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关于红色革命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思考
——从近代170年看改革开放30年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建立了具有强势政府、常识理性、尊重多元、并能有效地进行开放性制度创新的新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一个具有长期的帝制传统的超大型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需要这样的政治体制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整合与推进制度转型 。近代以来的170年，中国人经历清末开明专制化、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袁世凯军事强人政治、国民党一党威权政治、中共计划体制、邓小平改革开放这六次政治选择，直到第六次选择才确立现在的体制。而这一体制之所以能发挥强势政府的优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所缔造的强大组织力量及相应的制度与文化资源有关。

关键词：红色革命；改革开放；新权威主义；现代化

赣南是影响中国命运的地方。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涓滴效应”，就是发达地区的经济到一定的饱和程度的时候，它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会逐渐地向欠发达地区流动。从这个角度来说，赣南地区在历史上与现实生活中都很有特色，在历史上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地方，在改革开放30年后，又是中国现代化的涓滴效应的受益者。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现在确实处于历史上非常好的时期。

从170年看30年，也就是把改革开放的30年放在鸦片战争以来170年的时间当中来审视、定位，同时这也将涉及到红色革命对于改革开放所起的相当重要的作用和贡献。

一、从近代以来17个十年看中国国运

记得十多年以前，我在新加坡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上班的第一天，东亚研究所所长对我说：“你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现在的国运很好。”的确，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一样，有时山穷水尽，有时柳暗花明。如果我们把170年的时间看成17个十年，以十年为单位来看的话，那么这个国运的问题就很容易看得清楚。

1840年后的第一个十年，发生了鸦片战争；第二个十年，太平天国战争，这场战争使中国人口损失达7 000万~8 000万，还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第三个十年，回民起义，汉族和回族双方互相屠杀，死亡人口达到2 000万人以上；到1880年代的时候，光绪初年的旱灾波及17个省，死亡人口合计达到2 000多万。到了1890年代，中国进入国运大滑坡的时代：1894年的甲午战争战败，清朝向日本赔款2亿3 000万两白银；1899年庚子事变，中国赔款4亿5 000万两白银，短短6年多时间里，中国对外赔款就达到近7亿两白银。西方有一句谚语叫做“墨菲效应”，说的是一步错，步步错，就如同一个人从把第一个纽扣系错了位置，第二个纽扣、第三个纽扣一定会系错。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一旦陷入错误的历史选择，就会祸不单行。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墨菲效应”的开端。

到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在深重危机的压力下，慈禧太后想要真诚地进行改革了，但是为时已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尽管我们对它评价很高，说它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然而，辛亥革命恰恰是中国大灾难的开始，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它把几千年来整合中国社会那一套政统经验完全抛弃了，而新的政统经验无法建立起来。西方民主的那一套方法在中国水土不服，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旧者己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非常弱的一个政府，无法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袁世凯在1914年以政治强人的姿态刚实现了政治稳定，日本的“二十一条”就对中国提出来了。袁世凯还要当皇帝，而且56岁就去逝了。树倒猢狲散，好不容易形成的初步稳定局面就结束了。此后不久，中国陷入了北洋大分裂时代。中国开始走向碎片化。南北分裂，南方内部分裂，北方内部分裂，北方各省分裂，军阀势力分裂，中国开始滑向一个“失败的国家”。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1928年。

1928年以后，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但是不到三年，“九一八” 事变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过了几年后就是“七七事变”，接下来是八年抗战。八年打下来，总算在1945年中国要走向和平建国，国共内战又开始了，从1946年一直打到1949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可以开始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了，1950年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10月出兵，一打又是三年。1953年，共和国可以开始进行和平建设了，但不久以后，“左”的思潮开始抬头，反右斗争、大跃进、三年大饥荒等接踵而来。这些都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不幸历史纪录。1962年情况刚开始好转，但不久又开始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一搞又是十年。当然这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重要成就，这些工业化的成就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一些基础。

中国的真正变化在1978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350美元增长到去年的7 000美元，在30年里增长了20倍。平均每年以9.8%的速度增长，连续增长了30年，这在全世界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这个执政党过了100年以后可以对老祖宗有一个交代，在短短的30年、一代人的时间里做成了过去80代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当然中国这么大的进步有各方面的原因，包括人口红利、后发优势。也就是说，后发展国家可以直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不需要重新走发达国家的老路。此外，还有公有制体制下搞市场经济，它的成本非常低。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采取了一个合理的、符合后发展国家经济逻辑的现代化路径。当然，中国也有贫富分化，有些地方很穷，有些人为富不仁，所有这些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是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等收入阶层大大增加。

