但它作为伦理学说的一个重要命题，体现了一种道德实践理性精神，仍然有其相对合理性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批判继承儒家“知行合一”思想，充分发掘儒家“知行合一”文化理念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儒家“知行合一”的历史探讨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特色命题，先秦儒家、墨家、道家尽管看法不一致，但在两者的关系上都强调“行”，体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价值诉求。如墨家提出“言必行，行必果”的论断，强调言行一致，要求一切行为都要符合于“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后期墨家强调“知”来源于感觉经验。墨子说：“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墨子·经上说》）道家老子也反对“做而论道”，提出“绝学无忧”“绝圣弃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等一些哲理性的论断，也折射出重行的价值取向。不过，道家以“道法自然”为原则，以“无为而无不为”为人生智慧，进而达到“行”的目的。与其相比，儒家以“仁者爱人”为理论基础，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角度强调“行”，进而达到“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知”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行”大体相当于行为实践问题。“知行合一”虽然是心学大师王阳明明确提出来的。但是自孔子以来，历代儒家都对“知”与“行”的关系问题进行过深刻的探讨。

关于“知”与“行”的关系探讨，最早可追溯到中华原典《尚书》。《尚书·说命》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昭公十年》云：“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古人都强调认识的实行，认为“行”比“知”更困难、更重要。可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践行的品格。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继承和弘扬上古时代关于“知”与“行”关系的优良传统。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孔子强调言与行相符，行为上做不到的就不要大言不惭。孟子讲“良知”“良能”，以“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之“四端”为“人先天所固有”，但要把“四端”发展为“仁义礼智”之“四德”则需要“扩而充之”，即是要在道德实践中才能实现。孟子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也即是说，人之善性，只有在道德实践中发挥出来才有意义。可见，孟子强调“知”必须运用于“行”。荀子明确地强调“行”的重要性。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劝学》）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荀子认为，“行”是学习的终极目标，因为“知”只有落实到“行”，才能达到“知”的目的。《大学》则提出了“至善”境界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即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既包含“知”，也包含“行”，是知与行的统一。《中庸》则提出从知到行的次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汉代学者扬雄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焉，为众人。”（《汉言·学行》）实践比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更重要，即是说行比知更重要。可见，先秦至汉代众多儒者对“知”与“行”的关系的阐释，基本上与《尚书》和《左传》的观点大体相同，都认为“行”比“知”更难、更重要。注重“行”是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固有特质。

至宋元明清时代，形成三种主要的知行观：一是程朱学派注重“知先于行”或“知本行至”；二是王阳明明确提出“知行合一”；三是王夫之强调“行先于知”或“知行相资”。具体而言，北宋哲学家张载认为，知识有两种，一是“闻见之知”即感性认识；二是“德性之知”即以理性为基础的超经验的认识，主要指道德修养。“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四书章句集注》儒家在肯定两种知识区别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德性之知”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二程说：“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识而得之。”（《伊川易传》卷二）又说：“致知，但知止于至善，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之类，不须外面只务观物理。”（《二程遗书》卷七）二程片面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却否认行是知的基础。认为“人力行，先须要知。”（《二程遗书》卷十八）二程又说：“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二程遗书》卷十五）所谓“知本行至”与“知先行后”是一致的。理学大师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知先行后”的观点，进而提出“知轻行重”的思想。他说：“若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又说：“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朱熹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知与行关系，即知先行后或曰行重知轻。但同时朱熹又提出“知行相须”说。朱熹认为，“知”“行”虽然有先后、轻重之分，但两者皆不可偏废，他说：“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二者不可偏废。”（《朱子语类》卷十四）从总体上看，程朱学派强调“知先于行”或曰“知先行后”，而且特别强调“德性之知”的重要性。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针对程朱理学的知行观，明确提出“知行合一”学说，认为知与行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强调“知行并进”，“知而必行”。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从中可以看出，王阳明已经认识到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包含的。王阳明还说：“我今日说个知行合一，正是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个不善的念克倒了。”（《传习录》也就是说，知与行实际上都统一于思想动机的基础上，落实于“意念萌发”中，彰显了“致良知”的心学旨趣。如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说：“他讲‘知行合一’，并不是一般地讲认识和行为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地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知行合一’是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所讲的‘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1]（P203）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作为一种认识论，强调“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的结论，抹煞了认识与实践的差别，混淆了“知”与“行”的区别，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但作为一种伦理学观点，强调端正道德动机，用善的动机指导道德行动，把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结合起来，却具有合理性因素。

