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飞　王　磊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新常态下的管理新挑战
——“管理学在中国”2015年会(第8届)述评

李鹏飞王磊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管理学在中国”2015年会(第8届)围绕“新常态下的管理新挑战”这一主题，结合“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从当前中国管理实践的新情境出发，通过管理学者及实践者深度对话，研讨了管理理论与政策分析、公司治理与创新、组织行为与领导研究、战略分析与企业决策等几个方面的最新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成果。

关键词：管理学在中国； 本土化管理； 管理新挑战； 反思与对话

伴随全球化、知识经济及网络技术的发展，组织生存环境越来越体现复杂、快变、模糊和不确定的特征，这一变化深彻的影响甚至改变着当前的管理实践。高不确定环境逐渐成为当前组织直面的“常态”，给管理实践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需要新的管理方式去应对新挑战。在此背景下，由教育部科技委员会管理学部、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组织与战略管理专业委员会、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管理问题研究中心、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主办，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承办，管理学报杂志社、《管理学家》协办的“管理学在中国”2015年第8届会议围绕“新常态下的管理新挑战”这一主题召开。来自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生以及企业的管理实践者共100余人参与了研讨。会议包括“管理学在中国”实践探索与“管理学在中国”理论研究两个版块。

1“管理学在中国”实践探索

在本届会议实践探索环节，通过管理实践者分享了管理故事以及管理实践者与管理学者深入对话和讨论，激发对管理实践的深入思考。在报告中，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志明分享了均胜电子如何并购德国“隐形冠军”普瑞公司，实现双赢共创价值的经验：①并购公司的业绩与公司高管团队同样重要；②妥善规划高管的管理授权、总监以上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的决策范围；③达成股东、高管、员工委员会的协商管理，公司监事会的有效运作；④保证中国研发团队、营运管理团队的成功建立；⑤通过德国普瑞高管团队主持并购整合成立普瑞依玛工业自动化公司，成功成为细分市场欧洲第四大工业自动化公司；⑥在德国、中国组建新能源电动事业部，成为全球高端新能源电动车电池管理系统的标杆；⑦通过选派均胜汽车零部件公司骨干到德国学习等措施向普瑞公司进行全面的学习；⑧在公司发展战略指导下组建专业(跨国公司工作经验、熟悉跨国并购业务、有效沟通能力与良好外语能力)的并购团队；⑨选择专业的海外并购咨询团队帮助寻找合适的标的公司。⑩通过高管与全球中层共同参加的中长期股权激励计划共同承担经营风险、分享公司成功经验。

德国普华永道并购服务部合伙人王炜基于并购的关键事件绘制了集团并购重组转型路线图，简要分享了舍弗勒集团、林德集团、拜耳集团、德国默克集团、卧龙电气、上工申贝6个在德国市场的产业转型、升级和跨国并购案例。基于以上案例分析，他提出中国企业并购德国企业后有能力管好德国企业，有能力管好跨国企业；即使在结构性萎缩的行业，中国企业也能收购德国百年制造型企业实现双赢；相比2010年以前，2010年之后中国企业在德国市场的并购成功率更高；不管文化差异如何，管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金诚集团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韦杰分享金诚集团抓住中国从2008年小转型到2015年大转型的机遇把中国政府项目分拆打包商业化的过程后，就现代企业制度在当代的适应与问题提出：①新一代的年轻人只管开花不管结果，一些企业管理太规范，以致忘记了企业要干什么，企业追逐的结果应该是生存；②在企业的初创阶段，管理等于生存而不是效率，只要生存下来，就会发现机会一直都在，因此企业应当在发展中笃行慎思，先坚定的执行每一天的工作，等粮仓积累满了再反思；③过了初创期，保持公司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管理等于生存”应当转为“管理等于时间”，让时间把内部损耗慢慢地降低。

