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凡

对立统一的平衡美
——论苏洵散文的艺术追求

■李亦凡

苏洵自称其文“得乎吾心，成于自然”，而实际上，苏洵的文章也有刻意锤炼的一面。他文章中对立要素的平衡与统一是一大特色，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苏洵之文，确具构思之功。这一特色表现在风格、修辞、结构、语言等四个方面，具体展示为犀利与委婉、雄刚与温淳、工整与变化、凝练与生动的统一。这种对立统一使苏洵散文呈现出平衡美，不同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散文而别具风貌。苏洵散文之所以具有这一艺术特色缘于苏洵所处的文道和谐的政治时代、置身的三教合一的思想环境和自身的落拓旷达的性格气质，此三者的合力造成了苏洵散文风格、修辞、结构和语言的两重性特征。

苏洵;散文;对立统一;平衡美

李亦凡，赣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江西赣州 341000）

一、前言

苏洵（1009-1066），字明允。他的文学成就在散文，尤好议论。在《嘉祐集》中，议政如《审势》《远虑》《养才》等；议兵如《心术》《法制》《强弱》等；议经如《易论》《礼论》《春秋论》等；议史如《六国》《项籍》《高祖》等；议文如《仲兄字文甫说》。所涉范围甚广，且精义迭出。因此，以议论行文是苏洵散文的一大特色。

表面观之，苏洵散文以气势充沛、雄辩有力见长。实际上，苏洵散文并不一味追求力度，而是在更深层次上，寻求对立要素之间的平衡。这种对立统一呈现的平衡美，苏洵也有一定自觉，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论及孟子、韩愈和欧阳修之文时曾云：“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黿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①苏洵在此反复用“而”字来凸显这种对立的平衡显示了这种对立平衡的审美观，既是苏洵对孟、韩、欧创作风格的概括，也是他的夫子自道，言己一脉相得。随后在《上田枢密书》中一段学文自述，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写作风格的总结：“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苏洵自许“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兼得众家之长“优柔”、“温淳”、“雄刚”、“精深”、“简切”而融为一体，追求对立统一之平衡。这些正是苏洵散文特色的精确概括。

二、苏洵散文的艺术特色

（一）风格：犀利与委婉

苏洵散文词锋犀利，言必中当世之过，但与此同时，又很注意在行文时折转笔锋，缓和语气，改变文章节奏，使人易于接受。楼昉评曰：“议论精切，笔势纵横，开阖变化，曲尽其妙。词严气切，笔端收敛顿挫，十分回斡精神。”［1］以《远虑》为例，此文为苏洵有感于庆历中范仲淹入相府，推行新政，功未成而罢去，虑及天下或将有卒然之忧、不测之变而作。开篇以圣人之道起，曰“经”，曰“权”，曰“机”，引出天子不可一日无腹心之臣，娓娓道来，语气舒缓。再援征故实，暗藏锋芒：“《传》曰：‘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举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于其间邪？又曰：‘五载一巡狩。’彼无腹心之臣，五载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谁与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开心胸，以济缓急；奈何天子而无腹心之臣乎？”推论至此，笔势才起，锋芒乍现，一改前文指事析理的平缓语气，矛头直指当时天子昔日任相之过：“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誉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茕茕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责让一番，笔势复又回落，语气趋缓，再转而规劝：“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而后可以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远虑》以圣人开篇，又以圣人作结，首尾关锁，神完气足，本意仍是希望当时天子应有人君之机，“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既犀利揭示问题，又留有余地，对当时天子有所回护，落脚点还是为天子分忧，而非议论“君德”。全文既显锋芒，又存体统，文意几番曲折，归于安和，呈现对立平衡的特殊美感。读之者，但见其可悦，不见其可憎。

纵观苏洵之政论，大多采用这种刚柔相济的写法。如在《上皇帝书》中指陈任子制度弊端，措辞尖锐，直言废除这一制度，但对废除任子制度的益处，则语气舒缓，与《远虑》正是同一机杼。

