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张丽红



广东与桂林文化城渊源史论

（广东）张丽红

【摘 要】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名重一时，广东与桂林文化城的渊源很深，影响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桂林文化城赖以形成的政治环境与广东有不解之缘，突出表现在广东党组织所领导的文化大营救将众多文化人抢救到桂林；二、战时，许多文化人、文化团体在粤桂之间颠沛流离，从上海到广州，从广州到桂林，从桂林到香港，又从香港经广东折返桂林，坚持文化抗战；三、广东的文化人、文化团体在桂林活动，为桂林文化城的创建增添了光彩。

【关键词】文化抗战；中共；广东；桂林

日军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灾难，也使大批文化人失去家园、颠沛流离。从上海到广州，从广州到桂林，从桂林到香港，又从香港经广东折返桂林，这是许多进步文化人士在战时的辛酸旅程。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共产党与他们患难与共，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为他们的文化活动创造条件，将他们团结起来，造就了桂林文化城的活跃，桂林成为与重庆、香港并重的南方文化中心，桂林文化城名重一时。连国民党都承认，“共党在桂林之活动，以发展文化界工作最为积极”。①《国民党中统局非法调查桂林抗日进步文化团体并限制其活动密函》（1940年2月），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27页。桂林文化城的形成不是孤立的，它是战争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努力的结果，也是广西与全国各地交流、融合的产物。与广西山水相依的广东，与桂林文化城的渊源很深，影响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发展。

桂林文化城赖以形成的政治环境与广东有不解之缘

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桂林在战时的重要战略地位，利用蒋桂矛盾在广西大力开展统战工作的结果，也是共产党与文化人患难与共的结果。中共对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驻广西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张发奎等人开展的统战工作，与广东有不解之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香港发动进攻，在港的进步文化人士处于险境，中共领导下的广东党组织开展了营救在港文化人士的秘密行动，并将许多文化人安全转移到了桂林，这对桂林文化城的再度活跃具有决定作用。

中共一早就意识到了广西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抗战初期就从延安派出了张云逸、刘仲容、宣侠父、云广英等一批“密使”到广西，和实际控制广西的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建立起秘密联系，取得了李、白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赞同。这几人中张云逸、云广英是广东文昌人（今属海南省），刘仲容曾在黄埔军校工作，宣侠父是黄埔一期生，几人都曾在广东生活、战斗过。武汉沦陷前夕，周恩来在武汉亲自做李、白的统战工作，他们表示欢迎共产党在广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0年，白崇禧任主任、统一指挥西南四个战区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被撤销，李济深任主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成立，张发奎任司令长官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也迁移柳州。李济深虽然是广西人，但他事业的起点在广东，长期任职粤军，是国民党元老；张发奎是广东始兴人，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将领，中共对他们两人展开了颇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取得了他们对共产党在广西开展文化救亡运动的暗中支持和帮助。1941年3月，邹韬奋从重庆秘密来到桂林，正是在李济深的亲自护送下乘飞机赴香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捕。1942年文化人从香港脱险到达桂林后，李济深多方设法给予救济，并对这批人士作了一些安置。1944年日军企图打通湘桂线，逼近桂林，田汉、安娥、邵荃麟、金仲华、端木蕻良等一批文化人从桂林撤退到柳州，潜伏在张发奎身边的中共特支左洪涛等人，在第四战区长官部副官处、军法执行监、兵站总监和柳州铁路交通警备司令部的大力支持下，给他们弄来了车票，并照顾他们上车撤退到后方。新中国剧社也于此时从桂林撤退到柳州，左洪涛经过张发奎的同意，将新中国剧社改编为四战区长官部直属剧团，随部转移，解决了他们的困境。①李芮：《左洪涛传》，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踏遍青山——纪念左洪涛》，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421-423页。

皖南事变发生后，在蒋介石掀起的反共高潮的巨大压力下，广西当局对共产党员和知名人士采取了限期离开或“礼送出境”的温和手段，大批文化人从桂林转移到香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香港发动进攻，在港的进步文化人士处于险境。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挥下，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东江纵队开展了一场营救在港文化人士的秘密行动，并将被营救的许多文化人安全转移到桂林。