针对宋明时期的知行观，明末清初哲学家王夫之强调知行有别，不能混为一谈，提出了“行先知后”“知行相资”的观点，明确地把“行”放在首位，认为行具有不可替代的品格。具体而言，首先，王夫之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也就是说，“行”包含“知”，而“知”则不包括“行”。行与知相比，具有涵括性。王夫之说：“饮之食之，而味乃知。”（《四书训义》卷二）只有亲自“行”即品尝，才能“知”食物的味道。在王夫之看来，不仅“行”是“知”的来源，而且“行”比“知”具有更高的品格。他说：“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也者；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尚书引义·说命中二》）其次，王夫之还提出“知行相资”的观点。王夫之说：“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和合而起功，此定理也。”（《礼记章句》卷三十一）可见，“知”与“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辅相成，构成辩证统一的关系。最后，王夫之把“实践”概念引入认识论中。王夫之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则顺，故乐莫大焉。”（《张子正蒙注·至当》）王夫之对传统儒家知行观作了一次比较正确的总结，达到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高峰。清代学者批评宋明理学的知行观，主张经世致用，因而拓宽了传统“知”的范围，即“知”不仅包括道德知识，而且也包括实用知识。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颜元说：“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存学篇》卷三）其中，实学的范围包括“正德、利用、厚生”之学，也包括兵、农、政事等经世致用。同时，颜元更注重行的重要性，他说：“吾辈只向习上做功夫，不可向言语文字上著力。孔子之书名《论语》矣，试观门人所记，却句句是行。‘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不愠’，‘其为人也孝悌’，‘节用爱人’等；言乎？行乎？”（《颜元集》）由此可见，颜元将人的全部认识活动的重心转移到“行”或实践上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颜元为了挽救中国学术的空虚和社会的积贫积弱而特别强调直接实践，却有轻视间接经验和理论知识的不足。关于“知”与“行”的关系问题，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提出“知难行易”的观点，认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是人类发展的三个时期，强调“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无论是“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无论“知行相须”还是“知行相资”等，其实都强调“知”必须“行”“知”与“行”相结合的伦理取向。已故哲学家汤一介先生说：“知”“行”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道德上的身体力行的问题，是一个基于心性修养的道德问题。虽然，不同的儒家在论证‘知行’关系时或许有所偏重，但总体上都认为‘知’和‘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两者不能截然分开。”[2]（P51）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的“知”，主要指“德性之知”，而不太注重“闻见之知”；而“德性之知”与实践理性是密切关联的。因此儒家强调“知行合一”具有学理的必然性和相对的合理性。其中，“闻见之知”即关于事实的知识，“德性之知”即关于价值的知识。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的“知”，既有关于事实知识的含义，也有关于价值知识的含义。儒家的“行”主要指道德实践而不包括社会实践。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传统儒家所谓“行”，仅限于道德实践，既不包括社会革命或变革的行动，也不包括自然科学的实验活动，表现出一定的狭隘性和时代局限性。但近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行或实践，并非仅仅是指个人的生活行为或道德行为，其中也包含着社会实践的意思。例如，儒家所说的‘行’，其中包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等诸多含义。”[3]（P145）不过需要特备指出的是，即使儒家实践观包含着社会实践的意义，但儒家却没有对社会实践作出明确的界定。简言之，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传统儒家已经接触到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但却没有明确阐释二者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儒家“知行合一”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哲学语境的表达形式。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P57）其中，“改变世界”即强调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与实践的重要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家“知行合一”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相通性。