二、30年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新权威主义的四个条件

当然人们会问这个问题，前面14个十年，后面3个十年，什么原因造成前后有这么大的反差？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中国模式”，我们也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有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俄罗斯学者几年以前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我有点弄不清楚，什么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市场经济就是中国特色，那么全世界都有市场经济，谈不上中国特色；如果说社会主义，那么按照俄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保留的并不多。为什么一个保留了并不多的东西加上全世界都有的东西，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的回答是，共产党领导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特色，共产党领导加上市场经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共产党领导加上市场经济这一点又恰恰吻合了后发展国家的一种历史经验，那就是新权威主义。

什么叫新权威主义？首先是一个强势政府领导的开放性的市场经济。历史上一些后发展国家仿效西方民主政治失败之后，往往出现有现代化导向的军事强人来稳定政治，发展经济，并为未来的民主奠定必要的经济基础，这样的体制往往就被称为新威权主义体制。它区别于没有现代化导向的传统威权政治。

当一个后发展国家进入现代化起步阶段时，权力分散性的政府是无法承担现代化的整合功能的。三权分立体制在后发展国家推行现代化过程中被很多国家采用，但基本上没有成功的先例。为什么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取得成功并带来那么大的变化？因为在这种新权威主义体制下，有一个强势政府来整合各种资源，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运用政府杠杆来进行经济转型，用政府的号召力进行现代化动员。它的动员功能、转型杠杆功能、维持稳定的功能、整合资源的功能，是分散型体制无法企及的。尤其是一个大型的国家，强势政府显得更为重要。

但是，强势政府还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还需要第二个条件，那就是治国者需要有常识理性，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做明白人。什么叫明白人？就是人的思维要摆脱宗教狂热、意识形态教条与浪漫主义意念的干扰，用健康人在日常生活中务实的理性原则判断问题、解决问题，根据效果、成本、风险做出选择，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什么是非常识理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文革后期，湖北麻城出现大量农村女青年集体自杀事件。这件事震动了中央，当时中央派了一个重量级干部到麻城调查。当地的干部汇报事件的原因，是农村女青年劳动强度太大了，根本吃不消，活得没味道。那个大干部说：你们都错了，根本问题是你们没有抓路线斗争。这个干部就不是常识理性。他是用意识形态来代替常识思考问题。

但是，强势政府加上常识理性还不够，还必须要尊重多元，这是新权威主义的第三个条件。文化多元，经济多元，社会多元，这是社会创新力的关键。一个社会的创新力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对多元的尊重会形成国家和社会之间有效的平衡，以社会的多元来激活社会的原创性、经济和文化的源动力。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这方面的能力。

第四个条件是开放性的制度创新。政府的权力是集中的，但是它也是与时俱进的。随着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变化，问题也在变化，从而倒逼政府进行变革。通过这种变革来适应新的环境，使得社会有序的发展。这样的制度是开放性的，是不断发生变化的。问题倒逼改革，改革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不断形成新制度，从经验上升为政策，从政策上升为制度，改革就这样永无止境演化出新制度，这样的过程就是开放性的制度创新。

只要一个体制具有了上述四个因素，那么经济就能发展。邓小平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实际就是一个具有常识理性、尊重多元、具有开放性的制度创新的强势政府体制。

三、从6次政治选择看一百多年的现代化探索

形成这种具有强势政府、具有常识理性、尊重多元、并能有效地进行开放性制度创新的、推进现代化的政治体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摸索了整整170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回顾17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确实来之不易。

我们可以把170年历史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政治精英都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来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套方案。这6个发展阶段，其实也是对6种政治模式的选择。6次政治选择，就是170年中国人所走过的道路。第一次是清末开明专制运动。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清末新政，这70年的时间里面，清王朝走的是一条走向开明专制的道路，但它没有完成最后失败了。第二次是1911年到1914年的辛亥革命的议会民主政治。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的军事强人政治，袁世凯1916年去世以后的北洋军阀，也可以作为强人政治的一个余波。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可以被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波的威权体制。第四次是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的党国一体的威权体制，这是中国威权体制的第二波，通过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来推进中国现代化，但是也失败了。第五次，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体制，1949年到1976年。第六次，1978年开始到现在的邓小平模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体制。