日军进攻香港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指示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②《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英美建立统一战线问题给周恩来等的指示》，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第二天，周恩来给廖承志、潘汉年连去两封急电，详细指示如何向粤桂两省转移在港人员：“如果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廖承志和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先后在香港、宝安、惠阳，召集香港党组织、广东党组织及东江纵队负责人对营救工作进行研究和布置。决定首先设法与分散滞留在香港的知名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取得联系，迅速转移住地后将他们护送到港九游击队交通站，然后转移到东江根据地，再前往内地。从九龙到东江根据地的护送工作由东江纵队负责，从惠州到龙川老隆的转送工作由中共前东特委和惠阳县委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的护送工作由后东特委负责，到达韶关之后的工作由南委和粤北省委负责，广东党组织的工作贯穿了整场大营救。

1941年12月25日，守港英军向日军投降，香港陷落，文化人士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廖承志和南委、东江纵队、香港市委等负责人在做好周密营救计划后，趁日军刚到香港，情况不熟，以及大批香港居民向内地逃难的机会，开始实施营救工作。从1942 年1月初起，几乎每天都有被营救人员通过不同线路离开香港。从水路撤离香港的有夏衍、范长江、金仲华、千家驹、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廖梦醒、郁风等数十人。他们在东江纵队的护送下乘船先到澳门，然后在柯麟的安排下，经中山、江门前往桂林。何香凝、柳亚子因年老体弱，不适合陆路昼伏夜行，东江纵队下属的港九游击队派专人把他们转移到海丰进而到桂林。大部门文化人士是从陆路撤离香港的，茅盾、邹韬奋、梁漱溟、杨东莼、胡风、胡绳、戈宝权、周钢鸣、黎澍、张友渔、端木蕻良、丁聪、廖沫沙等人就是先被护送到九龙游击队交通站，然后又分东西两条线路进入惠阳根据地、宝安白石龙根据地。这两条线路都需要冲破日军的严密搜查、封锁，沿途也需要供应大量的粮食，邹韬奋等被国民党通缉的人士经过国统区时仍需要小心翼翼和周密的隐蔽工作。至1942 年5月，这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由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广东党组织、东江纵队贯彻实施的秘密大营救活动，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及家属800余人，受到了中共中央、社会各界的好评和赞扬。④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516页。亲身经历这场大营救的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⑤茅盾：《脱险杂记》，《茅盾散文速写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94页。

中国共产党为这场大营救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广东党组织和东江纵队布置周密，保护文化人顺利通过沦陷区和土匪控制区，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邹韬奋、茅盾等到达东江抗日根据地时，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使他们深受感动。南委副书记张文彬曾报告，“港九失陷以后，集中力量营救干部与文化人。”①《张文彬关于东江情况向中央和南委的报告》（1942年1 月10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第11页。5月，这场大营救的组织者之一、广东人廖承志在韶关被捕，当时他正在韶关处理大营救的收尾工作。有文章介绍他被捕的一个细节是叛变的南委组织部长郭潜给他写了一张条子，诡称上级指示，要廖承志立即赶赴桂林疏散一批进步文化人②茆贵鸣：《廖承志与香港》，《中国作家》2010年第1期。。这个细节从侧面说明营救文化人当时确实是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广东党组织的工作重点。

许多文化人、文化团体在粤桂间坚持文化抗战

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广东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以广州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广东全省风起云涌。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当时很多人包括国民党军事当局都认为广东毗邻香港，日本因避免与英国冲突，应该不会很快进攻广东，所以上海很多文化人撤退到暂时安全又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广州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声势更为猛烈。不料，日军于1938年10月在惠阳大亚湾登陆，21日占领广州。广州沦陷，许多人将撤退的目光转向了临近的广西尤其是它的战时省会——桂林。广西南接越南，有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西临滇、黔大后方，战时位置优越，相对安全。抗战期间，广西除了1939年末至1940年初南宁、昆仑关一带被日军短暂攻陷外，直至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前都无大的战事，确实是战时的好去处。

广州沦陷前夕，取得桂系的支持后，中共组织《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广州分馆从广州撤退到桂林。《救亡日报》1937年创刊于上海，由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经国民党和共产党协商，由双方派出人员并共同提供经费，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按照周恩来关于建立以广州为中心，影响华南、面向港澳和海外的抗战宣传阵地的指示南迁广州，仍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夏衍是报社的实际负责人。到达广州后，郭沫若、夏衍和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等人一起，争取了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广东最高军事长官余汉谋的支持，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周恩来曾亲自确定复刊的《救亡日报》的办报方针，“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办成像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页。”南迁广州后，国民党派到报社工作的人员相继离去，报纸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救亡日报》按照周恩来确定的办报方针，以客观的战况报道、精辟的战局分析和贴近民众的抗日要求、生动活泼的文字而成为“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欢看的报纸”。《救亡日报》直至10月中旬日军逼近广州时才迁往桂林。工作人员中有12人是从广州撤退过来的④夏衍：《记者生涯的回忆——记〈救亡日报〉在桂林》，《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二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页。，其中就包括夏衍。《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后，仍遵循在广州复刊时周恩来确定的办报方针，仍定位于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报纸，只是加重了对抗战时事消息报道的分量，有时还到韶关做战地采访，发表《粤北的春天》等通讯，报纸远销到广东一带⑤夏衍：《记者生涯的回忆——记〈救亡日报〉在桂林》，《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二辑，第220页。。

