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放鸣，范 姣

(1.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47；2.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47)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效率的实证研究*

秦放鸣1※，范 姣2

(1.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47；2.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47)

文章将产业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结合起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保持数据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参照何建新的计算方法，具体测算出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基于VRS模式下以产出为导向的BCC模型，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重为输出变量，以就业结构偏离度、产业成长程度及城镇化率为输入变量，估算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5～2014年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效率。研究发现： (1)由于我国各地区产业发展同质现象比较严重，出现了整体技术效率虚高的假象。(2)东部地区在户籍制度，资本、技术对劳动力替代等因素的影响下规模效率相对较低，从而导致其综合效率较低。(3)西部地区未充分发挥好当地的资源优势，综合效率相对较低。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区域吸纳效率的差异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 产业结构转型 农村劳动力转移 吸纳效率 数据包络分析

0 引言

农村劳动者收入较低是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之一，通过促进其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可以提高其收入水平，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可以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着手。2004年，为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国家鼓励农民通过各种方式出让使用权，促进土地合理流转。2014年，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促进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在城镇落户的诸多限制，通过建立居住证制度，使其可以逐步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随着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在城镇高收入的驱动下，全国各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大规模转移。2005年，全国共有1.28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201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口数量达到1.52亿。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对城镇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会带来机遇和挑战。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产业结构迫切需要不断优化升级。各地区应如何优化产业结构，采取怎样的产业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效率尤为紧迫。

1 研究综述

关于产业结构转型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邓智团，但涛波(2005)[1]认为从全国整体范围来看，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导力量已由第二产业逐步过渡到第三产业，不同地区的差异比较明显，并将其归纳为3种不同模式及4个发展阶段。贾先文，黄正泉(2008)[2]从发展动态的角度分析认为我国目前依然存在大量的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认为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时应遵循市场自身的规律，兼顾就业效应，针对东、中、西不同的要素禀赋实行差异化的政策方针。樊秀峰，周文博，成静(2012)[3]通过计算1990～2009年我国就业弹性及就业结构偏离度，发现对就业的吸纳已由第二产业为主不断向第三产业过渡，进一步从投入产出视角分析发现运输和邮电业、社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较强。Chen Zhongwen，Chen Qiong，Li Yuhong(2012)[4]以江西省为例，研究发现1997年后江西第二产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能力在不断增强，而第三产业的吸纳能力却有所下降。刘雪梅(2014)[5]认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可以结合当地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形成“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专业分工格局，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申鹏，陈藻(2015)[6]认为全国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会促使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由省外转移转向省内就业，将会呈现返乡就业和就近就业的新局面，而这又会进一步推动全国范围内的产业调整及产业转移。关海玲，丁晶珂，赵静(2015)[7]基于1979～2012年的数据，测算了山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数量，实证分析了山西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效率，结果发现随着山西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效率也实现了由规模报酬递减到不变再到递增的不断优化。

综合各位学者的研究发现，在研究产业结构转型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时，学者们更多的是理论分析或者从历年的就业人口比重、就业弹性、就业结构偏离度变动情况分析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而具体测算出历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具体数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产业结构转型对其影响的研究并不多，且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效率的也不多。为此文章拟以我国大陆地区30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由于黑龙江省缺少2011～2014年按三次产业分的就业人员，造成数据的不连贯与不可比，故研究对象不包含黑龙江省。，具体测算出2005～2014年全国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基于数据包络分析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实证分析全国各个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效率，针对不同区域吸纳效率的差异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效率的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2.1.1 数据来源

该文的数据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计算整理而得。由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没有2008年之后的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年之后不再统计各地区按城乡分的就业人口，不同资料关于人口的统计口径不同，导致不同数据来源的人口数据相差较大，没有可比性。为了保持数据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该文使用的各地区城乡就业人员及按三次产业分的就业人员数据均来自于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各地区的城镇人口、总人口、三次产业产值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该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大陆地区除黑龙江省外其余30个省、市、自治区2005～2014年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效率，包含300个样本点和2100个数据，输入指标是就业结构偏离度、产业成长程度、城镇化率，输出指标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重。

2.1.2 指标

该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基于VRS模式下以产出为导向的BCC模型，估算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5～2014年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效率。技术效率指一个生产单元的生产过程达到该行业技术水平的程度，在VRS模式下，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通过将综合效率分解可以明确提高决策单元效率的努力方向。