针对21世纪后一些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大部分常规产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康荣平围绕快产业和快战略进行了探索，提出①由“摩尔定律”主导下的技术加速度，可以用产品的“芯片密度”作为可数字化的特征指标，衡量产业的变化速度；②认为快产业有快(十倍速经济、指数性爆炸式增长)、用户主权+体验经济、风险投资3个特征；③适应快产业发展的快战略有快(快速融资、快速成品、快速进入与快速占领市场等)、用户参与+创客、金融资本与关键技术高度结合的特征，由于快战略导向，企业大多数情况下选用“针尖”战略、“单点突破”等利基战略；④从快到慢的产业序列大致是电子消费品产业、非电子消费品产业、机电资本品产业、化工制药产业到冶金产业。同时，行业壁垒都面临“爆破”可能性，跨行业突变几率增加。

2“管理学在中国”理论研究

本届会议共包含11个大会报告，分别从新常态下的管理研究、中国本土案例研究、研究趋势、方法与反思几个模块展开探讨。

2.1新常态下的管理研究

为应对新常态下的管理新挑战，西交利物浦大学席酉民就网络组织这一新型组织方式进行了探索。他在回顾过去几十年时代和管理变迁的基础上提出：①当前网络和UACC(不确定、模糊、复杂和快变)环境对组织结构提出了新挑战，传统组织已经不能适应当前高不确定性的环境，组织生态需要进行网络化改造进而诞生新型网络化组织；②组织是人与资源协作(非市场)及其价值，组织结构设置的关键在于定流程(依据环境和组织特征分析设定组织的任务流程)和定关系(把人和资源分配到流程的各个环节上，并制定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③组织结构设置受到组织内外部环境、领导与组织目标的影响。随着高不确定性环境成为常态，组织结构将演化为网络型。之后，他对比分享了4个组织网络化改造与网络组织探索的案例，并提出：①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新的组织方式，可以界定为价值导向、愿景驱动、基于网络支撑平台运作的生态系统，旨在实现平台上参与者的价值增值和共生共赢；②网络组织的组织方式是因需求而连接，在一个网络平台上所有能对特定需求产生价值的节点联动形成团队，从而创造特定的价值；③与传统结构的目标、工作、结构、人员、权力与边界的核心要素不同，网络组织的核心要素由愿景、角色、链接、价值和共生组成，具有适应性、无边界、沟通/合作、多元化/分散化、有效性、灵活性、指导而非控制与和谐的独特特征；④网络组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系统的解释组织运行的体系，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或结构，更是一种新的组织解释体系。

北京大学周长辉基于过去几十年战略管理领域的发展、回顾提出：①在可预见未来到来之前的时代是强链接为主导的时代，强链接不仅是企业存在的前提，而且是发展的手段、动机和目的；对强链接的识别、选择、连接、维系、吸取和利用能力成为企业能力的核心部分，后者乃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之基础。②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社会的主体关系构成弱链接的权重，不论就其资源依赖还是就其价值实现，将提升到显著的程度，在一些情境下甚至达到主导的程度；在弱链接时代，对弱连接的识别、选择、连接、维系、吸取和利用能力成为企业动态能力的核心部分，后者乃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企业作为强链接的存在主体，高度分化和专精，必须满足管理成本处于极低的水平，冗余资源等于零，其创建、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机是知识创造、兴趣与爱好以及社会识别，其组织内部表现为高度数字编码化，其外部变现为高度的数据可视性。

武汉工程大学吕力探讨了模糊化制度安排、变通及其后果，认为模糊化的制度安排必然导致变通，即原定框架内的结合即时情境的再协商，而确定的解释权导致单方变通，解释权悬置导致对解释权的重新争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①无论双方资源禀赋的初始状况如何，缔约一定会使双方的资源权力依赖趋于均衡；②缔约前掌握较多资源的一方可以采用模糊约定的方式，以便能够在缔约之后通过“变通”的方式继续维持其权力强度；③模糊化制度安排与变通是解决组织外部合法性与实际运作相脱离的重要手段；④组织正式结构的维持依赖于非正式手段的运作，模糊化制度安排反映了组织内部非正式结构与潜规则运作的重点领域；⑤如果外部合法性不断固化其条款，有可能导致组织的全面官僚化与技术效率的彻底丧失甚至是组织的全面崩溃；⑥适当的模糊化与变通是组织长期存在的必要条件。⑦模糊化制度安排可以完成制度变革议程设置、制度框架构建、获取原制度资源、构建竞争性话题、利益结构化、联系普遍价值、桥接管理、模仿等多项制度创业行为；⑧模糊化制度安排容易取得渐进性制度变迁，难以取得突破性变迁。