二、儒家“知行合一”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人们常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既是道德认识问题，也是道德践履问题。只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真正成为“有德之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儒家“知行统一是人类在道德生活中的基本诉求，坚持知行统一对于人们的道德修养、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面对当今世界性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其意义似乎显得更为突出。”[5]从儒家“知行合一”的角度讲，发掘每个人心底蕴藏的善良道德意识、道德情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内化为群体和个体的道德意识，又外化为群体和个体的自觉行为，从而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个体的道德境界，夯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思想道德基础。批判继承儒家“知行合一”文化理念，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内化为人们的思想共识；其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一）儒家“知行合一”文化理念启示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内化为人们的思想共识。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或“理论灌输”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说：“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6]（P163）因此，理论界或学术界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深刻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学理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文化理念，不仅有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帮助人们树立价值信仰，而且有助于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帮助人们坚定价值自信。就知行关系而言，知是行的前提和基础，行是知的目的和归宿，内心认同才能自觉践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在“知”上下功夫，同时还要在“行”上下功夫，引导国民真正做到“身体力行”。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6]（P16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和内在的精神特质，需要通过宣传教育或理论灌输，才能使人们理解和把握，进而获得认知认同。人民群众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体。实践证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发挥作用是以社会主体或全体国民的认同为基础的。只有社会主体或全体国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认识上基本达成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够建构、培育和践行起来。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到全体国民的思想共识，就要加强宣传教育或“理论灌输”。美国批判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是信仰问题。原来都是一元化信仰，现在是价值多元，什么都可以。”习近平总书记说：“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社会发展实践证明，在鱼龙混杂的价值观生态环境中，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占据思想的高地，就会失去对人们对价值追求的导向原则，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无从谈起。今天我们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任务比以往更加艰巨。由于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我国社会处在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剧变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对立冲突，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及差异性明显增强。同时，由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及功利主义等多元价值观的影响，导致了在社会领域出现了公共空间的“冷漠症”、社会和谐建构上的“搭便车症”及助人为乐的“恐惧症”等友善精神问题，在思想道德领域则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道德冷漠”“道德滑坡”等现象，这些问题客观上给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多面影响。故需要在众声喧哗中凸显社会主流价值，在交锋交融中体现中国精神，就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强化社会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的正面引导，整合喧嚣多元的价值秩序，形成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强大的精神纽带和精神动力。

儒家“知行合一”启示我们，首先需要在“知”上下功夫，通过宣传教育或“理论灌输”，使人们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鉴于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和主流价值形态，就要建构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价值观宣传教育或“理论灌输”的格局。具体而言：一是注重家庭教育的作用。重视家庭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古人说：“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中国传统家训包含着立德、修身、齐家、为学、处世等各方面内容，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一致性。家庭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任老师。以家庭亲情为纽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家风家训中，融入到家庭美德中，融入到父母的言传身教中，融入到父母与孩子的日常交流中，使家庭教育成为孩子认同或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家庭教育是帮助孩子认同或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机制。二是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学校教育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包括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等教育在内的学校教育，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原则，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教育方式上，适应青少年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尊重学生的主体精神，创新中小学德育课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让学生“学有所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三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新闻媒体责无旁贷。报刊图书、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要发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力军作用。各类或各行新闻媒体要坚持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原则，挖掘更多普通人物身上的道德闪光点，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方法传播核正能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人们在“耳濡目染”中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现代新闻媒体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有效载体。四是高度重视网络传播阵地建设。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现代社会，网络已经成为各种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也使信息传播渠道和传播主题更加“多元化”。因此，要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法制建设，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打击网络谣言和违法犯罪，净化网络传播阵地，使网络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加强网络传播阵地建设，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辐射力和感染力。五是普及中华人文经典阅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人文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它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蕴、价值取向、理想追求及人文理念等跨越时空的文化资源，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的伦理智慧与人文支撑。古人说：“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倡导全民阅读经典，促进中华人文经典阅读大众化，有助于人们“修身养性”“怡情养志”“涵育文明”，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开展中华人文经典阅读活动，是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六是加强精神文化产品建设。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其根本目的不是发展文化工业，增加GDP，而是引导人们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丰富人们的心灵世界，提高人们的生活品味。实践证明，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既可以传播思想、弘扬正气，也可以砥砺精神、愉悦身心。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自觉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的创制过程中，使文化产品更好地发挥引导社会、教育民众的作用。一切文化产品如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一切服务活动如文艺演出等，都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旋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产品的精髓和深层内核，也是化育人性和纯化社会风气的文化资源。因此，我们要把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发挥精神文化产品的教育功能。总之，儒家“知行合一”文化理念启示我们，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新闻媒体、网络阵地、普及人文经典阅读及加强精神文化产品建设等路径，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或理论灌输，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成为全体国民的思想共识。