其规划式如下：

其中，x代表输入变量，y代表输出变量，j代表输入指标个数，α代表输出指标个数，i代表决策单元个数。每个决策单元均在上述约束条件下求解，对于任意给定的决策单元，模型试图创建一个效率最大的虚拟决策单元，它的效率是基于所有的决策单元的线性组合。

(1)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重

由于目前我国没有直接关于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数的统计数据，不同学者采用不同方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进行了测算，但由于基础数据来源不同，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最终测算的结果存在很大差异。目前相对合理且比较常用的是采用何建新[8]的计算方法，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历年数据来看，一般就业人员会按城乡和三次产业进行分类，由于2种分类标准统计的就业人员总数一致，则二、三产业与城镇就业人员的差额与农村就业人员与第一产业的差额相等，这个差额反映的就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由于不同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差异很大，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重计算较为客观，同时由于输入数据均采用比值，用此指标可以有效避免输入数据与输出数据相差过大导致DEA计算结果失效的问题。

(2)就业结构偏离度

学术界一般采用就业结构偏离度来衡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程度。由于DEA模型一般无法计算负数，该文采用曾湘泉[9]的处理方式，用某次产业产值比重与该产业就业比重的比值代替。若结果大于1，则显示该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比较大，可以迁入劳动力； 若结果等于1，则是一种最佳的状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一致； 若结果小于1，则显示该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已经饱和，需要迁出劳动力。

(3)产业成长程度

借鉴朱国宇[10]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指标群中提到的产业成长程度指标，以此来衡量各产业发展快慢及发展程度高低。该指标表示的是未来产业结构的状况，用各产业产值增长率占总产值增长率的比重来表示。由于DEA模型一般无法计算负数，该文采用本年度各产业产值与上一年度各产业产值比值占本年度总产值与上一年度总产值比值的比重来表示。结果大于1，表明该产业成长程度越高，未来发展前景越好； 反之，产业成长程度低，未来发展前景不乐观。

(4)城镇化率

学术界一般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会伴随向城镇转移，会提高转移地的城镇化水平。该指标可以反映产业结构调整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整体情况及其向非农产业的聚集程度。

2.2 结果与分析

2.2.1 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纯技术效率分析

如表1所示， 2005～2014年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纯技术效率均达到最优的省份有：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四川、西藏、新疆，以上15个决策单元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纯技术效率达到次优的省份主要有：内蒙古、辽宁、福建、山东、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上10个决策单元中有7个属于西部地区。纯技术效率相对较低的省份主要有：吉林、湖北、广西、海南、云南，以上5个决策单元集中于中西部地区。整体来看，研究期间纯技术效率均为1的地区多集中于东部，呈现了东、中、西依次降低的格局，但从东、中、西历年的平均水平来看，各地区差距并不是很明显。

由于东部地区最先享受到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快，三次产业结构更加合理。截止2014年，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海南*海南省的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的格局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因为与其工业极不发达，重点发展旅游业。3地的产业结构达到“三、二、一”的水平，且三次产业的成长程度也呈现“三、二、一”的格局，尽管其他省份的产业格局仍处在“二、三、一”阶段，但天津、浙江、广东等省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在5%以下，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已比较接近，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成长度更高。由此看来，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具有更大的成长潜力与发展前景。由于技术变革会影响各产业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同的产业结构对应不同的技术结构[12]，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变动息息相关，故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技术结构比较合理，从而东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整体较高。随着东部经济增速放缓，中部崛起及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落实，中西部地区凭借后发优势，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其产业结构也逐渐趋于合理，近年来的纯技术效率水平不断提高。

表1 2005～2014年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纯技术效率对比

地区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北京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天津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河北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山西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内蒙古1.001.001.001.001.000.550.511.001.001.00辽宁0.690.630.711.001.001.001.001.001.001.00吉林1.000.341.000.390.470.410.390.461.001.00上海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江苏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浙江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安徽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福建0.89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江西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山东1.000.740.640.651.001.001.001.001.001.00河南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湖北0.440.440.430.450.510.490.490.480.540.66湖南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广东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广西0.501.000.380.340.280.340.351.000.200.24海南0.280.300.311.000.350.410.400.401.000.38重庆0.371.001.001.001.001.001.001.000.471.00四川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贵州1.001.001.000.491.000.101.001.001.000.14云南1.000.630.600.571.000.660.580.591.001.00西藏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陕西1.001.000.871.001.001.000.751.001.001.00甘肃1.001.001.000.441.000.531.001.001.001.00青海0.96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宁夏1.000.741.001.001.001.001.001.001.001.00新疆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东部0.890.870.870.890.880.860.860.920.940.91中部0.910.880.890.860.890.860.860.930.920.93西部0.890.880.880.860.910.830.860.920.930.90

