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君君，周 平，曹云霞

不同治疗结局IVF-ET患者心理状况分析

陈君君1，2，周 平1，曹云霞1

目的了解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患者在不同治疗结局情况下的焦虑、抑郁状况，为临床治疗中是否需要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558例IVF-ET患者进行现场一般资料、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问卷调查，分析不同的治疗结局患者的心理状况。结果①妊娠组与未妊娠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未妊娠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为（47.14± 7.19）、（50.51±10.55）分，稍高于妊娠组，但无显著性差异；未妊娠组患者焦虑症状检出率（23.8%vs 13.2%）、抑郁症状检出率（44.8%vs27.2%）显著高于妊娠组（P=0.001，P＜0.001）。③妊娠组、未妊娠组患者焦虑、抑郁症状检出率回归分析，焦虑对妊娠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0.665，P=0.097），抑郁对于妊娠有负相关性（OR=0.523，P= 0.001）。④未妊娠组抑郁症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较长的不孕年限（OR=2.050，P=0.010）、较长的治疗周期（OR=2.036，P=0.004）是抑郁的危险因素，而较高的家庭年收入（OR=0.373，P=0.006）则是抑郁的保护性因素。结论IVF-ET患者抑郁对治疗结局的影响较大；不孕年限、治疗周期次数、家庭年收入是IVF-ET未妊娠的抑郁患者的影响因素。临床需对IVF-ET抑郁患者行心理干预，提高临床妊娠率。

不孕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焦虑；抑郁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即是将患者夫妇的卵子与精子取出于体外，于培养皿内受精，并发育成胚胎后移植入患者宫腔内，达到妊娠目的，所以又称试管婴儿。随着不孕症的发生率增高，IVF-ET治疗技术也日益完善，但其给患者带来了希望的同时，也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研究［1］表明，不孕症患者在行IVF-ET治疗期间可表现出较高程度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研究［2］显示，焦虑、抑郁对IVF-ET成功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Mahajan et al［3］认为负面情绪与妊娠结局无关。该研究通过对来自安徽省不同地区IVF-ET患者进行调查，探讨在不同治疗结局的情况下焦虑、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临床治疗中是否对患者行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收集2015年3月～2015年6月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进行IVF-ET治疗的558例不孕症患者入组。参与的研究对象按2001年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的IVF-ET适应证及禁忌证来确定，并排除有智力低下的精神疾病和严重视、听障碍的躯体疾病，经患者同意并签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调查工具

1.2.1.1 一般情况调查表 该自编调查表内容包括年龄、婚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居住地、不孕原因、既往妊娠史、不孕年限、治疗时间、治疗周期次数、治疗结局等。

1.2.1.2 焦虑自评量表（SAS）［4］主要用于评定患者是否有焦虑状态的主观感受，评定时间为最近一周时间。共有20个项目，每个项目分4级。正向评分题，依次评为1、2、3、4分。反向评分题，依次评为4、3、2、1分。每题所得评分结果相加为总粗分。总粗分乘以1.25，即得到标准总分。标准总分≥50分为焦虑，其中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为重度焦虑。

1.2.1.3 抑郁自评量表（SDS）［5］主要用于评定患者是否有抑郁状态的主观感受，评定时间为最近一周时间。共有20个项目，每个项目分4级。正向评分题，依次评为1、2、3、4分。反向评分题，依次评为4、3、2、1分。每题所得评分结果相加为总粗分。总粗分乘以1.25，即得到标准总分。标准总分≥53分为抑郁，其中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3分为重度抑郁。

1.2.2调查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对符合条件的被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首先向患者解释调查的内容构成和填写方法，对能够理解问卷内容的患者采取独立自评方式完成填写；对理解有困难的患者，由调查人员一边逐项询问一边进行记录。当场检查问卷填写的完整性，有漏项的由患者及时补充完整。

1.3 统计学处理应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均以表示，组间比较应用独立样本均数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均应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

2 结果

2.1 不同治疗结局IVF-ET患者的一般情况比较

妊娠组患者总数272例、未妊娠组患者总数286例，其中，家庭年收入＜5万元所占比例较多、不孕年限以≤5年为主、女方因素（输卵管因素、多囊卵巢综合征、有孕产史等）是主要不孕原因、大部分患者治疗周期次数为1次。妊娠组和未妊娠组的年龄、婚龄、居住地、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职业、不孕年限、不孕原因、治疗周期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见表1。

