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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阎真的《活着之上》看知识分子价值选择

2016-03-17刘艳

武夷学院学报 2016年1期
关键词:知识分子

刘艳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从阎真的《活着之上》看知识分子价值选择

刘艳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阎真作品《活着之上》通过主人公聂致远的成长历程构建了理想化的知识分子生存和精神世界。一方面,知识分子在当下时代语境中作为普通的社会人,一定的世俗利益的追求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规定性,要求他们坚守传统士人高尚的精神信仰。理想与现实矛盾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是作者阎真对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期待。

关键词:阎真;《活着之上》;知识分子;价值选择

目前为止,作者阎真出版的四部小说均以知识分子为言说对象,这与他知识分子家庭背景和高校教师这一职业不无关系。1996年的《曾在天涯》到2014年的《活着之上》,阎真书写了不同类型、不同场域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及其精神状态,这不仅丰富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知识分子书写历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活着之上》一经出版便成为路遥文学奖首部获奖作品、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之作,必有其深刻的思想价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现当代文学对知识分子的书写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作者通过“新”知识分子“狂人”之口控诉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一直以来,知识分子们都自觉继承传统士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充当着开启民智、解放思想、改良社会的精神领袖和实践者。在作者阎真看来,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不同就在于其特殊的精神规定性和身份规定性。内在的精神规定性要求知识分子自我人格的坚挺,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外在的身份规定性要求知识分子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关注天下千秋甚于个人利益得失。这源于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气质,也成为知识分子独特的自我身份、人格意识。

然而,历史的年轮滚滚向前,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话语成为社会中心话题,知识分子走下“神坛”并且逐步边缘化。另外,知识分子的体制化和学科分工促使知识分子的高度专业化,传统士人精神风貌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异。综观阎真四部作品和其他作者关于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如阎连科的《风雅颂》、张炜的《能不忆蜀葵》、贾平凹的《废都》、张者的《桃李》等等,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形而上的向往与生存现实对这种向往的解构的矛盾无处不在。知识分子们都希望能够坚守自我理想、品性及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但在现实面前他们屡屡陷入重重尴尬和困境,这使得知识分子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我的价值选择。如在阎真作品《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中我们可以看到:池大为最初一直坚持平民的高贵,最终不可得而反其道向世俗低头取得成功;柳依依向往纯真美好的爱情婚姻无法实现继而转入纸醉金迷的物欲享乐世界。深受传统价值观念的熏陶知识分子们,他们最初的本心都是单纯美好的、理想化的,在现实世界辗转完败之后他们都发生蜕变,抛弃曾经的看的比生命更加重要的精神信念,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当代社会市场经济的消费语境下,用传统士人价值观念武装的知识分子在当下现实生存中是行不通的。

作者阎真也曾写道:“我则认为传统精神资源与今日现实不能发生有效联系,进而提出寻找新的人文理想的话题。新的人文理想既然是‘人文理想’,就不可能将市场规则作为自己的规则;但它既然是‘新的’,那就必然要考虑到自身与市场规则平衡而不是对抗的关系,为精神价值寻找合法性空间。”[1]知识分子作为普通的社会成员不得不面对现实生存,其自身特殊的精神和身份的规定性又无法完全抛弃精神信仰,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在现实生存和精神价值中寻求平衡而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在此思辨的思考下,似乎使得新作《活着之上》应运而生。

对小说的题目“活着之上”反复品味,“活着之上”意指在生存的基础之上我们应该还要为精神、理想和价值保留一席之地,要在生命的延续、肉体的生存之上有所超越。但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精神的超越,首先必须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生存是实现精神价值的物质基础,也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如阎真所言:“人总要活着,然后才能追求活着之上的意义和价值。”[2]在这个意义层面上,知识分子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纷纷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也是有其存在的深刻的社会根性。这与传统士大夫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观念是息息相通的。承认一定的物质满足是合理的,这关乎知识分子生存发展实际甚至个人尊严。