2.2本土案例研究

在中国本土案例研究中，浙江工业大学谢洪明通过多个跨国并购案例对比，研究了利益驱动和价值认同下“冲突-合作”行为的演变，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冲突的处理是动态的过程，双融没有消除矛盾，而是利用这些矛盾产生了新的合力，在螺旋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平衡跨国并购双方的利益，不断整合双方的战略目标，不断超越双方已有的能力，进而实现跨国并购的价值。他提出：①潜在的国内市场可以促使被并购方对并购方产生积极的态度；②并购方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可以促使被并购方对并购方信任的形成；③匹配的战略目标可以促使被并购方对并购方信任的形成；④专业的咨询机构在被并购方与并购方“冲突-合作”的行为演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

华南理工大学蓝海林以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为案例，探讨了中国情境下企业核心专长的构建，提出：①中国企业所嵌入的特殊情境为新宝电器提供了“螺旋式演进”的环境，为企业系统整合“干中学”的成果和建立核心专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②中国企业所嵌入的特殊情境会导致新宝做出不利于构建和发挥核心专长的战略选择，凸显了路径依赖的副作用；③领导者对提高企业“螺旋式演进”过程的有效性和战略选择的有效性发挥了关键作用；④在坚守主业的前提下，新宝电器通过两个阶段的“螺旋式演进”，通过战略连续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结合与适时转换，为新宝电器系统整合各种能力和知识创造有利的前提条件；⑤在新宝电器组织学习“螺旋式演进”的过程中，新宝电器所嵌入的产业和市场网络为新宝电器系统整合“螺旋式演进”的成果提供了知识基础，也对领导者(郭建刚)的情境认知、企业家精神和价值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⑥通过有效和系统地整合组织学习的成果，新宝电器构建了静态和动态竞争力，在郭建刚企业家特点的影响下，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基本上使新宝电器的战略选择超越相关多元化的范畴，使路径依赖的副作用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浙江大学魏江通过多案例研究探索了合法性平衡对研发走出去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提出：①身处技术和市场双重落后地位的后发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动机不是简单的技术或市场“二选一”导向，而是技术、市场两手抓的双元驱动；②基于跨国企业合法性双元背景，从相对内外合法性需求的角度切入，分析不同动机下企业面临的内外合法性需求的不同结合；③企业通过对两种相互竞争的合法性需求的权衡来设计满足企业战略动机和未来战略部署的进入模式，最终实现内外部合法性需求的平衡。

2.3研究趋势、方法与反思

天津大学张维基于国家科学基金支持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管理科学发展面临研究资助机制“缺陷”、业绩考核之“歧途”及其路径依赖、管理者的权力与借口等尴尬的现实；但近5年来，中国管理科学学科研究的质量和数量均呈明显增速，已经与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准，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科学研究得到国际学者的高度关注，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学术成果进入世界前列；未来5年学科发展布局和优先领域为复杂经济管理系统的基础理论、移动互联下的管理变革与创新规律、经济转轨与可持续发展机制以及国家战略与国家安全管理四大群集。

西北大学刘文瑞就如何进行管理思想的中西比较进行了分享，从立足特色还是立足普适、着眼解释还是着眼实作、注重演化还是注重变革、比较中的文化与科学协调与比较中的方法讨论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大连理工大学苏敬勤就含涉情境的管理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展开了探索，提出：①情境既有外部化情境又有内部化的情境，只要问题改变，情境就会改变；②西方管理理论的建构、发展和产生也是含涉情境的；③很多已有含涉情境的质性研究的探索性很差，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很差；④把情境仅仅当作背景是不对的；⑤学者往往把发现的现象当作理论，但缺乏与西方理论的迭代和对比，并不能称之为理论贡献；⑥含涉情境的管理理论应当有普适性。

