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学理基础

2016-03-17■喻琴范懿

江西社会科学 2016年5期

■喻琴范懿

论“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学理基础

■喻琴范懿

“人民性”问题是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核心问题。深入研究“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思想和学理基础，有助于学习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精神。新时代语境下，“人民性”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学理资源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理论，是“人民性”文艺思想生成、话语表现的逻辑起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民本”思想、“人学”文论，为当下“人民性”文艺理论的思想建构、文化传承提供了话语资源和精神血脉；中国现当代“文艺社会学”思想、“人本主义”文论，为文艺创作与批评的“人民性”本质认识、内涵掌握创造了条件和语境；西方文论中“现实主义”的理论阐发，可为“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问题反思、艺术表达提供思想资源及方法路径。

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现当代文论；西方文论

喻琴，南昌大学戏剧与影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范懿，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南昌 330008）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1］（P14）。他还对“人民性”文艺的本质内涵做了深入阐释和逻辑分析，强调“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习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代语境下进一步认识文艺的“人民性”本质属性和价值立场，破除对“人民性”文艺的思想谬误和理解错漏，激活“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巨大能量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

“人民性”问题是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核心问题，是关乎文艺作品、话语和价值导向为什么阶层、对象、群体服务的重要问题，也是认识并把握文艺书写的主体以及应该正视与反思、关注与考察哪些问题或事件的基本问题。简言之，文艺的“人民性”问题就是文艺与人民之间的互相关系、本质属性问题，值得每一位文艺工作者认真思考和深刻检视。如果对这个问题思考得不清晰，将会极大地影响文艺创作的方向、对象、主体、意义和价值。

本文基于此并把握当下文艺现状，从四个方面考察“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思想和学理基础，以推进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深刻学习和整体把握。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人民性”文艺

“人民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直思考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人民性”问题的辩证把握和思想阐释，是“人民性”文艺思想生成、话语表现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人民性”问题的思考和辩证把握，可从三个方面认识：第一，“人民性”思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关乎党性、阶级性，体现为接受马列主义的影响和指导，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路线，基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诉求，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习近平在讲话中相继引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论述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精彩话语，彰显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历来强调文艺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立场，即“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人民性”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时代性和先进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等不同的历史阶段，“人民性”的主体、内涵是有发展变化的。“人民”的范畴，在列宁的视野中，被定位为“国家的精华、力量和未来”［2］（P97）；在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3］（P804-835），指向的是“革命事业的奋斗者”；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讲话［4］（P207-214）中则体现为“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人民性”思想还具有先进性内涵，如列宁强调，人民有权拒绝平庸、低俗的缺乏艺术性的作品，享受“真正崇高的艺术”，人民的艺术“永远贯穿着民族的精神”。毛泽东认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3］（P818）第三，“人民性”思想具有较强的指涉性或包容性。“人民”往往还同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被压迫阶级、共产党、劳动群众、劳苦大众、国民等联系在起来，这些范畴是“人民”内涵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与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有产者、资本家、利益享乐者等相对立冲突的。

虽然“人民性”一词及其丰富内涵直到前苏联文论中才得以重视和阐扬，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恩格斯的“典型人物”理论等，均对“人民性”文艺创作问题富有前瞻思考和指导作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中发展了“异化”理论，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及劳动本身存在的“异化”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是人自由自觉的一种本质行为，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却走向了与人的类本质相对立的表现。资本主义以及此前阶段，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产生了国家形式的政治统治的异化以及劳动作为人的自身否定的社会活动的异化，导致了阶级分化，人民非但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反而遭际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电影表演艺术家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所饰演的那一“钳工”，形象地表现了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异化”了的底层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卓别林惟妙惟肖地表演，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民劳作的艰辛和劳动“异化”的可憎。恩格斯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P590）他高度肯定了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的典型人物塑造，这些社会众生相，成为认识当时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恩格斯的“典型人物”理论，能帮助我们以细节的真实、环境的真实来窥探社会的发展演化，了解和把握人民生活的真实状态。