（二）修辞：雄刚与温淳

苏洵散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所向披靡，不可遏止，给人以雄健、刚强的感觉，但转而又会淡化笔势，温淳语气，使“雄刚”和“温淳”达到平衡和统一。谢枋得评曰：“议论精明而断制，文势圆活而委曲，有抑扬，有顿挫，有擒纵。”［1］以《养才》为例，苏洵有感于当时国力贫弱，强邻压境，亟须擢用奇杰之士以施振作，而朝廷因循碌碌，致豪杰之士沦落不偶，故发此刺骨振聩之论。开篇排比、对偶叠加，递进、摹状反复，文气雄健难当，看之赏心悦目，读之琅琅上口，铿锵有力，产生一种气势美，但转而苏洵又辅之以譬喻和设问反复论证。“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让，一人善骑射，则人未有不以揖让贤于骑射矣。然而揖让者，未必善骑射；而骑射者，舍其弓以揖让于其间，则未必失容。何哉？才难强而道易勉也。”语气温和淳朴，使人不觉其厌，宜乎人乐闻也。再如《仲兄字文甫说》，极写风水之观，实为立象尽意，抒发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之理。文字铺张扬厉，“如大山之云出于山，如大川之滔至于海”，［2］一泻千里，势不可挡，雄伟壮观。然转而文势顿收，“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将成文之理轻轻道破，雄刚与温淳自然契合。

（三）结构：工整与变化

苏洵散文结构工整严谨而又富于变化，随物赋形，不拘一格，内容和形式有机统一。曾巩评曰：“盖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3］

苏洵文章结构可归纳为三种形式：宫殿式、园林式和塔楼式。宫殿式结构中轴突出，左右对称，首尾呼应，一贯到底，立论在文首，论题严肃，多采此结构，如《六国》；园林式结构七折八转，九曲回廊，虽布置无方，但错落有致，立论在文中，论题复杂，多用此结构，如《审势》《辨奸论》等；塔楼式结构基础坚实，层层剥离，尖端突出，前文醉翁之意不在酒，立论或文眼在文末，抒怀明志寓情，多选此结构，如《送石昌言使北引》《木假山记》等。三种结构在外表上都工整严谨，内部却变化无穷。

如《春秋论》可分为五段，像一座标准的中国式五重体殿堂，庄严肃穆。文章开篇即提出一个严肃问题，即“赏罚权”的问题，由此带出主题，即孔子是否有权以鲁国立言赏罚天下“其何以赏天下”？此为第一个问题。全文据此以“赏罚权”为中轴展开。第二段为过渡段，苏洵却转而谈“位”和“道”的关系，说“位，公也；道，私也。私不胜公，则道不胜位”，并说“位之权得以赏罚，而道之权不过于是非”，并提出：“夫子赏罚何以异此？”此为第二个问题。第三段为主体，先正面论述孔子作《春秋》是为鲁国作史，为公不为私。接着再提出既为鲁史，那就只能于鲁国之内进行赏罚，为什么连及天下，僭用天子之权？此为第三个问题。苏洵为之解释，因为鲁为周公封地，鲁君为周王苗裔。周室衰落、天子失权、诸侯纷争之下，鲁承周公之绪，摄天子之权以定天下之是非，作《春秋》是“天子之权授于鲁”，于道义合法给予了回答。再接着苏洵笔锋又一转，为什么要以鲁，而不以齐、晋来行赏罚呢？此为第四个问题。回答为齐、晋表面尊重周天子，实际却意在壮大自己的力量，“与其事不与其心”，所以赏罚之权不能给予齐、晋。第四段为补充段，批驳子贡等人以《春秋》为夫子个人之作的认识，以“夫子《春秋》以公天下，而岂私一孔丘哉”？回答了开篇所提两个问题。最后一段点出“《春秋》有天子之权”作结。全文以“赏罚权”为线索，引绳穿珠，层层紧扣，一以贯之，首尾呼应，结构工整，无懈可击；行文上却又四辩四解，枝叶横生，一节未尽，又生一节，变化多端。工整与变化巧妙配合，收相得益彰之效，既具大家气度，又不失细节精致，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四）语言：凝练与生动

苏洵散文语言字字珠玑，既古朴凝练，又生动形象，质而实绮，简而多姿，令人回味无穷。姜宝评曰：“文似孙子，而文采过之。老泉自谓‘孙、吴之简切，无不如意’，非夸辞也。”［1］以《心术》为例，文章首论治心之重要，其下分论七事，看似各不相属，实皆治心之要。全篇逐节自为段落，先后不紊，个别字的变化带动全文，由治心而养士，由养士而审势，由审势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备。每段行文皆紧凑简洁而又形象生动，语句之凝练，多成名言。