（二）儒家“知行合一”文化理念启示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落实到实践中，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

儒家“知行合一”理念，强调“知”必须要落实到“行”上。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东汉科学家张衡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应间》）也就是说，作为有德之人，不应担心地位不高，而应担心自身道德不完善；不以收入不够高为耻，而以学识不够渊博为耻。毋容置疑，提高道德品质，增加学识水平，客观上需要做到“学以致用”“身体力行”，在行动中砥砺品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双重品格，由此决定了人们既要开展深入的理论学习，又要开展广泛的实践活动。其中，宣传教育或理论灌输，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而身体力行或实践践履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和归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践行。从价值哲学来审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而真、善、美，既是实践活动的动因，也是实践活动的目的和尺度。人的实践活动则内在地包含真、善、美的统一。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6]（P97）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活动包含三种尺度：“种的尺度”，就是活动的合规律性问题，即真的问题；“内在的尺度”，就是活动的合目的性问题，即善的问题；“美的规律”，就是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问题，即美的问题。由此可见，实践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特质和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6]（P193）儒家“知行合一”文化理念，要求我们把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有机结合起来。反对高谈阔论，注重身体力行，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哲学最注重学说与行为的一致，将思想与生活打成一片，认为理想的实现不在现实生活之外，而求在日常生活中表现道理。”[7]（P616）也就是说，求知方法与修养方法相统一，做到“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在现实生活中养成理想的道德人格。近代知识分子第一任梁启超说：“儒家的特色，不专在知识，最要在力行，在实践。重知不如重行。……真要学儒者，学孔学之道，不单在知识方面，要在实行方面看。”[8]（P4962）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智慧之德，一种是行为之德，前者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后者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把“智慧之德”转化为“行为之德”。总之，道德实践证明，知与行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知而不行则怠，行而不知则罔；行而至知则真，知而至行则善，知行合一则铸造善的品性。