之后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直到习近平等，都围绕“人民性”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列宁强调“艺术是属于人民的”［6］（P912），艺术若想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深厚根基，它必须抒写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意志，要让人民喜欢它的审美趣味和思想爱好，最终引领人民获得素质、境界的提升。斯大林重视电影的巨大力量，希望通过电影从精神上来影响和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战斗力”［7］（P38）。毛泽东评价文艺的价值，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关键看文艺作品“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3］（P826），思想政治上走向反动的文艺作品，其艺术性越强，就愈能毒害人民。周恩来经常强调文艺“首先要有人民性”［8］（P166），文艺的人民性与阶级性、时代性密切相关，文艺要反映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诉求。邓小平认为 “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4］（P209），“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4］（P211）。习近平继往开来地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总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人民性”思想内涵丰富，政治立场鲜明，价值取向明确。它充分反映和界定了不同历史时期党和人民群众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本质，我们既要用历史的眼光，同时也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它。

二、中国古代文论与“人民性”文艺

“人民性”问题的提出和思考，并不发端于中国古代，古人视野中的“人民”内涵和价值取向也有别于今天。如果回视厚重绵延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我们会发现自先秦伊始就甚为发达的“人文关怀意识”，引领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文艺家关怀社稷民生，心系民间冷暖，担当人民利益，为民立言，为民请愿，为民著史，为民述怀，积淀成为厚重的“民本”思想和“人学”文论。这些内涵丰富的“民本”思想和“人学”文论，奠定了“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人文关怀”底蕴，为当下“人民性”文艺理论的思想建构、文化传承提供了话语资源和精神血脉。

发端于孔孟的儒家思想文化较为重视民众在国家政治、社会治理中的根本性地位和作用，强调发挥“文化化人”的教化功能来实现社会治理，达到“仁政”的理想要求。孔子有着朴素的民本思想，主张惠民畏民、为政以德；举贤任能、取信于民。他强调“仁者人也”［9］（《中庸章句》，P28），主张“泛爱众，而亲仁”［9］（《论语集注·学而第一》，P49）。“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的理想社会愿景是使“善人为邦”［9］（《论语集注·子路第十三》，P144）、“民德归厚”［9］（《论语集注·学而第一》，P50）。他不满统治者对百姓进行残酷压迫，指责“苛政猛于虎”［10］（《檀弓下第四》，P129），故而游走四方，推行他的“仁政”思想，希望以此来造福于民。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9］（《论语集注·雍也第六》，P9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论语集注·颜渊第十二》，P132）希望统治者 “修己以安百姓”［9］（《论语集注·宪问第十四》，P159），做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9］（《中庸章句》，P28），对人民施以仁政，考虑百姓的利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9］（《论语集注·尧曰第二十》，P194），才能安定百姓，使之安居乐业。最终实现“其人存，则其政举”，不然就会“其人亡，则其政息”。［9］（《中庸章句》，P28）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民本”思想，上升到“民贵君轻”的高度。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9］（《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下》，P367）他主张以德治国，对人民实施仁政。孟子指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9］（《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下》，P371），可见人民在孟子的视野中居于较高的地位，是必须珍视的重要对象。孟子主张在经济上要惠民，提出“明君制民之产”，即百姓要有固定的产业。只有当百姓有了“恒产”，使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才会有“恒心”，不会违法乱纪，才能安居乐业。［9］（《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P211）他还主张：“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9］（《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上》，P371）孟子反对虐政，认为君王只有待民以宽，爱民如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9］（《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下》，P214-216）