清华大学金占明就改革开放30年经济上的进步和成就是西风东渐的产物还是儒学复兴的结果进行了讨论，提出：①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是儒学复兴的说法很牵强；②现在就提倡儒学复兴或抵制西风东渐还为时过早；③目前，通过“抑恶”来“扬善”比通过“扬善”来“抑恶”效果更好；④对腐败以及其他丑恶和违法现象不仅要防患于未然，而且要扑灭其苗头，而不要让其“星火燎原”。

上海交通大学曾赛星就“一带一路”与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社会责任展开了探讨，认为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指重大工程利益相关者在项目全生命周期中通过透明及合乎道德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与一般工程相比，重大工程具有全生命周期长，利益相关者多的特点，其冲突属性尤为突出。他基于重大工程的社会责任、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分布特征、不同类别社会责任的交互作用以及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演化规律构建了重大工程社会责任的三维模型，进而讨论了“一带一路”重大工程社会责任治理主体、治理模式以及公司治理、政府治理与公共治理之间的互动。

3“管理学在中国”分论坛研究

随着“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直面中国情境，关注中国本土问题，进行相关的探索和反思。

3.1管理理论与政策分析

南京邮电大学管理学院石盛林等以百度为研究案例，提炼出5个核心范畴，将事业战略理论框架表述为：由“内在使命驱动”，选择“做喜欢、擅长的事业，专注地去做”，通过“找到盈利模式，构建共赢生态”达成使命，需要“搭建组织内部软环境和硬机制”的支持保障，以及“洞悉外部环境及其变化趋势”的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北京国才研究院黄津孚工作室提出以由管理范畴与要素、管理理念与原则、管理过程与职能、业务管理原理4个层次构成的“管理原理金字塔”模型重建管理学体系。新模型突出了基本规律和管理理念的地位，勾画了相对完整的管理原理体系，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理论发展空间及预测管理发展的思路，可以提升管理理论的导向性、时代性和包容性。河北工业大学牟玲玲等构建了基于WSR(物理—事理—人理系统) 方法论的新常态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体系，得到物理维度因素：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企业外部环境；事理维度因素：自主创新能力、营销服务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人理维度因素：企业家精神和能力、企业价值观、企业的沟通渠道、企业人际关系。新形势下研究企业转型升级必须系统、全面地分析，需要注意人的因素对转型升级的影响。

视角的转换和结合也会给研究带来新的启示。西安交通大学的王磊和吴杰考虑到信息系统中群体的沟通与交流的重要性，在EUCS(终端用户满意度)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社会交互这一因子。研究表明，样本数据与可选模型得到了很好的契合，使得社会交互这一维度得以支持，拓展验证了EUCS量表在新领域中的结构稳定性，并且为该量表的调整提供了新的角度和实证的支持。东北大学黄诗童等结合价值观学说与战略学说将战略原有定义扩展为对价值的谋略和对价值实现的谋略两部分，并将交融后所形成的战略管理模式定义为价值谋略学派。此外，探讨了两种学说的交融对它们自身的促进和影响，并对价值谋略学派下的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进行构建与展望。北京大学黄鸣鹏等将转型升级双路径与知识跨行业外溢合理结合起来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产业聚集和国际化两种路径实现转型升级，传统中小制造业与互联网行业之间的知识外溢不仅通过商业模式、全球价值链构造，而且还会在不同技术标准联盟之间传递。郑州大学井辉等从员工的个体差异和动机需要理论出发，提出了个性化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概念，通过其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分析，可以得出个性化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能够从内在心理上给以激励，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提高企业绩效。协同创新研究的理论基础制约了其对个体微观行为、有限理性及矛盾与二元性的关注，西安交通大学李会军等认为，松散耦合视角的引入可有效弥补这一方面的缺陷，认为协同创新体本质上是一种松散耦合的系统，松散耦合的机制普遍存在于协同创新体的各个层面，并成为有效应对协同创新体中各种矛盾与冲突的有效手段，但也会对其造成某些负面的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由中国提出的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战略，得到了亚洲和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但是日本和美国却不积极。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的唐少清等在此背景下描述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一带一路”的意义和形成过程，然后通过SWOT分析，对中美博弈进行质性分析，最后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拟采取“以软先行，以虚带硬”策略，通过“学者交流，商务合作，逐步开展项目运作”，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是保障和条件，市场运作机制是操作的路径策略选择。