又如：“噫！隐而章，则后人乐得为善之利；直而宽，则后人知有悔过之惭；简而明，则人君知中国礼乐之为贵；微而切，则人君知强臣专制之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为《春秋》继，而使后之史无及焉者，以是夫。”（《史论中》）高度凝练的警句，置于文首，为文章制造了气氛，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置于文中，使文章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提升了文章的感染力；置于文末，使文章干净利落，发人深思，可谓各有所宜。

三、苏洵散文艺术特色形成的原因

苏洵散文之所以形成犀利与委婉、雄刚与温淳、工整与变化、凝练与生动这样对立统一的艺术特色并非偶然，与他所处的政治时代、置身的思想环境、自身的性格气质息息相关，正是三者的合力造成了苏洵文章风格、修辞、结构和语言的两重性特征。

首先是文道和谐的政治时代。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便制定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广开言路，鼓励士大夫直谏敢言，针砭时弊，营造了宋代当时宽容淳厚的政治气氛。至苏洵所处时代，士大夫自身强化了时代的责任意识，强调“通经致用”。欧阳修：“六经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4］士大夫关心国家命运，高扬崇高气节，体恤民生疾苦。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这种自主气节的突出表率。之于文学，从唐韩愈的“文以明道”至周敦颐的“文以载道”再至欧阳修的“文道并重”，形成了有史以来未有的文道和谐气氛，道倚文而永存，文因道而增辉。处在这样一个文道和谐、政治宽厚的时代，苏洵不但在思想上受到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直言敢谏品格的熏染，而且在艺术创作上也受到了和谐统一气氛的感发。

其次是三教合一的思想环境。北宋儒道并立，佛释兼容，三教合一，使宋代士大夫对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有道则进，无道则隐”这一冲突的传统价值观念与处世方式进行了中和。于其身，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与追求个性的自由、人格的独立已不再彼此对立，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事功思想融于内，道家轻去就、任自然和佛家追求自我超脱化于外，借此消解社会责任和政治抱负加之于身的压力，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由，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三教合一的思想环境对苏洵思想的两重性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苏洵在三次应试不举后，转而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写就策、论、书百篇，正是受儒家“进则立功、退则立言”的思想影响；与此同时，闭门读书，清静无为中所著策、论、书，全系究古考今，谈兵论政，又显现了道家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

再次是落拓旷达的性格气质。苏洵远祖历史上曾取得辉煌的功烈和显赫的地位，而至其曾祖、祖、父，三代布衣，清贫自守，声名不显于世。作为后世子孙，苏洵性格里一方面承继着先人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精神，另一方面又感染着父辈们世事洞明、通达豁然的气质（《族谱后录下篇》），加之苏洵个人际遇，青年时期的“落拓鞍马”、“从士君子游”，壮年时节的屡试不第，磨砺了苏洵落拓与旷达的性格气质两重性，落之于笔端，形成了苏洵散文艺术的两重性。

四、结语

苏洵认为，文章要“得乎吾心”，要“有为而作”，“言无有善恶者，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则其词不索而获”。“得乎吾心”强调自然，不索而获，是情到深处，厚积薄发。他的确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写文章的。但所谓“得乎吾心”的自然，并非排斥淘洗之功，相反，苏洵散文正因为经过了精心锤炼，方使各种对立要素统一起来，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进而言之，最终更达到了自然和有为的对立统一，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风貌，也彰显了苏洵思想性格的两重性。正如清人邵仁泓在《苏老泉先生全集序》中所言：“先生之文，盖能驰骋于孟、刘、贾、董之间，而自成一家者也”。［5］

注释：

①本文所引苏洵文均据苏洵：《嘉祐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仅注篇名于正文中。

［1］（宋）苏洵.嘉祐集笺注［M］.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宋）张方平.张方平集(卷39)［M］.郑涵,点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3］（宋）曾巩.曾巩集［M］.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4］（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47)［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5］（清）邵仁泓.苏老泉先生全集(卷20)［M］.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邵仁泓安乐居刻本.

【责任编辑：田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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