儒家“知行合一”启示我们，在强调“知”的同时，更需要注重“行”，即要身体力行，学以致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磨砺自己的意志品格，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行动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有贡献的人。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强调“躬行实践”，能够发挥人们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主体能动性，进而能够促进主体核心价值观精神的形成，增强主体核心价值观意识，指导主体核心价值观实践活动。从“行”的方面看，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自我修养、日常生活、社会生活、职业活动及学习道德模范活动中，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具体而言，一是加强自我修养。人生修养，贵在自觉，贵在行动。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说：“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是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传习录》上）坚持修养的实践性，力求知行合一，是人生自我修养的真谛所在。从词源学来讲，“修”，主要有整治、锻炼、学习、提高等含义；“养”，主要有培育、涵养、熏陶等含义。简而言之，所谓自我修养，就是个体自觉地通过学习、磨练和陶冶等功夫，达到某种能力和良好品质。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自我修养。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中庸》云：“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德即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和个体的德，客观上需要加强自我修养，才能转化为个体的道德素质。在自我修养中，首先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不断调适自己的心理状态，矫正自己的认识偏差，促进自己的价值认同，以完成“内修于己”，进而能够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并提升自身的社会价值。自我修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机制。二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6]（P165）要从具体的事例入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日常行为中。“大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实、完整的载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产生、得以检验，并发挥其功能作用的最重要、最基础的场域。”[9]实践证明，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被人们普遍接受和真心认同，并升华为人们的人生信仰而践行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则必须使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接起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如充分挖掘各种节庆日、纪念日蕴含的丰富教育资源，举办庄严隆重、内涵丰富的群众性庆祝活动或纪念活动，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断增强人们的文化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引导群众积极开展移风易俗的活动，创新民俗文化形式，不断改善人们的精神风貌，不断提升日常生活世界的文明程度。日常生活是人们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真实的实践载体。三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观融入到社会生活中。任何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或者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0]（P2）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在社会生活中，即在人们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艺术等社会性活动中，每个人都需要正确处理个体性与社会性、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及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关系。而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才能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有助于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有助于消解多元价值观并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有利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生活是人们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广阔的实践舞台。四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职业活动。由于社会分工不同，人们所从事的职业也有所不同，正是在不同的职业岗位上，人们创造出各种不同类型与不同性质的社会价值和多样化财富。而不论从事何种职业活动，只有恪尽职守、乐于奉献，才能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职业岗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条件。人们往往通过自己的职业岗位来成就自己的人生价值或理想抱负。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不断提升人们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人生道德境界。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的四种人生境界说。实践证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职业活动中，能够帮助人们超越“自私”的“小我”而达到“博爱”的“大我”，帮助人们超越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而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进而为社会、国家或民族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职业活动是人们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坚实的实践机制。五是开展学习道德模范活动。道德模范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典范，是引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精神旗帜。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在全社会开展学习道德模范实践活动，有助于激励人们“崇德向善”“积善成德”，进而不断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开展向道德模范学习活动，是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有效的实践平台。总之，儒家“知行合一”文化理念启示我们，要在自我修养、日常生活、社会生活、职业活动及学习道德模范等实践活动中，引导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

三、结语

儒家“知行合一”文化理念，是一种伦理智慧，彰显道德实践理性精神，对于引导人们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升人们的道德品质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从价值教育的角度来看，儒家“知行合一”是进行道德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方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经典表达，对于克服道德教育与价值观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背景下进行价值观建构的重要传统文化资源。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征途中，人们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有了比较理性的认识，试图在民族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和价值诉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故哲学家汤一介先生说：“儒学中虽然包含着某些对人类社会有着普遍价值意义的因素，但它毕竟是为解决中国前现代问题条件下产生的，它需要在传承中发展，以解决我国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化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对我国的社会发生实际的作用。”[11]（P147）当代哲学家冯契先生曾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命题，即“把理论运用于一定的领域作为方法，那就一定会推进理论，有所创新；把理论化为自己的德性，那就有亲切感受，理论也就取得个性化的形态。”[12]（P12）因此，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儒家“知行合一”文化理念进行批判继承，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其理论品质，丰富其实践内涵，亦即实现儒家“知行合一”文化理念现代化，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伦理智慧与根源性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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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汤一介.儒学十论及外五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宋志明.中国传统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温克勤.略论先秦儒家伦理的知行统一论[J].道德与文明,2005, （2）.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7]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2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8]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9]杨晓梅,李少斐.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众生活世界[J].理论与现代化,2013,（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12]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潘文竹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3-0112-08

收稿日期：2016-03-30

基金项目：2015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资助项目“儒家文化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5SJB314）

作者简介：迟成勇（1966-），男，安徽合肥人，哲学博士，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道德哲学与儒家文化。

The Confucian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CHI Cheng-yong
( D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Nanjing Institute of Railwa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1, China )

Abstract:"Unit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the Confucian ethic culture. It highlights the idea that "knowledge" must be followed by "action" and should be combined. The Confucian "unity"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practice, embodies the distinctive moral rational spirit, and has relative rationality. Critical inheritance of the Confucian idea of "unity" gives full play to positive and reasonable factors in the "unity" Confucian culture idea,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mbine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for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to cultivate and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We need to carry this out in practice and make it our self-consciousness.

Key words:Confucian culture; unity; socialist core values; reve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