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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安徽教职员索薪流血案

2016-03-18

关键词:教职员安徽

尚 方 超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1923年安徽教职员索薪流血案

尚 方 超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摘要:1923年,安徽教职员因经费无望教学停滞,薪资拖欠生活拮据,不得已赴省长公署索薪,不料却发生被殴流血事件。这次事件因以教职员为主体而令人关注,使人同情,最终演化为汹涌的教潮而成为时代的印记。它是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教育界状况的一个典型案例,既体现了军阀统治下教育发展的无奈,又坚定了教育界人士打倒北洋军阀,建立民主政治的决心。

关键词:安徽;北洋军阀;教职员;索薪;政治诉求

民初,政府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凋敝落后、民主自由缺失成了那个时代留给历史的记忆,并深刻地影响着教育的发展,使教育不能有稳定的政府支持、安定的社会环境、充足的财政经费、宽松的自由气氛,由此引发学潮迭起,1923年安徽教职员索薪流血案便可称为其中的典型。本文力求通过大量的电文和报刊史料,翔实地还原此次教职员索薪流血案始末,论述由此而引发的政治诉求。

一、安徽教职员索薪案之时代背景

安徽教职员索薪流血事件发生在北洋军阀统治的特殊年代里,有着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正是这些深刻的背景,使得这一场教职员的索薪流血风波看似是一个偶然事件,实则有其必然的因素。

1.全国的财政形势和教育困境

经历了多次军阀战争的中国,到了1923年已经面临财政拮据的严峻问题。“最近一月之间,中央方面之政局,毫无发展形势,其惟一之原由,实在财政之无办法”[1]。直系控制下北京政府军费开支大得惊人,1923年的军费预算为4 800多万,将近总预算的50%[2]。除了军费开支,北洋军阀把持政权,以公谋私,贪污腐败严重;挖空心思、想尽花样搜刮民脂民膏,聚敛了大量的个人财富。“由于旧中国没有完整的经济档案,加上他们财资分散,与亲属名下的资财又难以辨清,很难将具体数字搞清楚,但从一些不完整的数字可窥见一斑。曹锟拥资5 000万元,曹锐1 200万元,山东的田中玉拥资1 500万元,江西督军陈光远拥资3 000万元,孙传芳拥资4 000万元”[3],等等。北洋军阀以武力起家,以军队为政治资本,必然会毫无顾忌地将财政的大部分用于军队建设。这样北洋军阀的统治实际上陷入了以军谋权、以权谋私、以私扩军的一个恶性循环,加上无节制的个人敛财以及腐败的军政官员层层盘剥扣留,中央财政基本上已不能支撑起社会的有效运转,“无论如何腾挪,终属不敷”[4],更别说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支持了。

教育部作为指导全国教育发展的最高机关,在当时也面临其困境。许文果在《1919—1920年北京教育界索薪运动论析》一文中经过对比,认为教育部直辖各机关所需的中央教育费在1918年明显减少,并且还常被挪用[5]。“教育部在各部之中,本属最清苦之机关,既无金钱之收入,又无政治上之发展”,因此,“历来执政者,对于此部,均视为不足重轻”,只是“事关全国教育,不得不设此部,以资点缀而已”[6]。在此背景下,教育部的待遇自然并不优厚,并且也时常被拖欠经费,无法办公,自然无法引导全国教育的发展方向。此时,不仅北京国立八高校的索薪运动还在持续,一些机关部门也掀起了罢工索薪的事件。国家财政拮据,地方得不到中央支持,安徽省也不例外;全国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安徽省教育经费也不例外。

2.安徽省的财政状况与教育经费的不足

教育和政治紧密相关,教育需要政府源源不断提供经费以维持正常的运转。当然,教育经费也有一个可以自由伸缩的尺度。在中央和地方政治稳定、财政充足时,足够的财政拨款可以为教育的发展和创新提供坚实的保证;而当政府软弱、经济萧条时,政府对教育所应承担的最基本职责应该是提供可以保证教职员生存、学校上课、学生学习的经费。当政府连这一最低的要求都无法满足的时候,矛盾便不可避免要发生。“财政之枯竭,更甚畴昔”[7]。安徽省1923年度财政预算情况大体反映了安徽当时的财政匮乏以及教育发展面临的困难局面。