一部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可以用6次政治选择这么一个框架来重新看待。我们过去的范式是革命范式，这是为了鼓动大家起来革命而形成的历史解释系统。当我们处于革命年代的时候，需要那个范式，但是现在需要范式的创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先后出现的6次政治选择，可以作为现代化解释框架的一种尝试。6次政治选择，就是6次不同的现代化尝试路径。当我们用6次政治选择来看待这一段历史，历史的内在逻辑就变得十分清晰。

(一)清王朝的崩溃使中国失去开明专制化的机会

清末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这段历史，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五次战争、三次改革、一次革命。两次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第一场改革运动，即洋务运动。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引起中国第二次改革运动，即戊戌变法。第五次战争是八国联军战争，引起了清末新政。

这么概括的意义何在呢？中国这个国家只有打痛了、失败了才想改革，这是因为保守文化阻止了改革，中国不得不在战争中经历失败的屈辱，并在屈辱与危机之后才想到进行改革。然而，正因为屈辱、挫折与悲情，心理上产生排外与仇外心理，这种消极心理不断干扰、阻挠有效的改革的进行。这样，就形成保守排外——屈辱悲情——再保守排外的恶性循环。到最后只能以革命的方式收场。这就是五次战争—三次改革—一次革命的中国近代史的逻辑。

清道光时期，统治者在臣民中仍然具有较高的统治合法性，拥有相对有效的官僚机构。如果说道光皇帝用常识理性思考问题，那么他走的就是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维新、德国威廉二世的“开明专制化”的发展道路。很遗憾，清王朝最后是在这种不断的屈辱和失败中消耗了统治合法性。等到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消耗得差不多了，才想进行最后一次认真的改革，但历史已经不可能再给清王朝时间了。庚子事变后，排满思潮起来了，清王朝通过开明专制化走向现代化的努力也就失败了。

这场失败对中国的命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的帝制如果进行创造性转型、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推进改革，那么这种体制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工具，传统专制就可以转化为开明专制。

(二)从民国初年到北洋时代中国的碎片化

清王朝失败的结果，就是辛亥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治，这是第二次政治选择。三权分立、多党制、公民选举在西方能起作用，为什么在中国就起不了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制度需要一系列条件的支持，而这些条件都是在西方社会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且和这种制度融为一体。中国在移植这些制度的时候，不能把这些条件移植过来。比如，多党议会制的有效运作，需要发达的公民社会，需要文明教育、法制观念，需要工业文明的支撑。这些因素在西方国家是社会内部自然生长出来的，这些条件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具备，民主制度也就根本无法有效运行。而且，《临时约法》的制度设计有非常大的问题。辛亥革命后几乎所有外国观察家都非常悲观，从《莫里循书信集》可以看到，许多西方学者都不看好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体制，都认为这个制度根本无法长期运行下去，最后以失败告终。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需要国家集权，需要一个开明政府把权利集中起来，利用集中的权力进行变革、动员资源和人力等。辛亥革命恰恰是权力分散化的过程。分散到地方，地方的税收也收不上来。民国前两年，政府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更不用说领导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袁世凯在镇压了反对派之后，建立了军事强人政治，这是第三次政治选择。1914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新机会。当时风调雨顺，帝国主义对中国不怎么干预，中国实业界人士也存在，士绅阶层对整个现代化也是拥护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面，袁世凯这个体制如果持续下去，现代化是可以开展起来的。但是日本“二十一条”的提出，袁世凯要搞帝制，一系列的事件最后使袁世凯模式迅速走向终结，中国实际上失去了通过开明的强人政治走向现代化的很好的一个机会。

(三)国民党重建统一的威权，但被战争拖垮

从袁世凯逝世到1928年是一个军阀混战时期，中国已经接近于“失败的国家”的边缘。当时的中国只有两个前景；一种前景就是“索马里化”，军阀混战，一直乱下去；第二种前景是，某个大国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支持某个政治势力，让其逐渐强大起来，并最终实现中国统一。事实上第二种前途出现了，其因缘在于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列宁认为，如果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是有利于苏维埃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于这个动机，列宁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他选中了孙中山，试图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让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支持国民党夺取政权，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让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时期再搞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这个想法，国民党如虎添翼，得到了军事上的支持，大量的武器弹药从海参崴源源不断地送到黄埔，建立黄埔军校。国民党就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中心。