《新华日报》广州分馆于1938年4月开始营业，每日的纸型从汉口空运至广州印刷发行，日销量最高曾达4000余份，在华南地区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分馆还发行《群众》周刊、《救亡日报》，以及武汉中国出版社、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的书刊。广州沦陷后，一部分人转移到桂林，成立《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不仅发行《新华日报》，也发行其他党的报刊、马列和中共领导人的著作。1939年二三月间，《新华日报》曲江分销处正式成立，桂林营业处的《新华日报》开始转运到广东的战时省会曲江销售。

除却党的组织外，广州沦陷后，一些文化人自发转移到桂林。巴金在上海完成《春》的写作后，于1938年转移到广州，建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以烽火社的名义陆续出版了《烽火小丛书》、《烽火文丛》、《呐喊小丛书》、《呐喊文丛》等一大批以宣传抗战救国为内容的小册子，并写下抗战三部曲《火》第一部和《旅途通讯》系列的《广州二月记》、《广州在轰炸》、《从广州出发》等作品。广州沦陷后，巴金转移至桂林，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牵头成立文协桂林分会，写下《桂林的受难》等散文。

广东是连接桂林与中共领导的另一个文化重地香港的重要通道，撤退到桂林后，仍有一些文化人经过广东奔波于两地。夏衍和《救亡日报》转移到桂林后，经费成为报纸复刊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坚持报纸文化界统一战线的特色，夏衍决定不向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要钱，也不向国民党和桂系伸手，而是经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赴香港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筹款。廖承志尽力协助，很快从海外华侨捐赠的抗战经费中拨出了1500元港币。有了这笔经费，《救亡日报》在桂林顺利复刊。1939年12月下旬，为了创办《救亡日报》的印刷厂，夏衍再次经广州湾乘船赴香港，在何香凝和廖承志的支持下筹款买了一幅崭新的五号字铜模，并向在港的文化界友人约定了一批“本报特稿”。①夏衍：《记者生涯的回忆——记〈救亡日报〉在桂林》，《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二辑，第209-210页、224-225页。

皖南事变后，大批文化人从桂林转移到香港，坚持文化抗战。香港沦陷后，被广东党组织及东江纵队营救出来的许多文化人又回到了桂林。夏衍、张友渔到达桂林后相继以文化人身份协助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做好接待工作；夏衍和田汉、洪深等人以这场文化大营救为题材合作创作《再会吧香港》剧本，新中国剧社排好后公演，可惜引起当权者的忌恨，被勒令停演；何香凝、柳亚子、胡风等曾在桂林小住并创作；茅盾在桂林创作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和报告文学《劫后拾遗》等。在党的领导下，在李济深和桂系上层的支持、默许下，文化人回到桂林后继续坚持文化抗战，因皖南事变一度沉寂的桂林文化活动再次活跃。

粤人在桂林的文化活动

广东与广西通称两广，地域相连，文化相似，同属岭南文化，自古就交流密切。抗战期间，在共产党的组织下，许多广东籍进步文化人士、广东的文化团体来到桂林，从事新闻、美术、音乐、戏剧、足球等文化体育活动，为桂林文化城的创建贡献力量。

《救亡日报》和国际新闻社是活跃在桂林的重要新闻力量，几位广东人曾在那里任职，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华嘉，原名邝剑平，广东海南人，20世纪30年代初期参加左翼文艺活动，《救亡日报》南迁广州后进入报社工作，后随报社一起转移到桂林，继续担任《救亡日报》编辑。1944年日军进攻桂林前，担任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党的负责人，率队到前线开展宣传慰问活动。陈秋焕，广东台山人，又名陈紫秋、陈子秋、陈秋帆，诗人、世界语学者，《救亡日报》南迁广州后进入报社工作，后随报社一起转移到桂林担任编辑。黄药眠，广东梅州人，和胡愈之、范长江一起参与组织国际新闻社，任总编辑，被誉为“大师”②胡愈之：《我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摘要）》，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185页。，为党培养了不少新闻工作人才。1938年11月黄药眠随新闻社总部一起迁到桂林，皖南事变后转移到香港，1943年再度回到桂林，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和文艺创作活动，著有长诗《桂林的撤退》。