从东、中、西历年的平均水平来看，其纯技术效率均在0.9左右，如此高的纯技术效率并不代表我国三次产业的技术水平已经很高，相反，由于基于DEA的效率均是与最优决策单元比较的结果，从而该结果更多是反映了我国各地区粗放型经济发展的事实。由于各地区均是依靠对资源的高消耗，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技术研发能力不足，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发展同质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出现了全国纯技术效率虚高的假象。

2.2.2 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效率分析

表2 2005～2014年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效率对比

地区 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北京0.440.470.540.410.320.250.200.200.050.16天津0.830.490.500.550.590.600.590.590.630.63河北0.960.980.970.980.981.001.001.001.001.00山西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内蒙古0.320.300.330.350.430.770.850.410.400.39辽宁0.700.860.840.680.670.680.680.650.630.62吉林0.250.790.300.870.740.941.000.930.430.46上海0.850.770.610.570.560.510.510.530.480.48江苏0.600.610.630.670.650.560.560.560.600.62浙江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安徽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福建0.880.840.850.920.920.970.940.940.990.96江西1.001.001.000.950.900.930.950.950.930.89山东0.550.760.890.880.570.550.570.590.660.72河南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湖北1.001.000.990.950.850.910.920.980.980.94湖南0.750.750.730.760.750.740.640.610.580.54广东0.850.940.981.001.001.001.001.000.890.69广西0.980.491.000.910.900.910.910.180.950.90海南1.001.000.990.371.000.970.991.000.421.00重庆0.920.360.340.360.390.410.390.360.760.38四川0.750.780.740.760.750.760.790.790.800.83贵州0.220.290.320.660.340.770.100.080.090.67云南0.520.890.880.920.540.880.930.960.590.64西藏0.810.790.730.750.760.780.870.870.930.96陕西0.770.760.860.800.860.780.941.000.750.67甘肃0.380.380.360.780.350.610.300.220.230.24青海0.540.590.600.640.670.650.650.670.580.55宁夏0.630.910.700.840.830.580.430.410.460.55新疆0.660.770.971.001.001.001.001.001.001.00东部0.800.800.810.790.790.810.820.760.730.75中部0.780.830.800.830.790.830.830.800.760.76西部0.730.760.760.780.750.790.770.720.700.72

如表2所示， 2005～2014年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效率均达到最优的省份有：山西、浙江、安徽、河南，以上4个决策单元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规模效率达到次优的省份主要有：河北、广东、海南、新疆，以上4个决策单元有两个属于东部地区。吉林、江西、湖北、广西、陕西5个决策单元少数年份规模效率实现最优。其余省份的规模效率相对较低。从东、中、西的平均水平来看，规模效率呈现了中、东、西依次降低的格局。

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城镇化水平不同，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最高。截止2014年，大多数省份的城镇化率在60%以上，有些省份已经超过了80%，北京已高达86.35%，大城市及特大城市均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中等规模城市为主，其城镇化率在53%以上。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相对滞后，集聚效应低，大多数省份的城镇化率均在50%以下，呈现了“东、中、西”的发展格局。尽管东部地区城市规模大，城镇化率较高，但由于长期以来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联的就业制度及其它因素的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在城镇居住生活却会遭遇到很多不公平待遇，就业待遇上同工不同酬，且被排斥在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之外。如果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一般很难享受到社会保险，同时其子女会因为户籍制度无法享受到当地的教育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12]。同时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不断加快技术创新，一方面随着资本、技术的投入，会对劳动力产生一定的排斥效应； 另一方面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要求劳动力具备更高的知识与技能。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的学历及技能普遍较低，一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仅具备初中学历，有些仅具备小学学历，很难适应东部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素质技能的高要求。在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导致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效率较低。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城镇发展相对滞后，集聚效应低，公共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引力不足。西部地区农业人口较多，截止2014年，广西、贵州、云南、甘肃依然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从事第一产业，以传统农业尤其是种植业为主，对资源的利用效率低。第二产业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为主，资源加工型产业以原料工业和采掘工业为主[13],缺乏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以初级加工为主，缺乏精深加工，生产的产品附加值低，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纳能力不足。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尽管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利用效率不高，物流、金融、信息等产业发展不足，产值比重低，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较低。在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导致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效率较低。