国民党统一中国，建立党国体制，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四次政治选择。1928-1936年被认为是国民党的黄金时代，但是这个政权有两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成功得太容易。两年半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军队从10万人急剧发展到120万人，什么原因？是因为外部的山头变成内部的山头，外部派系变成内部派系，这是国民党根深蒂固的缺陷。第二个问题是高调的民族主义，不断的刺激日本军国主义，两者间互相激荡。在中国国力没有强大之前，就以高调的民族主义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的膨胀速度快于国力发展速度， “九一八”事变就是由于这么一种膨胀而发生了。

抗日战争一旦爆发，中国的国力又没有成长起来，国民党就被战争拖垮了。拖到1944年，国民党军队完全不经打，一个日本的连队可以对付国民党十几个师。1944年，日本人打到贵州独山，这个地方离重庆已经不远了。到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已经枯竭，抗战后期的腐败完全是弥散型的。战争突然胜利，大量重庆官员到沿海地区进行接收，这些“接收大员”高度腐败，完全失去民心。好在太平洋战争胜利了，中国和同盟国一起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这么一个政权，如果没有共产党来接替他，而是在抗战后和平建国，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可能和菲律宾差不多，不会比菲律宾好到哪里去。从它的内部组织能力和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来看，它是一个不太合格的体制。

(四)红色革命的胜利与建国后的挫折

当共产党被迫进入农村，实际上形成多元的根据地模式，形成中国红色革命的斯巴达性格。所谓的斯巴达性格，就是刚毅勇敢、坚忍克己、纪律严密的战士性格。

红色斯巴达体制是为了实现红色革命理想而形成的一种体制。这个体制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具有在挫折之后死而复生的能力。概括地说，这种革命体制有四大特点。

首先，激活了农民对土地的愿望，通过分土地来满足农民的利益，从而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其次，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具有严格的纪律，党的组织十分严密，党的内部是一元化领导。第三，有一个以理想、信仰为基础的理论意识形态，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第四，党强有力地控制军队，支部建在连上，军队完全听党的指挥。正是这样的结构，造就了一种斯巴达式的组织体制，这种体制是非常有利于军事动员的。这种体制通过社会动员来发动革命，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这股力量到了抗战时期逐步发展起来。苏区红军经过长征到了延安以后，可以说遇到了天时良机。

主力红军分散到苏北和山东地区作为游击队时，这股力量已经修炼成精了，高度的组织力量在游击区充分发挥作用，迅速成长起来。由于这么一个生存环境，所以中共迎来了真正的机会。一个百炼成钢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革命组织，在抗日战争这个环境里面生逢其时。抗战结束时，中共的军队已达一百万人。而当时中共又有新民主主义，通过新民主主义的方式在社会上形成更大的联合，更广泛的吸收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支持，这个革命体制从斯巴达性格开始走向较为开明温和的性格。但是在抗战结束、中共成功地壮大了自己队伍以后，面对国共战争，不得不强化斯巴达性格，不得不动员农民，通过动员农民来进行土改和动员参军，逐渐退出新民主主义道路。

建国后出现一系列“左”的思潮的重新复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革命所形成的体制与革命经验中的那些元素，在革命时期是相当成功的。通过路线斗争形成党的权力集中，通过暴力土改的方式来形成革命的动员，对新民主主义的超越所形成的超阶段论，这些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动员革命是有利的，革命的成功与这些要素有紧密的关系。

中共的这种斯巴达性格，高凝聚力的组织模式，本来是为了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在抗战过程中又逐渐走向新民主主义模式。新民主主义，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补资本主义的课，五种生产方式并存，让中国在这种体制下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再搞社会主义。就是说，中国革命者否定了过去的“超阶段论”的思想，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社会发展的逻辑。

一方面有共产党的强势领导与强大组织，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务实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方针，如果当时我们这么走下去，这将是百年中国最好的发展路径与发展模式。无论是国民党、袁世凯政权，无论是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还是清王朝，都无法达到这两大因素的结合，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条非常有利的道路。但遗憾的是，建国以后，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必须要进行战争动员。而在冷战形势下，西方阵营采取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台湾国民党又宣传要“反攻大陆”，中共必须面对冷战的形势，以及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进行进一步的战争动员的激活。这种激活的过程使得新民主主义这条道路实际上作为一种选择逐渐被淡出。毛泽东开始进行新的思考，这种思考和后来所说的“穷过渡”有关系。其结果是，放弃新民主主义，重新走到超阶段的路上去。这条路走得很苦，造成很大的问题、矛盾和灾难。