道家思想中也有着厚重的“民本”思想，对后世统治阶级调节其与人民的关系有重要意义。经历政治纷争、战争冲突、民族矛盾等动乱之后，社会需要缓和关系，以求稳定平安，故统治阶级往往在建国之初主张效法道家黄老学说，实施“休养生息”的国策。道家的“民本”思想此时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者李健认为老子是“民本思想之父”［11］。老子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2］（P50-51）认为，只有当统治者弃绝了文表虚华的所谓“圣智、仁义、巧利”，做到行事真诚朴实，少存分外私欲，才能实现修身治国的目的。在被称为“老子五千文”的《道德经》中，就有33个“民”字，81章中就有13章论述了“民”之思想。总体来说，老子是主张“无为而治”的，统治者不仅要祛除机巧智识，还要引导民众少私寡欲。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12］（P113）“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12］（P131）只有顺应百姓的意志，才合乎大道，达到社会大治。庄子亦有着朴素的“民本”思想，相比老子来说，庄子更主张一切因顺自然，最好任人民自为、自化、自富、自朴。［13］“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散。”［14］（《杂篇·徐无鬼之一二》，P754）“圣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毕见情事而行其所为，行言自为而天下化，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谓圣治。”［14］（《外篇·天地之一二》，P377）强调圣人通过修习道德，爱护民心民利，顺应民情民意，不以刑罚、重赋残害百姓，使民自在自为，则能达到“圣治”。

先秦时期，除了儒家、道家思想学说中富有朴素的“民本”思想，其他诸子百家思想中也有一定的“以民为本”主张，为后世“人民性”文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予以丰富和发展。汉代王符：“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15］（卷一《务本第二》，P14）三国时陆凯：“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16］（卷六十一《吴书·陆凯传》，P1033）南朝梁元帝萧绎：“食乃民天，农为治本。”［17］（卷五《元帝纪》，P132）唐太宗李世民：“君依于国，国依于民。”［18］（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十一月丙午条，P6026）宋代时，程颐：“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19］(《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五《伊川先生文一·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P531)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0］（卷十七《横渠学案上》，P644）元代张养浩：“兴，百姓苦；亡，百姓苦。”［21］（张养浩《潼关怀古》，P437）明代冯梦龙：“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22］（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P214）明末清初时，黄宗羲：“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23］（《原臣》，P5）……这些关于民心、民声、民利、民富、民德、民安、民主等思考的朴素话语，奠基了当下 “人民性”文艺思想建构的文化传统，值得我们传承、阐扬。

有专家指出：“人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生命线，当然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线。”［24］诚然，中国古代文论始终强调“以人为中心”作为考察的逻辑起点，奠定了“文学是人学”思想主题的坚固基石。《周易》有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5］（卷三《贲卦第二十二》，P188）刘勰视“人文”为“天地之心”［26］（《原道第一》，P1）。人生活于天地之间，仰观俯察，将他们对天地自然、社会人生的朴素思考和情感体验寄托于文章书写之中。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决定了文艺的创作表现，对社会的发展变化产生深远影响。优秀的文艺家总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尖峰，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以如椽之笔，书写社会的矛盾，记录人民的痛苦体验，反映人民的心声和需求。李泽厚指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们的“创作中包含着很深刻的人民性的内容”［27］（P423）。诚然，自先秦以来对人的尊重、书写和阐说，强化了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的“人文”精神和内涵，也为中国“人民性”文艺思想建构、文化传承增添了源源不绝的养分和素材。

三、中国现当代文论与“人民性”文艺

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是相伴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巨大转型而演进的。中国学人对问题迭生的现当代社会及为之而产生的变革进行了持续关注、深入思考和长期书写，沉淀为厚重的现当代文论思想和话语体系。关于 “人民性”问题的探讨和反思，伴随着现当代文论的发展而深化。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现当代“文艺社会学”思想、“人本主义”文论对“人民性”问题的批判和考量，其为文艺创作与批评的 “人民性”本质认识、内涵掌握创造了条件和语境。

文艺社会学主要是将文艺作为一种再现和表现社会对象、问题和现象，揭示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重要艺术形态进行考察，探讨文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把握文艺反映社会的特殊形态，研究文艺和社会的互相作用及运行规律。人民是社会的主体，社会关系体现为人民关系，所以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是文艺与人民之间关系的问题。人民主体、内涵的与时变化，人民利益、诉求的阶段性发展，都影响着文艺创作与批评的表现形态及学术生长。周平远指出：“文艺社会学，是20世纪中国文艺学的主流形态。”［28］（P1）在他看来，文艺和社会时政关系的探讨，文学的“革命”叙事生发及从欧美、日本、苏俄等引进学理资源，其落脚点均是在忧患生活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大众。