2.2.3 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综合效率分析

如表3所示，山西、浙江、安徽、河南4个决策单元2005～2014年均处在DEA有效的生产前沿面上，综合效率历年均为1，处于投入产出的最佳状态，以上4个决策单元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河北、广东、新疆3个决策单元在研究期间的大多数年份达到了综合效率的最佳状态，以上3个决策单元有2个属于东部地区。江西分别在2005年、2006年、2007年综合效率达到1。2012年陕西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效率首次达到1。其他省份的规模效率相对较低，主要集中在东、西部地区。从东、中、西的平均水平来看，综合效率呈现了中、东、西依次降低的格局。

中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相对较高，在这2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综合效率相对较高。东部地区在户籍制度，资本、技术对劳动力替代等因素的影响下规模效率相对较低，从而导致其综合效率较低。西部地区未充分发挥好当地的资源优势，综合效率相对较低。

表3 2005～2014年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综合效率对比

地区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北京0.440.470.540.410.320.250.200.200.050.16天津0.830.490.500.550.590.600.590.590.630.63河北0.960.980.970.980.981.001.001.001.001.00山西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内蒙古0.320.300.330.350.430.430.430.410.400.39辽宁0.480.540.600.680.670.680.680.650.630.62吉林0.250.270.300.340.340.380.390.430.430.46上海0.850.770.610.570.560.510.510.530.480.48江苏0.600.610.630.670.650.560.560.560.600.62浙江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安徽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福建0.790.840.850.920.920.970.940.940.990.96江西1.001.001.000.950.900.930.950.950.930.89山东0.550.560.570.570.570.550.570.590.660.72河南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湖北0.440.440.430.430.430.450.450.470.530.62湖南0.750.750.730.760.750.740.640.610.580.54广东0.850.940.981.001.001.001.001.000.890.69广西0.490.490.380.310.260.310.320.180.190.21海南0.280.300.310.370.350.390.400.400.420.38重庆0.340.360.340.360.390.410.390.360.350.38四川0.750.780.740.760.750.760.790.790.800.83贵州0.220.290.320.320.340.080.100.080.090.09云南0.520.570.530.520.540.580.540.570.590.64西藏0.810.790.730.750.760.780.870.870.930.96陕西0.770.760.750.800.860.780.711.000.750.67甘肃0.380.380.360.350.350.320.300.220.230.24青海0.530.590.600.640.670.650.650.670.580.55宁夏0.630.670.700.840.830.580.430.410.460.55新疆0.660.770.971.001.001.001.001.001.001.00东部0.690.690.690.690.690.690.680.680.670.67中部0.720.720.720.730.730.730.720.720.730.74西部0.630.650.640.660.670.650.640.640.640.63

3 对策建议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素质技能要求提高，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一定的排斥。中部地区要素市场日益完善，其吸纳效率相对较高，具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条件。西部地区尚需提高综合实力，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及城镇化水平提高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效率。

3.1 推动多重制度改革，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各地区应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规定，根据各地区的财政实力、城市发展规模等制定相应的措施。同时制定相对公平的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其它制度，如建立企业平等用工制度，使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与当地市民可以实现同工同酬。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考虑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力及企业的承受能力，可以按照先工商、再医疗、再养老的顺序分步骤重点建设社会保险制度[14]。推动多重制度改革，使其逐步享有与当地市民同等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服务，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3.2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素质

各地区应一方面加大农村教育投资，扩大农村受教育群体的覆盖范围，提升农村人口的学历水平；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科学素质教育培训，积极发展各种类型的职业技能培训[15]，健全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解决好培训资金负担问题及培训效果问题，创新培训成本的分摊机制，有效降低个人培训成本，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注重培训与就业技能的衔接，对不同水平的人员提供差异化的指导和培训，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培训需求，促使其不断提高个人素质及技能水平，使其与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相适应。

3.3 东部应推动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在全国经济增速放缓，产业发展同质化现象严重、人工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东部地区迫切需要进行产业优化升级，可以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中部地区，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适度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家促进土地流转的大背景下，积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组织[16],增强第一产业创新能力。推进互联网、物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相互融合，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信息技术与传统服务业的融合，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顺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在要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产业发展的内在均衡性，防止产业调整过急而出现产业衔接不稳、交替不均衡的现象。