在小说《活着之上》中,主人公聂致远对现实生存有着非常客观、冷静的认识。他有所坚守,也并不偏激。“既然生活中没有理想主义生根发芽的土壤,那么在市场中争取好好活着,更好地活着,那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3]“我已经没有任何资格清高,说自己不想混碗饭吃,那是假的,说自己心灵高于一切,那也是假的,吃饭的地方都没有,还谈什么心灵自由,太奢侈了。”[3]“说人生淡泊以明志,宁静致远,离我的现实多么遥远,我没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那个人,就像动物园的老虎,它没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那只老虎。”[3]“真这么呆着,那是不行的,这不是潇洒,我还得通过自己的努力进步。说是为了钱多一点,改善家里的生活吧,那也是的,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尊,一个男人,自尊就是他的命。自尊不能说有就有自尊了,那个得靠实际的东西撑着。”[3]相较于同班同学蒙天舒的一帆风顺和辉煌腾达,主人公聂致远的成长之路并不十分顺畅。考博两次落榜、毕业后就业难、婚姻家庭矛盾、工作中职称问题等生活实际都让他无法逃脱。他希望能够拥有一份浪漫的心灵自由,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实现他的理想。他面对这些实际问题的时候,在不违背起码道德底线和法律的原则下,他也会有所妥协,如资金紧张的时候帮煤矿老板写自传赚些稿费,发表论文时跟师兄通个人情打声招呼,在妻子赵平平编制问题多年无法解决也会去找找关系拜个门户争取支持等等。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古代士人俗世的一面:“我们虽然承认‘士’作为‘社会良心’,不但从理论上必须而且实际上可能超越个人的或集体的私利之上,但并不是说‘士’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人’可以清高到完全没有社会属性的程度。所谓的‘士’的‘超越性’既不是绝对的,也决不是永恒的。”[4]这也可以借用于在当下社会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人,知识分子精神和身份的规定性并不具有完全的适应性。然而这并不是为知识分子世俗化甚而媚俗化辩护或开脱,而是这种现象是在当下时代和社会大环境各种因素影响下而形成,它是普遍存在的。正如阎真所说:“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及由这种方式决定的行动原则,可以说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我们不能反对一个人去追求功利,也反对不了,所以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世俗化也可以理解。”[5]聂致远对现实物质方面的认识和追求,相较同学蒙天舒的“屁股中心”论,室友郁明的“知识经济时代,最要紧的就是把知识变成生产力”之说,商学院陆教授的“十年之后没有赚到五千万,就别来见我”的自我中心、金钱至上的言论,以及高娟娟对物质强烈的占有欲和消费欲望,可以说是现实生存和发展的必需,也是合乎情理的。这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功利主义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但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不是没有边界的。”[6]

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不同在于他们的较高的精神层次。自古以来,士人以其高洁的自身修养和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意识凸显其独特性,即“修己以敬”持“道”不屈的精神,及“天下己任”贯穿始终。“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不复存在,但不管世俗价值观念如何变迁,这种士人传统精神仍然以种种方式缠绕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正义、清高、良知、奉献、责任感、重义轻利、关心黎民社稷依然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价值标签。

从作者给主人公取的名字“聂致远”我们就可以读出悠远无限的意蕴,它来自于诸葛亮的《诫子书》中极富精神内涵的句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大意是现实世界中的恬淡寡欲方能明确志向,精神世界的寂寞清静才能到达深远的境界,在无形之中作者阎真赋予主人公淡泊、宁静这种高远的精神期待。另外,在作品中作者也设置了曹雪芹和《红楼梦》这一精神符号代表传统士人精神作为标杆,在这一参照之下审视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石头记》是聂致远爷爷的唯一遗物,爷爷去世后父亲把书塞在爷爷头下陪葬,《石头记》的埋葬象征了其代表的传统精神也这时候开始断裂。直到17年以后,聂致远在去读博士的火车上偶遇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海外研究者赵教授重新邂逅《红楼梦》,聂致远在《红楼梦》伟大和曹雪芹身世上看到精神的力量,使得他对深信不疑的现世自我哲学产生了动摇,“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那坚如磐石的信念被震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痕”。[3]9聂致远每一次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艰难中,他总是在文化名人们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中寻求坚守的精神力量。从作者的这个设置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正面的精神力量逐渐衰微,但并不是虚幻。在作者阎真的用意里也不是让所有的人一定遵循传统文化人的精神来规范其行为处事,“如果今天还提倡把文化巨人作为绝对的榜样,这种过高的要求走向反而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暴力”,[5]而是传递出“价值的绝对性是存在的,哪怕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也是存在的”[5]这个有所信仰的价值观念。