3.2公司治理与创新

中南大学蒋运冰以提供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基金公司市场份额为切入点，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基金公司历史业绩、产品创新策略和机制创新策略在基金公司竞争中的有效性。研究显示，历史业绩是影响基金公司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基金投资者偏好具有产品创新能力和机制创新精神的基金公司，并不热衷于投资成立时间久、旗下基金数量众多的老牌基金公司，对基金公司股东背景也没有显著偏好。浙江工业大学雷新途等以中国A 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发现，整体上中国企业长期非金融性资产专用性不足，中国企业产权性质对其资产结构包含的专用性及其经济后果具有重要影响，民营控股公司资产结构与绩效、融资结构的关系符合资产专用性经济后果特征，显示出较强的专用性程度。研究同时也发现，投资增量的效率是决定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专用性存在差异的原因。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陈万思等提出，以一个多层模型来解释团队成员如何通过团队协调这一个人-团队一致化过程影响团队绩效，基于两波纵向追踪数据发现，团队认同对共享心智模型、团队反思均存在积极影响，团队反思而非共享心智模型在团队认同影响团队绩效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除了量化研究外，不少学者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胥思齐等以某美式木结构住宅公司为案例，对其应对制度复杂性的过程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组织通过“筛选效应”和“制度工作”对制度逻辑进行“提纯”，形成并强化企业要求的价值观，使其成为员工观测场域的心理参照点。在个体层面，组织通过塑造员工的组织身份，达到价值观内化和紧密耦合；在场域层面，组织通过制度身份将多重制度逻辑绞合在一起，解决了合法性诉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西安交通大学郑娴婧等针对当前对双元理论本质和结构含糊不清和不一致的看法，通过对华为集团的纵向单案例研究，落实并延伸了双元结构，分析和归纳了企业基于内外部环境资源互动的双元路径的模型和选择过程。同时针对现有文献对于双元能力获取与环境资源匹配的研究不足，分析总结出企业双元能力发展的过程中，外部资源获取和内部资源整合的支持作用。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孙继伟等以同捷科技创业者与投资方冲突案例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扎根研究方法，构建了同捷科技创业者与投资方冲突和解的演化路径，提出同捷科技案例中冲突和解经历了4个阶段，前3个阶段分别以战略目标冲突、收益分配冲突、控制权冲突为主，并且都伴随着关系冲突，第四阶段是冲突和解阶段。现实中类似于985、211、千人计划等资源的存在凸显出以市场规律解释资源价值的局限性，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张琳等引入社会治理机制视角，从层级、市场、网络3个维度探究社会治理机制对组织资源的影响，通过质性研究，提出不同社会治理机制作用下组织资源类型及价值来源差异，为资源研究的深入情境化开启新的领域。

还有文章进行了研究梳理和反思，南开大学杨俊等围绕“商业模式研究是什么”与“商业模式如何研究”两个一般性问题，从“研究主题”、“理论基础”、“研究方法”3个维度着手，对商业模式的研究现状、发展脉络与趋势、未来研究的前沿课题等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统计分析与理论阐释。

3.3组织行为与领导研究

和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和首要价值，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农林大学曹振杰通过对浙江服务企业员工的702份自评量表的统计分析，证实员工和谐心智模式对任务绩效有正向影响，而且组织公平感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关系导向是华人社会导向的重要维度，鲜有研究分析其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机制。西安交通大学张旭等引入组织支持和公平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对372位员工的问卷调查，发现员工私人关系不仅对其情感承诺和创新行为有直接的积极影响，还通过促进组织支持和公平间接提升其情感承诺和创新行为；组织支持和公平完全中介了HRM关系实践对情感承诺的消极影响；HRM关系实践对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是一种复合式影响，既包含其直接对组织支持和公平的消极影响产生的负面作用，又包含其对员工私人关系的积极影响产生的正面作用。