2.2 不同治疗结局IVF-ET患者焦虑、抑郁情况比较对妊娠组与未妊娠组的焦虑、抑郁评分分别进行比较，未妊娠组焦虑和抑郁评分均稍高于妊娠组，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妊娠组与未妊娠组焦虑症状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215，P= 0.001），两组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2=18.590，P＜0.001），未妊娠组焦虑和抑郁症状检出率明显高于妊娠组。见表2。

2.3 IVF-ET患者焦虑、抑郁检出率与不同治疗结局的关系回归分析以是否妊娠为应变量（1=妊娠，0=未妊娠），以是否焦虑（焦虑=1，无焦虑=0）和是否抑郁（抑郁=1，无抑郁=0）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对于妊娠有负相关性［OR（95%CI）：0.523（0.357，0.767），P =0.001］，而焦虑对妊娠的影响则无统计学意义［OR（95%CI）：0.665（0.411，1.077），P=0.097］。因此，下文对未妊娠患者抑郁状况进行研究。

2.4 IVF-ET患者未妊娠组抑郁影响因素分析

2.4.1IVF-ET患者未妊娠组抑郁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未妊娠组患者中，抑郁组和无抑郁组年龄、职业、不孕原因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其中，抑郁组职业以农民为主、不孕原因女方因素居多。婚龄、居住地、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不孕年限、治疗周期次数对未妊娠组抑郁有影响（P＜0.05）。见表3。

2.4.2IVF-ET患者未妊娠组抑郁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抑郁为应变量（1=抑郁，0=无抑郁），以单因素分析P＜0.10变量为自变量，采用后退法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较长的不孕年限［OR（95%CI）：2.050（1.185，3.548），P=0.010］、较长的治疗周期［OR（95%CI）：2.036（1.248，3.321），P=0.004］是抑郁的危险因素，而较高的家庭年收入则是抑郁的保护性因素。见表4。

3 讨论

3.1 焦虑、抑郁对IVF-ET治疗结局的影响由于不孕症患者对妊娠的很高期望可导致患者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而在接受IVF-ET治疗的整个过程中患者焦虑、抑郁等症状会更加显著，处于心理应激状态［6］。当患者处于心理应激状态时，因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性增高，使子宫肌层发生收缩而干扰胚胎着床［7］。心理因素不但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影响着IVF-ET的治疗效果［8］。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治疗结局IVF-ET患者抑郁症状比焦虑症状更明显，也有文献［9］报道，IVF-ET患者焦虑情绪比抑郁情绪更加突出。本次调查分析表明，焦虑对IVF-ET患者妊娠无影响，而抑郁与妊娠有负相关，抑郁对治疗结局影响较大，本次与许珊珊［10］调查结果一致，今后对出现抑郁症状的患者应予干预治疗再进入IVF-ET周期。

3.2 IVF-ET患者未妊娠组抑郁的影响因素

3.2.1不孕年限 王丽等［11］调查发现，不孕症患者负性心理情绪中抑郁和焦虑症状的评分最高，并且随着不孕年限的延长，焦虑与抑郁的程度也越严重。本研究结果与大部分文献报道一致，不孕年限越长，发生抑郁的危险越高。通常IVF-ET是大部分不孕年限较长的患者治疗的最后选择。在随着患者不孕病程的逐年增加，长时间的在求治过程中反复对妊娠抱有较高期望，同时治疗的次数逐渐增多，经历了多次的治疗失败的结果容易对患者心理上形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患者对不孕症的治疗从充满信心到完全丧失信心，很多患者认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将终生不能受孕，甚至有患者产生无助、无望、轻生的念头，故焦虑抑郁情绪随不孕年限的延长而加重。

3.2.2治疗周期次数 重复IVF-ET患者比初次IVF-ET患者更易于发生抑郁。女性重复IVF-ET比初次IVF-ET的抑郁的检出率更高，且抑郁情绪程度更严重［12］。这可能是因为患者长期心理压力大、情感比较脆弱，治疗失败对患者会产生更深的负面影响，且重复多次治疗消耗更多的时间、金钱和再次经受检查、用药、取卵、移植等引起的不适，对患者的心理造成更严重的影响，因此焦虑、抑郁程度更重。但也有不同的研究认为，初次与重复IVF-ET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统计学均无显著性差异［13］。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采取的研究方法和样本来源不同导致的。

