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这对已近银婚的夫妇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而长久的家——中南海西花厅。这是一个每年都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爱花之人，以花寄情，更是他们生活中共同的雅趣。

四年鸿雁传书奠定一世情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留学日本的周恩来毅然回国，并投身海河两岸如火如荼的斗争当中。

和周恩来一样，当时年仅十五岁的邓颖超也参加了“五·四”学生运动，并成为天津女界学运的风云人物。

1919年9月16日在觉悟社成立的会议上，周恩来见到了邓颖超。当时邓颖超走到周恩来的面前，她告诉周恩来，说自己曾经看了他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文章后，也给他写过信，写信的署名叫“小超”。说完后，便走上了讲台，做自我介绍并发表演说。后来周恩来回忆说，当时邓颖超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携手一生的伉俪，他们就这样相识了。

相识后的周恩来与邓颖超常常一起探讨问题。不过，让人奇怪的是，爱情之花却没有在这对志趣相投、相互欣赏的年轻人身上绽放。原来，当时这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只有满腔救国的热情，周恩来、邓颖超和所有觉悟社成员都恪守着“禁止其男女社员有任何恋情”的约定，一向严于律己的周恩来因此成了坚定的独身主义者，而邓颖超则更是对婚姻感到悲观和厌恶。

为了探求真知，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踏上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留学。邓颖超则留在国内负责觉悟社的工作，并担当周恩来与留在国內的觉悟社社员之间的联络工作。分别之前，她给周恩来织了一件毛衣，以抵御异国他乡寒冷，而且在毛衣领子的内侧，她还特别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

在欧洲将近四年时间里，周恩给邓颖超写了二百五十多封信，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一周一封。文字，恐怕是人类最美丽的发明，它催生并记录了无数美好的爱情，凡人如此，伟人亦如此。频繁的书信往来当中，在觉悟社的5号和1号之间，一份超越同志情谊的感情已经悄然萌生。

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开始了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周恩来也因此而奉命回国，并负责国共两党之间的统战工作。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不断地给邓颖超写信，并向她求婚。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了几位朋友，一起在广卫路的太平餐馆里吃了顿饭，就算是把婚结了。

两次的错过让他们失去了做父母的权利

熟悉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的人都说，他们一生相敬如宾，几乎从未有过争吵，尤其是周恩来对于小自己六岁的妻子可以说是呵护备至、宠爱有加。

但鲜为人知的是，其实早在他们刚刚结婚不久，周恩来就曾对邓颖超大发雷霆，那可能是邓颖超心里一辈子难以解开的“结”。

新婚后不久，周恩来因东征陈炯明而离开广州，邓颖超则独自留在广州继续开展妇女工作。可就在这时，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丈夫不在身边，自己的工作又才刚刚展开，如果因为怀孕而耽误了工作，那是当时的邓颖超所不愿意接受的。为此，年轻的邓颖超做了一个让她终身遗憾的决定——堕胎。

那是周恩来第一个未曾谋面的孩子，一个被革命的热情所扼杀的孩子。后来得知此事的周恩来，跟邓颖超大吵了一架。

对于丈夫的斥责，邓颖超自然是满怀愧疚，不过当时只有二十一岁的她本以为以后还有很多生育的机会，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并满足夫妇俩为人父母的愿望，没想到第二次怀孕她几乎是死里逃生。

1926年下半年，邓颖超欣喜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1927年4月，在母亲的陪伴下，邓颖超住进医院待产。在经过医生检查后，胎儿发育正常，只是体重超过正常婴儿的标准。不过对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来说，胎儿体重过大是相当危险的。那时候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现在的剖腹产等等，孩子太大了出不来。没办法了，医生就用产钳方式，但是用力太大了，孩子夭折了。在遭逢这场变故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不仅失去了他们期盼已久的孩子，更永远地失去了为人父母的权利。

但这巨大的遗憾，并没有给他们未来漫长的岁月投下任何阴影，他们始终相濡以沫，恩爱有加。

海棠花成为感情传递的纽带

1954年，周恩来到广州休养，在去他们夫妇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重游之后，周恩来特地写信告诉了在北京养病的邓颖超。