在领导研究领域，西安交通大学李鹏飞等通过多案例研究的方法，深入领导实践探索制度化领导力的结构、内涵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度化领导力明显的分为实务型制度化领导力和意义型制度化领导力两种类型。其中，实务型制度化领导力对组织的作用机制是通过制度化过程降低员工行为的不确定性应对预期的特定问题，可以分为行为规范和反馈激励两个维度，其对组织绩效有正向影响，情境不确定性对此影响有负向调节作用。意义型组织制度化领导力的作用机制则是通过组织制度引导员工认知和态度，进而依靠员工自身的能动性采取行为应对普遍性的问题，分为理念共享与组织追随两个维度，其对组织绩效有正向影响，情境不确定性对此影响有正向调节作用。西安交通大学杜艺珊等以海底捞火锅为研究对象，从下属视角出发，对组织中领导距离形成的影响因素和作用过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组织中领导距离的形成主要受到领导者、下属和制度的影响，并通过它们对其他构念进行有效分类。这3个影响因素分别对距离的3个维度，即社会距离、物理距离和互动频率产生交互的影响，最终影响领导距离的形成。

为进一步揭开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黑箱，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李卫宁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企业高管210个有效样本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并且战略柔性在其中发挥完全中介的作用；环境动态性在变革型领导行为与战略柔性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同时在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也具有调节作用。

西安交通大学曹春辉对比了领导学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特征，阐释了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与不足，并总结了混合研究方法的优势和类型，归纳了已有领导研究中混合研究方法应用的现状，并给出了对实用主义和问题导向原则下混合研究方法在研究范式上困局的理解。同时，以探索型序贯研究设计为例，陈述了一个具体的混合研究方法设计实例。

3.4战略分析与企业决策

多数文章为涉及中国情境的质性研究。武汉大学吴先明等从许多遵循OEM-ODM-OBM 模式的企业仍然在艰难的转型升级中挣扎，一些并未沿着此模式发展的企业却成功突破的现象出发，对5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新型追赶战略的关键一步是有没有勇气通过自主创新打破外资企业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追赶企业通过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自主创新—卓越的品质和服务—有竞争力的性价比—赢得市场”的良性循环机制，不仅打破了外资企业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而且实现了技术追赶和市场追赶的良性互动。当追赶企业接近技术创新的前沿时，它们不失时机地并购发达国家领先企业或其业务部门，积极开展全球研发，以有效利用发达国家的创新资源，建立全球学习网络，实现可持续追赶。

如何构建一个商业生态系统？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张敬博等以海尔平台-小微组织变革为例的研究表明：构建依托于企业平台的无边界交互系统是海尔构建商业生态系统的基础；随着小微企业跨越平台边界，其经历了快速增长—瓶颈期—再次增长的演化过程；从小微企业生态位的演化过程可以进一步得出海尔商业生态圈生态位演化的路径。

浙江工业大学谢洪明等通过对3家来自不同制造业企业的近3年的多案例跟踪研究，重构了中国制造企业跨国并购后跨越制度与文化障碍的协同创新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并购双方组建新的技术开发或者合作平台有助于破解知识逆向转移的制度和文化障碍，消化了知识特性、知识距离、信任距离、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在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之间的正向知识转移和逆向知识转移中所起的阻碍作用。联合研发能够使并购双方通过知识或者技术的增量来激活存量，通过共同再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来引导跨组织间的知识转移和吸收，通过协同创新相互同化技术体系和运作体系，进而提升并购后相互学习、相互合作的水平，最大化“以夷制夷”的正面价值，逐步实现跨国并购的战略目标。

量化研究仅有一篇。华南理工大学黄嫚丽等基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事件的二手数据所展开的实证研究发现：并购经验具有情境边界，跨国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股权比例负相关，国内并购经验并未对跨国并购股权比例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文化距离越大，使得在具有同样跨国并购经验的企业选择更低的跨国并购股权比例。主并企业研发能力对跨国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股权比例之间关系不产生影响，但研发能力越大，具有同样国内并购经验的企业倾向于选择更低股权。