就整个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走向来看，它总是将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与文艺的创作及表现集于一体进行思考，这一“文艺社会学取向”，成了20世纪中国文艺创作和理论探讨的基本主题、主流形态和方向。以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来说，中国电影之所以能为人民喜闻乐见，并始终被人民大众掌握，正是中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觉地吸纳和传承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电影思想的结果，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创新演绎、发展进步。夏衍曾分析中国进步电影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它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而成长，始终为党掌握，服务于党的思想方针；第二，它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宣传教育工具和艺术武器；第三，它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树立牢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第四，它坚持在题材、形式、体裁和风格等方面探索和创新。［29］（P9-13）的确，从中国电影诞生伊始，郑正秋、张石川、洪深、田汉、夏衍、蔡楚生、沈西苓、袁牧之等先辈们所奠基、阐扬的“人民性”思想，一直影响着后来电影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及电影生产，引领他们将电影镜头对准民众生活，关心民生苦乐，体察民间冷暖，把握民情变故，采用反思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进行电影叙事，形成了中国电影强烈而鲜明的“人民性”品格。除电影艺术外，其他文艺创作、文论思想和批评话语的生成也在进步文人与艺术家的自觉推动下，强化了“人民性”内涵和品性，彰显了革命性、进步性的意识形态特征。

“人本主义”文论关于人性、革命人道主义、劳动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等的思考和争论，更是澄清了“人民性”的本质内涵，强化了文艺创作中“人”的维度，坚守了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武器来解释现当代中国的 “人文现象”。总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巨大转型，文学创作及理论思辨中出现的革命文学、文学革命、人的文学、进化的文学、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文艺大众化、新文艺运动、大众文学、人文精神大讨论等，都有着对“人民性”问题的批判考量。这些思考和争鸣，有助于我们梳理对“人民性”问题的本质认识，掌握不同历史时期文艺创作是如何影响人民的，如何表现和满足人民利益诉求的。

四、西方文论与“人民性”文艺

西方文论对中国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和批评具有重要的影响。有学者疾呼，受西方文论思想和话语的侵袭和影响，中国当代学人患上了“失语症”。正是因为这一危机，文论界开展了一波又一波的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争鸣与探索。也有学者警示，之所以出现形形色色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叙事等文艺创作和层出不穷的迎合市场效益的写作怪相，也是离不开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文论的影响。如今，愿意深入基层生活进行体验，将描写的笔触伸向广大民众的作家少了许多。当下的文艺创作和批评如何体现“人民性”？文艺为谁服务？怎样才能创作出为人民所喜爱的文艺作品？这些问题都在紧迫地考问我们。基于此，重提西方文论尤其是俄罗斯文论中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可为当下“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问题反思、艺术表达提供思想资源及方法路径。