据《银行月刊》载,安徽1923年财政预算“收入之数为五百二十万元,除去军费岁出三百八十万元,所余仅百四十万,以供一切政费,亦不敷甚巨”,虽然政府表示“军费可有它款有挹注,本年度增设之国家机关,可以暂不成立”,但“至预算之大致状况,则纸面上可称收支适合,而实际上则大有虚悬”。同时,关于支出方面,“教育费预算为百五十三万有奇”。很明显,有限的财政收入已不能保证教育界的正常发展,并且政府所承诺的将纸烟营业凭证税等“今以列入预算视为的款,则现时之纸面上适合,诚恐转瞬将成画饼耳”[8]。这就是说,即使是在政府年初制定的对外公布的冠冕堂皇的财政预算上,教育经费尚且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实际上,1923年11月20日,作为教潮亲历者,当时已辞职赴上海的安徽省教育厅长江彤侯,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也表示:在前任省长执政时,“曾规定在地方税入项下,指拨若干种,作教育经费”,也即实现了教育经费独立,而“吕氏接任后,假统一省金库为名,打破前定之规程”,因此教育经费“毫无着落”[9]。上海《民国日报》也感叹道:省长吕调元和财政厅长胡思义“先后来皖”后,教育经费“竟有四个月未发分文”,“盖因专款为吕胡二氏无形推翻”[10]。可见,财政收入的严重不足、军费开支的过于庞大、教育经费的不再独立,已经使安徽教育经费得到不一丁点切实的基本保证。

3.专制独裁与学界自由民主诉求的矛盾

辛亥以来,安徽一直有崇尚自由、热爱民主的风气,并且有很多走在历史前沿的引领世人前进的思想人物,例如陈独秀、胡适、陶行知等等。安徽学人对自由发展教育、民主政治发展的追求从未停止,与军阀黑暗腐朽统治作坚决斗争的行动也从未停止。“我们安徽,自打北京五四之役,安徽教育界就起来响应和本省的恶势力奋斗,中间经过许多壮烈运动、险恶的牺牲”[11]。1921年6月2日,安徽法专学生会同一师、一中等校学生集合前往省议会请愿,要求当局增加教育拨款,发展教育事业。安徽卫戍司令马联甲竟调来军队,殴打学生代表,冲击请愿队伍,致使39名学生重伤、205名学生轻伤,其中两名重伤学生先后不治身亡,酿成震惊全国的“六二”惨案。1921年8月,安徽军阀买通当时的北洋政府,特任李兆珍为安徽省长。闻讯后的安徽各界极为愤怒,发起激烈的“驱李运动”,并最终使李倒台[12]。1923年10月5日,曹锟通过贿选当上总统,“10月10日,王步文、童长荣、濮洪、濮德治等领导安庆及各地学生,反对贿选。在安庆游行示威,捣毁议员何雯、张伯衍住宅,揭露官僚军阀罪行。王步文等三十六人被通缉”[13]。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都昭示着安徽进步人士不畏强权、追求进步的精神。难怪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1923年11月16日发表陈独秀文章盛赞安徽学界:“安徽在直系势力管辖之下,他们若只是空喊几声,也比广东浙江学界的空喊有价值,况且他们还有在空喊以上的实际动作,在这一点上看起来,安徽学界又算是全国学界之领袖。”[14]

二、安徽教职员索薪流血案始末

郭廷以在其《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安徽教职员因索薪被省长吕调元殴伤,全体教职员辞职,学生罢课。”[15]这样寥寥三十余字所记之事,究竟因何而起?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1.安徽教职员长期积累的愤懑心理

1923年11月的安徽学界,面临着异常的困难,广大教职员面临将要断炊的危机。在前述安徽省财政收入严重不足、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的背景下,“安徽各中等以上学校的经费,已经数月没有发放。由各校长东挪西借,勉强支持。至于今日,则借无可借,真是山穷水尽之期矣”[16]。教职员李鸿典大声疾呼:“皖教育费,近来欠上四个月,公私方面,怎么维持?岂不是要置皖省教育界于枯鱼之肆吗?”[17]各校校长多次前往教育厅,却被告以无钱拨付,无奈之下只好前往省公署,不料省长吕调元竟多次以无法筹措作为推辞。各校长回到自己校中,仅能支持十几日,多则也不过月余。而各校教职员,自学期开学以来,仅领到一点薪水。有兼职的教职员还不是很恐慌,而一般的专门依靠教学养家糊口的,早已经苦于不能维持基本生活。各校校长虽然奔走呼号,却毫无效果,所以教职员不得不另谋他法。“谁无家室,谁无费用,放弃薪资,坐待饥馁,于心何甘?”[18]于心不甘,不会“坐待饥馁”,这便是当时安徽省广大教职员真实的、无奈的、不忿的心理写照。况且考虑到“吕调元任安徽省长前曾表示‘不欠教育经费,诚心维持教育’”[19],财政厅长胡思义也多次不兑现支票,现在却“出尔反尔,自丧信用”[20],更是愤怒。一切行动都是在心理长期得不到满足引起的,正如任伟在研究20年代北京教育界索薪运动时所认为的:“心态上的焦虑、失望、愤懑,必然‘见于行事’”[21]。教职员在上述心理驱使、现实逼迫和情绪酝酿下,决定自己行动,亲赴省长公署索薪。