在艰难的生存现实和重重精神矛盾中,主人公聂致远始终不触碰原则、道德的底线。聂致远拒绝为曾经有过灰暗历史的铁矿老板书写家族史,即使有丰厚的劳动报酬也不认同“历史是强者来写的”这种金钱至上颐指气使的论断。聂致远也拒绝为师兄张维写广州城市文化发展史这个课题,虽然附有高额的稿费,却以心灵的理由抗拒以学问的名义作交易,在这体现了聂致远作为一名人文专业研究者的学术良知和自觉。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入围,蒙天舒带着材料、礼物和金钱到北京上蹿下跳疏通关系寻求支持,聂致远同去也无法开口就干脆呆房间看球赛,去西山吊唁曹雪芹。聂致远这些不为的选择,与他坚守形而上信仰是息息相关的,“聂致远并不是一个文化英雄,他的选择也只是努力坚守良知的底线”,[6]虽然只是一种良知底线的坚守,但这也并不容易,他经受住了非常多的煎熬和诱惑。为长辈修房赡养医疗事宜,自己婚姻家庭事业种种,更甚还要忍受身边同辈蒙天舒顺风顺水的刺激和心理落差等等,这些是需要非常坚定的精神信仰作支撑的。

当然,作者阎真对聂致远这个主要人物形象的设计也是具有极大的理想化色彩的,他身边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个人利益钻营奔走,只有他善始善终我自岿然不动,甘于寂静淡泊,可他希望得到的一切虽然一波三折磕磕绊绊但最后也都如愿以偿,这种情节的设置似乎让人怀疑其现实的真实性。然而文学的真实性也是就其艺术真实性而言的,而非为了证实生活真实性这个问题,作者对聂致远这个人物形象的创作寄寓了作者理想化的知识分子人格精神,希望借助理想化的人格精神来平衡人们在现实中那种毫无边际的功利追求。就如作者所说:“功利主义有一切生存意义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不是无限的。欲望不能野蛮生长,总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这是这部小说的理想主义。”[2]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聂致远这种现世生存哲学的理性认同与阎真作品《曾在天涯》中的林思文和《沧浪之水》中的屈文琴、许小曼、董柳又不一样,聂致远的背后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作支撑,对现实的妥协和认同是在非常理性、冷静的分析之后达成的一种内心平和,而她们只是非常感性的、浅层次的生活经验和攀比之心使然,是一种“理智的”盲目。

综上,作者阎真给知识分子构建了一个在世俗和理想中都能够达到平衡的世界,承认一定的物质追求的合理性,接受知识分子作为普通大众的世俗一面,同时也希望精神的力量能够规范其行为,理想的光辉能够使知识分子在世俗世界有所超越。这种理想化的构建寄托了作者美好的期待,不对立于现实也不遗失精神信仰的模式似乎也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出路提供了某些指引和启示。

参考文献:

[1]阎真.时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说说《沧浪之水》[J].理论与创作,2004(1):53.

[2]阎真.总要有一种平衡的力量[N].文艺报,2015-03-13(02).

[3]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25,73,169,203.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8.

[5]阎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惑和尴尬[N].中国艺术报,2015-04-20(03).

[6]舒晋瑜,阎真.知识分子应该获得尊严[N].中华读书报,2015-02-25(02).

(责任编辑:陈虹)

See the Value Choice of Intellectuals From Yan Zhen’s Beyond Living

LIU Y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

Abstract:Yan Zhen's works Beyond Living through the protagonist Nie Zhiyuan’s growth process to build the ideal intellectual's life and spiritual world. On the one hand,in the current era the intellectual as a common social people,a certain pursuit of material is rational;on the other hand,the special identity of the intellectuals,which requires them to adhere to the noble spirit of the traditional scholars. The state of balance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is the author’s expectations of the ideal personality of intellectuals.

Key words:Yan Zhen;Beyond Living;intellectuals;value choice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6)01-0024-04

收稿日期:2015-07-04

作者简介:刘艳(1990-),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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