3.2.3家庭年收入 本次研究与程丽等［14］研究一致，经济水平高的女性不孕症患者发生抑郁的风险相对降低。目前，IVF-ET技术治疗不孕症，成功率相对较低，并且价格比较昂贵，这给很多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对于经济水平相对较差的患者会造成心理应激增加，从而增加其抑郁水平。与韩备飞等［15］研究也一致，家庭收入与抑郁呈负相关。家庭收入低的患者对不孕症疾病的治疗关注度高，较高的医疗费用导致患者心理压力大，并且得到的社会支持相对较少，使患者更易产生心理应激，造成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1］ Boivin J，Griffiths E，Venetis C A.Emotional distress in infertile women and failure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meta-analysis of prospective psychosocial studies［J］.BMJ，2011，342：1-9.

［2］ 彭 芳，姚丽华，刘忠纯.焦虑抑郁对不孕症患者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影响［J］.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2015，10（3）：224-5.

［3］ Mahajan N N，Turnbull D A，Davies M J，et al.Changes in affect and state anxiety across an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cycle［J］.Fertil Steril，2010，93（2）：5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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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舒 良.自评抑郁量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订版）：19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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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 丹，刘铁滨，王卫红，等.100例患者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前的心理状况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10，5（6）：550 -2.

［9］ 李俞辰，徐慧兰，高士友.不同治疗结局IVF-ET妇女情绪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现代妇产科进展，2012，21（12）：949-52.

［10］许珊珊.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妇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对受孕结果的影响［D］.广西医科大学，2013.

［11］王 丽，姜俊怡，任春娥，等.不孕妇女心理健康与不孕年限的相关性研究［J］.山东医药，2010，50（38）：88-9.

［12］董悦芝，杨晓霞.初次与重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中夫妇焦虑、抑郁及社会支持状况探讨［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2，22（18）：83-6.

［13］计红苹，武丽杰.心理因素与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结局的相关性分析［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20（27）：3381-3.

［14］程 丽，汤观秀，曹 逸，等.女性不孕症患者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13，16（22）：2630-3.

［15］韩备飞，劳佩维，应翠蓉.女性不孕症患者焦虑、抑郁影响因素调查分析［J］.调查与实验研究，2013，51（19）：3-6.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IVF-ET patients w ith different treatment outcome

Chen Junjun1，2，Zhou Ping1，Cao Yunxia1
（1Reproductive Medicine Center，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230022；2Dept of Nursing，Anqing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College，Anqing 246052）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in different treatment outcome，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clinic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Methods558 patientswith IVF-ET on-site general information，self-evaluation anxiety scale（SAS）and Zung Depression self rating scale（SDS）questionnaire and analysis of different treatment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heart conditions.Results①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gnant group and the non pregnant group.②Non pregnant patients anxiety，depression scores were（47.14±7.19），（50.51±10.55），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regnancy group，but there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the detection rate of anxiety symptoms（23.8%vs 13.2%）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ve symptoms（44.8%vs 27.2%），the non pregna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pregnant group，respectively（P=0.001，P＜0.001）.③The detection rat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pregnancy group and non pregnancy group，anxiety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egnancy（OR=0.665，P=0.097），the effect of depression on pregnancy was negative（OR= 0.523，P=0.001）.④No pregnancy symptoms of depression group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longer duration of infertility（OR=2.050，P=0.010），long treatment cycle（OR=2.036，P=0.004）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depression，and higher family income（OR=0.373，P=0.006）was depressed protective factors.ConclusionIVF-ET have bigger influence on treatment outcome in patientswith depression；the length of infertility，the number of treatment cycles，and family income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VF-ET in patientswith depression. Clinical need to IVF-ET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improving the clinical pregnancy rate.

infertility；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anxiety；depression

R 711.6

A

1000-1492（2016）03-0414-04

时间：2016/1/28 14：23：11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65.R.20160128.1423.046.html

2015-12-28接收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质量控制体系建立相关研究（编号：201402004）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合肥230022

2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护理系，安庆 246052

陈君君，女，硕士研究生；

周 平，女，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责任作者，E-mail：zhoup_325@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