两篇文章开展了理论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庞大龙等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战略形成模式，从战略实践观的角度，以和谐主题形成、和谐主题执行与反馈两个阶段展开，重新界定了效果逻辑流程的内涵，并对效果逻辑流程与因果逻辑流程的互动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影响效果逻辑流程的具体因素。结论认为：①和谐主题执行与反馈阶段的效果逻辑流程是和则、谐则双规则耦合模式下，由实践者运用惯例所形成的实践活动遵循的顺序规则；②两种逻辑流程在主题执行阶段呈现协同与转化的并存关系；③领导作为核心实践者运用特定的惯例影响效果逻辑流程的推进；④零散的衔接惯例在效果逻辑流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际化经验作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备受关注。西安交通大学廖颖等在回顾国际化经验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后，将其整合为一个作用机制框架。沿此框架的作用路径，从国际化经验这一概念的界定和分类、组织到底从经验中得到了什么、作用机制范围界定、情境因素的影响等方面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一篇文章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浙江工业大学程聪等以专车服务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发现企业SCSR(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涌现出了目标导向、市场反应、经济效益和声誉机制等战略特质，这些特质是促进并维持企业持续推进SCSR项目运作的主要驱动因素。同时，不同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项目战略特质也存在显著差异。

4结语

“管理学在中国”年会的宗旨是从中国管理现实问题出发，有选择地对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关心的管理热点与难点问题进行研讨，探索适用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工具，促进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的创立、发展与传播，推动中国管理研究与实践的进步。自2008年起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会议主题历经“管理学在中国”的概念与研究意义、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脉络、中国文化情境的管理问题、中国管理学派的创建方法[1]，“管理学在中国”理论体系的构建[2]，对“理论与实践、问题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探讨[3]，管理百年回眸与世纪展望[4]，经济转型与管理创新[5]，本土化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6]，网络环境下的管理新挑战[7]，新常态下的管理新挑战。与之前各届年会一致，本届会议均秉承“管理学在中国”的会议宗旨，直面中国实践，推动中国管理研究与实践的进步。特别的，本届关注中国情境的质性研究大量增加，昭示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关注和解释中国管理现象、探索和发展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王学秀. “管理学在中国”研究：概念、问题与方向——第1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观点评述[J]. 管理学报, 2008,5 (3): 313～319，365

[2] 曹振杰，王学秀. “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第2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J]. 管理学报, 2010, 7(2): 159～170，253

[3] 孙继伟，於军. 交叉路口的彷徨、兴奋与学术争鸣——第3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述评[J]. 管理学报, 2010,7 (9)：1 263～1 271，1320

[4] 苗莉. 管理学百年回顾与展望——第4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述评[J]. 管理学报, 2012,9 (2): 184～194，203

[5] 张笑峰，曹春辉，王磊. 经济转型与管理创新时期管理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第5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述评[J]. 管理学报, 2012, 9(12): 1 761～1 771

[6] 张笑峰. 本土化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反思与对话——“管理学在中国”2013年会(第6届)会议纪要[J]. 管理学报, 2013,10 (12): 1 735，1798

[7] 张琳, 王磊. 网络环境下的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管理学在中国”2014年会(第7届)观点综述[J]. 管理学报, 2014, 11(12): 1 762～1 765，1 774

(编辑丘斯迈)

New Challenges for Management in New Normality: Review of 2015 Annual Conference of Management in China(8th)

LI PengfeiWANG Lei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China)

Abstract：Around the conference theme of “New Challenges for Management in New Normality”, the 2015 Annual Conference of Management in China (8th) focused on state strategie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rooted in the new context of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s. Through in-depth conversations between management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the conference discussed new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n management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and leadership, strategic analysis and corporate decision.

Key words：Management in China; indigenous management; new challenges for management; reflection and dialogue

通讯作者：王磊(1977～)，男，山东嘉祥人。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市710049)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组织理论与组织行为。E-mail：wanglei2008@mail.xjtu.edu.cn

中图法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84X(2016)01-0033-07

收稿日期：2015-11-03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6.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