现实主义强调客观地、真实地再现社会现实，将叙事的笔触伸向社会各阶层的典型人物，反思这些人物的身世遭际、情感体验、社会关系，通过对人物心理、细节及社会事件、风潮等描写，再现生活真实，揭露和批判社会矛盾，启发人的思考和觉醒。正如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所说：“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要从几千几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的事件，再将这些事件整理起来，使之产生强烈的印象。”［30］（P160）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最广泛的人民主体的诉求和思想，揭示人民大众生活的原始表象和内在社会矛盾。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家虽然不一定直接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他们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对剥削阶级的批判，使得他们的创作具有进步性和人民内涵。《苏联大百科全书》曾考察和分析了但丁、列奥纳多·达·芬奇、莎士比亚、拉伯雷、杜列尔、塞万提斯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早期活动家们的艺术，探讨了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肖邦、柴可夫斯基以及19世纪其他伟大艺术家的作品，指出这些艺术家的创作是“真正现实主义的艺术”，它们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总能以某种方式贴近人民大众，反映他们的思想和要求，因而具有时代进步意义和永恒的艺术价值。尤其是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艺术（如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莎尔蒂科夫·谢德林、穆索尔斯基、列宾等艺术家的创作），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农民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表现者。《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如果艺术家能深切体验人民，同情人民受奴役、被压迫的苦痛，自觉地深入人民生活之中，敏锐地了解民间艺术创作的丰富多样性，以之作为创意和素材的源泉，艺术地塑造人民的多元形象和表现人民的思想情感，那么它的创作，“人民性”就最显明。书中还谈道：“艺术与人民的联系的另一种表现是：艺术家虽然不是劳动者利益底直接和率直的表现者，而他仍然是由人民生活、人民反抗压迫者的斗争中吸取自己创作的内容并以自己的作品在精神上使人民得到利益，促进了人民进步的发展。比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俄罗斯的贵族文化中产生了普希金、格林卡和巴然诺夫，他们都不是农民阶级的思想家，然而他们的艺术在根本上是深刻人民性的，是伟大俄罗斯人民的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31］其他如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的“百科全书式”创作，其《人间喜剧》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赞赏，恩格斯也称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要比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更伟大，其精神更值得阐扬，感叹“在他（指巴尔扎克）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32］（P77）。列夫·托尔斯泰则被列宁称为是 “俄国革命的镜子”。在列宁看来，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天才艺术家，他的创作反映了俄国的现实生活，呈现了“千百万农民……思想和情绪”［33］（P213-215），揭示了社会的矛盾和阶级的冲突，但他也有着思想上的矛盾、谬误和局限，他企图用宗教、道德的力量来拯救社会和化解矛盾，所以他不能理解俄国的革命。

俄罗斯文论中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构成了西方现实主义文论的主流。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巴赫金等，运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武器对普希金、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进步作家作品的剖析和阐释，其中闪耀的“人民性”光辉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把握。杜勃罗留波夫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一文中曾对“人民性”进行了重新定义。他提醒我们需要重视的是普希金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人民精神和生活体验，而不是他对自然风情美丽的描写。真正的富有“人民性”的作品，既运用从民众生活中产生的地道的语汇来表现人民的真实风俗生活，而且与人民站在同一阶级立场，抛弃书本学识的局限，真正地深入民众之中去感受体验他们的质朴感情，然后进行艺术化的表现，传达出人民生活之真、情感之真。就这一点而言，普希金的文学创作还需要进一步锻炼和提高。他在论果戈理的创作时强调文艺还需关怀现实，指出文学的使命在于“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34］（P184-187）正是经过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对俄罗斯作家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揭示和阐释，根基于现实主义情怀之上的“人民性”文论思想内涵才趋于完善和科学。鲁迅、瞿秋白、李大钊等着眼于中国革命现实的发展需求，大力提倡俄罗斯文艺创作与批评所表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写作倾向，视之为“为人生的文学”［35］，并在文艺创作与批评中予以大力阐扬，发展了中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他们对人民大众悲惨命运的关怀和对统治阶级的严厉批判，助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解放事业走向胜利。这种关怀社会现实，正视和批判生活的不良现象，为人民而创作的精神，值得我们一直阐扬。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人民性”问题是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核心问题。深入研究“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思想和学理基础，有助于我们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强调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精神。新的时代语境下，“人民性”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学理资源可从四个方面把握：第一，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理论，它是“人民性”文艺思想生成、话语表现的逻辑起点；第二，有必要承传中国古代文论中厚重的“民本”思想、“人学”文论，它为当下“人民性”文艺理论的思想建构、文化传承提供了话语资源和精神血脉；第三，现当代“文艺社会学”思想、“人本主义”文论对“人民性”问题的批判考量，它为文艺创作与批评的“人民性”本质认识、内涵掌握创造了条件和语境；第四，重视西方文论中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阐发，它可为当下“人民性”文艺创作与批评的问题反思、艺术表达提供思想资源及方法路径。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2］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A］.列宁全集（第十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4］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A］.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蔡特金.回忆列宁［A］.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7］斯大林.致苏联电影管理总局舒米亚茨基同志［A］.斯大林文集（1934—1952）［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8］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周恩来论文艺》编辑组.周恩来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9］(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1］李健.老子是民本思想之父［EB/O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gxxc/2013/0608/85212.html.

［12］任法融.道德经释义［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