2.安庆教职员赴省署索薪

安徽法政专门学校的教职员,不通过校长及各相关机构,就发起召集各校教职员于11月3日上午在省教育会召开了大会,讨论维持教育及索薪的办法。消息发出,颇多响应,距离开会时间还有30分钟时,“到者已数十人,大异于往日开会迟匕其来之景象”[20]。开会讨论完毕,群情激昂,一致决定全体赴省公署,当面质问省长吕调元是否有维持教育的诚意。教职员开如此大会,做如此决定,而不通过校长,并预想和省长当面对峙,原本的索薪小事自然容易失去控制。考虑到“此系关于教育行政,而教厅江彤侯系全省教育之最高机关,自不得不先行通知一声。遂先至教厅,向其说明原因,并力请一同前往”[16]。教育厅长无法当面拒绝大家合理的诉求,同时也深为教育经费而发愁,遂只得同往省署,请见省长吕调元。吕氏当然对大家前来所为何事心知肚明,开始时拒绝接见,请之再三,只好先将厅长江彤侯召进屋内严加训斥和劝导,命令他不要将事情闹大,赶快将教职员带回。但是江氏出来后,劝导不下情绪激动的教职员,吕氏不得不亲自出面与教职员相见,就地在院中接谈,并面露不悦之色,气氛十分紧张。《大公报》这样形容当时的场面:“两旁卫队林立,教育厅长亦站其旁,各教职员站于台阶之下,并非在接待室中堂皇高坐也”[22],“陈兵接见,视若阶囚,言语支离,态度严厉”[23]。由此,便可看出当时吕氏处理此事的傲慢态度,注定此事索薪将无果而终。

3.索薪无果,流血悲剧发生

吕氏首先质问大众浩浩荡荡到此地来,是否要撵他走。吕氏这样问,一是故意刁难教职员,二是可能真有此担心。因为在当时,各地不满和反抗省长所作所为甚至驱逐省长的行为屡次发生,并且安徽又发生过驱逐省长的事件,况且“日来皖垣盛传吕调元位置,已缘十二字之远近原因,绝无保持之望”,十二字原因,即“大选出力微薄”和“临事坐镇无力”[24]。各教职员洞察到吕氏有所疑虑,于是极力说明当前困难情形,表明此次纯粹为索薪而来,与省长问题无丝毫关系,请省长勿疑,并请求务必设法先发一两个月薪水。吕氏闻言,当即以其久经宦海、虚伪圆滑的口吻辩白自己在任上维持教育的苦心及现在教育经费如何困难,实在是没有办法等等。教职员自然不依不饶,有理有据地驳斥道:“从前安武军的军饷,有一百四十万之多,现在安武军已经裁去,但军费预算并没有削减,这百万之巨又移作何用?况且现在正值秋收之际就无钱拨付,那冬春之际又怎能有钱。”[16]吕氏理亏词穷,无话可说,又不想答应,便欲离去。一教职员因不满吕氏意欲逃避,上台阶阻拦,吕氏恼羞成怒,遂命令卫队将之撵走。卫队一哄而上,用枪托暴力乱击不愿离去的教职员,场面一片混乱。《申报》描述道:“以一般文弱之士,手无寸铁,安能挡武装之卫队。眼睛击碎者有之,衣服撕破者有之。第一中学体育教员郭君美,头部为枪尖戳伤,血流遍体,颇为沉重。国文教员李忠实头部击肿,已不能言语。江彤侯亦为卫队击伤。其余受伤者亦颇多。卫兵见已打的落花流水,方始罢手。”[16]教职员李鸿典回忆:“当时被他们打昏在地不知云何,只是请他们快快将我打死,他们又不敢,就把我推出省署。”[17]后来各校校长闻讯赶到,将受伤者唤车拉赴同仁医院医治,并先偕同各教职员外出。