何香凝，广东南海人，国民党元老，也是全国著名的画家，香港沦陷后经党组织护送到桂林。日军逼近桂林，蒋介石派张治中携带法币数十万元与多张飞机票专程从重庆来桂林，请她到重庆避难，都被何香凝严词拒绝，她赋诗感怀：“漂泊天涯隐桂林，国仇家恨两相侵。难行蜀道知何故？倒是无因却有因。”在党的安排下，何香凝撤退到桂东。失去经济来源后，她发挥艺术特长，靠卖画为生。关山月，广东阳江人，岭南画派代表人物之一，战时曾辗转桂林、曲江等地，并在桂林创作《漓江百里图》。

新兴木刻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经由鲁迅的大力倡导而兴起的，以描绘人民疾苦、民族危亡为己任，把艺术创作与劳苦大众联系起来，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爱国热情。1939年6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迁往桂林，举办了“鲁迅纪念木刻展”和“木刻十年纪念展览会”，编办《救亡木刻》、《漫画与木刻》等刊物，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其中，李桦、赖少其、黄新波、陈烟桥等广东籍木刻家群体优势明显，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桦，广东番禺人，曾于战时在桂林举办“战地素描展”、“战地写生展”。赖少其，广东普宁人，曾被鲁迅誉为“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桂林的重要领导人。黄新波，广东台山人，木刻界抗敌协会主持人之一，编辑《漫画与木刻》等刊物。

战时广东、广西的抗战戏剧演出活动交流特别频繁。广州失守后，军委会政治部下属的抗敌演剧1队随四战区来到曲江。国民党重新划分战区后，1队随四战区转到广西柳州，7队从柳州来到曲江。1940年春广州儿童剧团应张发奎邀请，从曲江前往广西开展抗战的演出宣传。1944年，盛大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桂林举办，广东派出广东艺专试验剧团、剧宣7队、七战区政治部艺宣大队、中山大学剧团、中国艺联剧团等5个话剧团队，演出了《百胜将军》、《油漆未干》、《法西斯细菌》、《洪宣娇》、《水乡吟》、《沙坪之夜》、《皮革马林》等话剧；广东人华嘉、秦牧和田汉等10人组成“十人团”，对每一次演出都进行集体讨论，提出具体的评论意见，并见诸桂林各报，对剧演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七战区艺宣大队在戏剧资料展览中展出的资料说明他们共演出过多幕剧175场、独幕剧504场，广东艺专展出的舞台模型、剧场插图和50幅世界著名戏剧家肖像被参观者视为戏剧资料展览中“最出色最宝贵的资料”①《参观戏剧资料展览》，《力报》1944年3月17日，转引自李江《论“西南剧展”的成就和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广东剧协理事长赵如琳在戏剧工作者大会上报告了广东省戏剧运动的进展；西南剧展大会组织代表去病房探视正在桂林养病的广东籍进步电影导演蔡楚生，并且举行近千人的集体慰问，场面感人②瞿白音、田念萱：《回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第217-249页。。

马思聪，广东海丰人，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战时曾数次旅居桂林，在桂林文化城从事音乐活动。据不完全统计，马思聪在桂林共举办过超过十场小提琴音乐会，是文化城举办个人音乐会最多的音乐家。李凌，广东台山人，音乐理论家和活动家，他主持新音乐社桂林分社，主编《新音乐》杂志，发起召开“聂耳逝世七周年纪念会”，邀请50多位西南地区的音乐工作者到桂林参会，对于推动抗战音乐活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甄伯蔚，广东台山人，负责新音乐社桂林分社的日常工作，担任《新音乐》、《音乐知识》的编辑，创作了《五月太行山》、《青春进行曲》等10余首歌曲，还经常到大中学校里组织歌咏活动、在音乐会上演唱等，在桂林有相当的影响。

李惠堂，广东五华人，亚洲球王，香港沦陷后辗转来到桂林。李惠堂到桂林后，受到李济深的热情接待。李惠堂在桂林期间，和全国各地疏散到桂林的足球界人士团结在一起，筹组足球队，组织足球赛，将足球义赛筹集到的款项捐作抗战经费，使桂林的足球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1944年，李惠堂带领广东足球队到桂林，和广西足球队进行足球比赛，让桂林的球迷大饱眼福，并极大地鼓舞了桂林民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热情。③梁宇、荣敏珑：《球王李惠堂与桂林足球运动》，《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9-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