(五)邓小平改革让中国国运峰回路转

到了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迎来了新的机会。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和邓小平开始清除四人帮，邓小平回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人开始了第六次政治选择。

文化大革命造成一个结果，我称之为钟摆效应。所谓钟摆效应，就是说文革把极“左”思路推到了极致，从而使党内的元老派成为反思者。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种极端的方式把极“左”思潮造成的后果如此地凸显出来，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在封闭的环境里要过半个世纪，几十年以后才能重新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文革使大家提前认识到这一点，回到现实，用常识理性思考问题。

元老派成为改革家，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一般说来，元老派往往是保守派，是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然而。文化大革命把矛盾推到了极端 ，使元老派成为了改革家。这样的改革家具有独特的优势。第一，元老派改革家有极高的社会威望和政治威望。第二，有非常丰富的组织关系，组织资源。第三，有着体制内的极其丰富的政治经验。这种经验使改革者减少改革的阻力，降低转型成本。邓小平改革的成功与元老派的这三大优势有关。

邓小平如何思考中国未来的命运呢？《邓小平文选》二、三卷加起来一千多页，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最核心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第一句话，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生活好起来。换句话说，不能让人民生活好起来的社会主义就是假的社会主义。第二句话，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如果没有发展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是不会好起来的。第三句话，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要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够发展生产力。第四句话，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邓小平的思想的精髓就是，通过党的领导，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通过四项基本原则来推行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这就是常识理性的觉醒。概括地说，就是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容挑战的条件下，发展人类文明共同的历史经验——市场经济。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邓小平模式最核心的东西，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

从发展政治学角度来说，实际上邓小平推行的就是一种新权威主义体制。共产党的领导不容挑战，共产党就是开明的大家长，这个家长的地位不容挑战。邓小平多次提到过，今天你游行，明天我游行，现代化就没办法搞下去了。他还经常强调说，好的所有制形式，我们都可以吸收。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一个好东西，能够激活社会的创造性；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改革者在实现这一目标时，就应该有坚定的铁腕意志。

中国新的现代化的路径就这么通过常识理性，通过对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的尊重而形成了。实际上是通过常识理性的觉醒激活了市场经济的作用；让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经济的多元就出现了。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和市场经济相依存的文化系统，也开始多元化了。文化的多元、社会的多元、经济的多元逐步形成，多元因素在中国社会的内部，在一个铁板一块的、全能性的、板块性的结构内部开始激活了，各种积极因素被调动起来了。

四、红色革命为改革开放提供的资源

从170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来看，毛泽东的红色革命对于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大业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它形成了一个近代以来最强势的政府，形成一个现代化为中枢的国家。在清王朝崩溃以后，中国陷入了碎片化时代，中国作为超大型后发展国家，它的现代化就需要有一种强势的国家力量，对碎片化社会重新予以新的统一，并在统一基础上实现资源整合。中国的红色革命，就起到了把分散的国家重新整合起来，并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一种强势政府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发动机的作用。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需要一个强势政府，来整合资源，稳定社会，并进行制度转型，这就需要形成开明的集权体制来实现这样的功能。如果这个后发展国家是权力分散的体制，(例如日本的传统国家的藩封制结构)，也只有走向开明的集权体制，才能推进现代化，这是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本身所要求的。彼得大帝、明治维新、德国的威廉二世的改革，都是符合这种现代化逻辑的。

正因为如此，清王朝在应对西方挑战的过程中，最佳的发展路径，就是将传统专制体制转向开明专制主义体制。正因为如此，由于清王朝本来就是传统的专制集权，只要通过传统体制的政策创新与制度创新，就可以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实现开明专制化的发展。然而，清王朝在应对西方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地在战败的挫折中丧失了自己的合法性，在排满思潮的冲击下最终走向崩溃。失去了通过开明专制化道路引领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

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多元议会民主体制，是一种分权型的体制，这种分权体制恰恰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逻辑相反。加上临时约法本身的设计上的缺陷，更加重了体制内部不同政治派别利益冲突的严重性与无序党争的无政府状态。这就使现代化的发展遭受到新的困境与挫折。

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政治，在稳定社会基本秩序之后，推行发展实业、鼓励投资、引进外国文明等措施，并制定商法、民法来维持新秩序。这一集权体制具有现代化的导向性，从逻辑上看，是符合后发展国家开明集权的逻辑的。因此，从发展政治学上来看，它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波的新权威主义。然而，袁世凯死后，中国进一步陷入碎片化的混乱状态，从而使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的威权体制失效。