广卫路是他们举办简单婚宴的地方，万福路上有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而文德路里更是他们第一个小家的所在，是他们“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就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家时而是大都市里变幻莫测的周公馆，时而是黄土高原上的小窑洞，从曾家岩50号到西安的七贤庄，从南京梅园新村30号再到西柏坡上的土坯房，可以说，革命的旋涡在哪里，他们的家就在哪里。直到新中国成立，这对已近银婚的夫妇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而长久的家——中南海西花厅。这是一个每年都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爱花之人，以花寄情，更是他们生活中共同的雅趣。河北田间的野花、山城重庆的水仙、北京香山的枫叶，都曾被他们附在传情的鸿雁锦书中，飞越万重山水遥寄思念。

1954年春，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而此时的周恩来正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海棠花便成了北京与日内瓦之间传递感情的纽带。

当周恩来去日内瓦开会的时候，邓颖超就会把院子里面那个海棠花摘下一朵，把它压平，连同信一起请信使给周恩来带去。邓颖超曾经说，这样做是让周恩来感觉到这是来自家里的温暖，家里的亲情。就如同我好像来到了你身边了。他们夫妇的关系非常有情趣，非常的默契，非常的和美。

邓颖超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这样写道：“在郊区的山坡、泉水之旁采少许野花，又选上两三朵家花一并随信寄给你，为你的紧张生活加上一点点缀和情趣。”

收到邓颖超的来信后，周恩来在日内瓦驻地附近采集了一朵芍药花和蝴蝶花，叫信使代带给邓颖超。后来，邓颖超将这飞越了半个地球的两地花精心制作成镜框，并挂在了西花厅卧室的墙上，一直伴随一生。建国初期那段相对宁静的岁月里，人们经常会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携手漫步在海棠树下，春天赏花，秋天摘果，真是好不愜意。

邓颖超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公民们对她丈夫的热爱

1950年，海棠成熟的季节，他们在树下拍摄了一张银婚纪念照，那时他们的笑容像当时的阳光一样灿烂。但是这种宁静祥和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工作的繁忙和各种运动的层出不穷，同一屋檐下的他们连见面的机会都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在十年浩劫的非常时期，周恩来殚精竭虑，长时间地工作着。

他一方面要苦苦维系着这个国家的运转，一方面还要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干扰进行斗争，这对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身体和精神上所承受的负担，是可想而知的。

为了提醒周恩来注意身体，邓颖超写了大量情注字字句句的便笺放到总理的办公桌上，然而总理的身体还是垮掉了。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前往北京机场，欢送来自非洲的索马里的西亚德一行。

正是这一天，来自北京和各地医院的专家们会诊确认，他患了膀胱癌。然而，在那样的日子里，周恩来只能以顾全国家命运为大局，诊断治疗和工作两不误。但越来越多的会议，越来越少的睡眠，越来越差的健康，终于让早已经力不从心的周恩来倒下了。

1974年6月，西花厅的海棠凋落了，周恩来也离开了西花厅，离开了他工作和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地方，住进了三。五医院，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工作。

周恩来住院前，虽然夫妇俩都住在西花厅，可是单独相处的机会并不多。在医院的日子里，单独相处的时光反倒多了。邓颖超每天到医院里看望周恩来，给他读文件，陪他聊天，为他削苹果，他们还在医院里度过了一个安静的金婚纪念日。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周恩来曾对邓颖超说：“小超，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现在来不及了。”

1976年1月11日，邓颖超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公民们对她的丈夫的热爱，上百万人自发地站在长安街的两旁肃立致哀，在凛冽的寒风中挥泪为她的丈夫，为他们的总理送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让人心碎的一场送别。总理去世后不久“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

斯人已去，山河为之同悲；爱人已去，唯余一杯即将飘撒天际的骨灰。手捧丈夫骨灰的邓颖超知道，这世上唯一称呼她“小超”的那个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记者马丽根据《档案》提供资料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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