三、安徽教职员索薪案评说

流血事件的发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严重伤害了教育界的尊严,引起了全社会的愤怒。《安徽省立学校联合会宣言书》感慨地说:“吾皖不幸,黑暗日深,一线光明,端赖教育。为长官者宜如何爱护维持、发挥光大。乃枭獍凶横之吕调元,历欠各校经费,积延至三四月之久,至教职员不能维持生活,学校限于饥荒地位”,“似此土匪式之省长,摧残教育,殴伤代表,不惟为教育界之公敌,而亦为全皖人民之蠹贼也”[18]。对这种“罔惜民命,暗无天日之举”,“凡在乡人,靡不切齿”,并且认为“士类之辱即全皖之辱”[25]。此事发生后,一场声讨省长吕调元,支持教育界的运动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混在一起,展开了一场力量的角逐,形成了一股“教潮”。它掺杂了地方政权、新闻舆论、学生抗争、旅外团体、军阀政争等多种因素,于相互博弈中体现了社会百态,表现出了各种力量不同的利益诉求。

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之下,经过长期的抗议、调解和仲裁,双方均同意了中间人所拟的各项条件,“此次一幕之大争执案,始告解决”[26]。从1923年11月3日在省长公署发生省立学校教职员索薪被打流血事件,到11月24日学校联合会接受仲裁协议重新开课,教潮持续了二十余日。不同于以往学潮的是,这次风潮以省会安庆市公立学校的教职员为主体,是一次“教潮”,经历二十余天的教潮虽然以教育界与地方政权间反复拉锯后相妥协而结束,但并没有解决安徽教育长远发展的问题。

安徽自办学以来,第一次发生教职员在省署被殴流血事件。并且,安徽教职员索薪动机纯粹,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和正常的教学开展;行动出于无奈,因为薪资拖欠已久而正常的索薪途径无法奏效。在长期积累的失望与愤懑情绪下,不得已才集合起来亲赴省长处索薪。此时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全国财政拮据,武人执掌省政,处事专断跋扈,民主意识淡薄,以致索薪流血悲剧发生。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秩序,离不开充足的财政支持,离不开民主的社会环境,而这些都是北洋时代所不具备的。这既体现了军阀统治下教育发展的无奈,又催生了教育界人士萌发打倒北洋军阀的进步意识。

参考文献:

[1]财政困难之症结[N].大公报,1923-11-05.

[2]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41.

[3]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下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1088.

[4]上海总商会民治委员会.中央财政研究报告书[J].东方杂志,1923(19).

[5]许文果.1919—1920年北京教育界索薪运动论析[J].北京社会科学,2007(2).

[6]曹锟要撤废教育部[N].民国日报,1923-11-21.

[7]皖省财政与河工[N].晨报,1923-11-05.

[8]安徽十二年度预算之概[J].银行月刊,xxxx(8).

[9]皖教育厅长之学潮谈[N].盛京时报,1923-11-21.

[10]吕调元唆队殴伤教员惨剧[N].民国日报,1923-11-07.

[11]誓以身殉之皖教员[N].民国日报,1923-11-11.

[12]鲍弘道.江彤侯生平记要[Z]//歙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7:8.

[13]邹义开.安徽大事记资料[Z].1984:180.

[14]陈独秀.安徽学界之奋斗[N].向导周报,1923-11-16.

[15]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1979:761.

[16]友鹤.皖教职员索薪流血记[N].申报,1923-11-07.

[17]誓以身殉之皖教员[N].民国日报,1923-11-11.

[18]安徽省立学校联合会宣言书[N].申报,1923-11-07.

[19]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公安志[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127.

[20]皖教育界索薪无效[N].民国日报,1923-11-05.

[21]任伟.异心协力:民国教员索薪运动中之群像[J].史林,2012(6).

[22]安徽教职员在省署被打之志详[N].大公报,1923-11-10.

[23]安庆省立各校全体教职员宣言[N].民国日报,1923-11-08.

[24]吕调元位置不保[N].民国日报,1923-11-04.

[25]吕调元摧残教育之公愤[N].民国日报,1923-11-08.

[26]理郎.皖教育界风潮完全解决[N].晨报,1923-11-28.

责任编校:徐希军

中图分类号:K261;G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6)01-0087-04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1.020

作者简介:尚方超,男,河南济源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9-21

网络出版时间:2016-03-09 13:49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60309.1349.0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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