北伐统一以后由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现代化模式，与袁世凯体制相比，蒋介石的威权体制的组织程度要高。它用三民主义作为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有一个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强人领袖，有一个政党作为政府的组织资源，这些政治因素比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政治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力。中国似乎又有了实现现代化的机制。但是抗日战争爆发，把这个政权拖垮了。到抗战后期，这个政权基本上变成一个烂摊子，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话，一直烂下去，很难有新的机会。

如果在这一历史背景上理解红色革命，那么红色革命的意义何在？正如前面所述，自清末、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袁世凯体制、北洋军政统治到民国的抗战后期，中国始终没有摆脱一盘散沙状态，这样的状态是很难推进现代化的，中国面临陷入“失败国家”状态的危险之中。

从井冈山、瑞金到延安的红色革命，有着斯巴达式的组织，在极端艰难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运用强有力的革命党组织、革命信仰、列宁主义政党内部的高度纪律性与凝聚力，党对军队有效控制，党内的高度一元化的领导模式等，所有这些体制因素，客观上就形成了重新凝聚社会力量的新体制。换言之，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就是在一盘散沙的基础上，重建了一个超大型国家的集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民族多元的超大型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把一盘散沙状态的社会聚合起来，必须要有极大的聚合力。国家的幅员与人口越多，所需要的聚合力就越强。像缅甸、泰国这样的小国家，组织力量弱影响不大，统一起来相对容易。对于超大型国家来说，如果不想陷入“索马里化”的困境，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情况下，那就需要极其强大的组织力量。

从组织凝聚力、组织的动员力、组织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革命组织成员对组织的效忠力度、组织的牢固性等各个方面来看，中共组织比起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和国民党的一党威权体制来说，要强韧得多，有力得多，对社会的整合功能有效得多。中共正是用这样的组织，战胜了国民党的松散的威权组织，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并把自清末以来碎片化了几十年的中国，统一成一个整体，发展出来了一种把一盘散沙状态凝聚起来的强大的组织力量。因此，毛泽东起到了把一个分散型国家捏合成一个整体的作用，这就为邓小平利用这一体制资源来从事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条件。

遗憾的是，使革命得以成功的一些政治因素，如有利于党内形成一元化领导的“路线斗争论”，在艰苦条件下鼓舞士气的“人定胜天论”，从革命浪漫主义变异为“唯意志论”与唯心主义。这些东西一旦发生消极的变异，就会在建国后干扰经济建设。这就是建国后“左”的思潮不断强化，形成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极“左”灾难的文化原因。在革命成功以后，中国进入建设时代，仍然滥用人定胜天论，违反客观规律，进一步发展为唯意志论，其结果只能是灾难。邓小平改革则是在保持共产党组织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完成了向现代化的转变。从这个角度来重新思考的话，我觉得红色革命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另外，红色革命也为现代化发展作出直接的贡献。抗美援朝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但也因此而取得了苏联的信任。于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作为回报，苏联政府给中国工业化提供了极大的支持。苏联把156项大型的建设工程提供给中国，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对另一个大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支持。没有这个基础，谈不上现在的改革开放。

毛泽东把一个分散的国家捏合起来，邓小平把革命体制变成新权威体制，江泽民在这个体制下面实现了经济转型，胡锦涛实现了经济起飞。在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了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红色文化，就可以别开生面。

(本文是在笔者于2015年11月16日在赣南师范学院所作学术报告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感谢江明明、陈刚的整理！)

责任编辑：侯伟浩

·苏区研究·

On the Historical Thoughts of Red Revolution and Opening Reforming——To Study the 30s Years form the View of Moderntimes Since 1840

XIAO Gongqin

(SchoolofHumanityandCommunications,Shanghai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The success of Chinese 30 years' reforming and opening-out came from many factors such as building up a forceful government, common sense sensitiveness, respecting multifunctions and a new authoritative political system, which is needed to assembling socials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the systems changing. In recent 170 years, Chinese people made six selections and established today's new political system. The new political system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red revolution led by CPC, the relative systemand cul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red revolution; reforming and opening; new authoritativeness; modernization

中图分类号：D033；K25；K26；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16)01-0026-07

作者简介：萧功秦(1946-)，男，湖南衡阳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文明史、中国近现代与当代史、发展政治学等。

收稿日期：2015-12-10

DOI：10.13698/j.cnki.cn36-1037/c.2016.01.006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6.1037.C.20160118.1621.0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