3.4 中部应提高城镇综合实力，发挥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

目前中部地区是以中等规模城市为主，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的不断转移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不断聚集，尚需不断提高城镇的综合实力，可以优先发展大城市，提高大城市的建设能力和管理水平。依托各地区省会城市丰厚的科研教育资源优势及国家对高新技术开发区提供的优惠政策，合理引导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其快速发展。发挥中部地区化工、冶金、煤炭等资源优势，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的循环高效利用，积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同时大力发展金融、保险、设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使这些服务业以更专业、更高规模及更先进的技术支撑工业的发展，形成产业集群，增强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城镇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

3.5 西部应借助资源优势，促进其向经济优势转化

西部地区土地广阔，城镇相对分散，应紧抓“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发展机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沿线城市的快速发展，充分发挥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缘优势，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由于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应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除了发展农副产品初级加工吸纳就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外，拓宽产业链，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形成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依托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原材料优势，引进先进的技术，对原有资源输出型产业进行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依托地缘优势，构建先进高效的现代化物流信息网络平台，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有效解决西部地区运距长问题。利用西部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独具特色的多民族融合的人文景观及丰富的旅游资源，创造舒适、安全、环保的旅游环境，形成观光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特色旅游发展模式。不断完善金融机构的融资机制，以提升其对本地优势产业的金融支持； 从各方面提高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纳效率。

[1] 贾先文， 黄正泉.制度倒逼下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困境.现代经济探讨， 2008， 08： 62～66

[2] 樊秀峰， 周文博，成静.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吸纳能力的实证分析.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2， 02： 82～88

[3]ChenZhongwen，ChenQiong，LiYuhong.EmpiricalStudyontheInfluenceofRuralLaborTransferuponRural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Jiangxi-BasedonIndustrialStructureDeviation.EN， 2012， 52： 180～186

[4] 刘雪梅.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研究.宏观经济研究， 2014， 02:81～86,136

[5] 申鹏， 陈藻.产业转型视角的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研究.农村经济， 2015， 05： 108～112

[6] 关海玲， 丁晶珂，赵静.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效率的实证分析.经济问题， 2015， 02： 81～85

[7] 何建新， 舒宏应，田云.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测算及影响因素分解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S2： 148～152

[8] 曾湘泉， 陈力闻，杨玉梅.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效率.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3， 04： 36～46

[9] 宋国宇， 刘文宗.产业结构优化的经济学分析及测度指标体系研究.科技和产业， 2005， 07:6～9,40

[10]李悦， 李萍，孔令丞.产业经济学.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3

[11]卢阳春.“十二五”时期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政策调整实证研究.经济问题探索， 2011， 10： 30～36

[12]孙文凯， 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 2011， 01： 28～41

[13]杨美沂， 李兴江.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战略分析.特区经济， 2014， 01： 170～173

[14]李全亮. 试论河南省农民非农化战略的理论和现实基础.调研世界， 2010， 04： 38～40

[15]高强， 于瀛.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资源流动不足现状分析——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3， 34(6)： 181～186

[16]赵亮. 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向.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37(1)： 151～154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ABSORPTION EFFICIENCY OF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ON THE RURAL LABOR TRANSFER*

Qin Fangming1 ※, Fan Jiao2

(1.Xinjiang University，Urum 830047, China;2.Xinjiang university, Urum 830047, China)

Combine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ural labor transfer, this paper measured and calculated population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from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from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using He Jianxin's calculation method. And then, it estimated the absorption efficiency of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on the rural labor transfer from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based on output oriented BCC model, in which the output variable was the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s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accounting for the employed population, the input variables included employment structure deviation degree, the degree of industry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rat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overall technical efficiency appeared inflated illusion due to serious homogenization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2) the scale efficiency in eastern region was relatively low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capital and technology. (3) the western region did not give full play the local resources superiority so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was relatively low. Finally, it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different absorption efficiency of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on the rural labor transfer in different areas.

China；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he rural labor transfer；absorption efficiency； DEA

10.7621/cjarrp.1005-9121.20161120

2016-05-27

*资助项目：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丝路科研奖学金”；新疆大学创新管理研究中心招标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产能合作研究”(XJEDU010116A02)

F321; F323.6

A

1005-9121[2016]11-0131-09

者简介：秦放鸣(1957—)，女，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区域经济、中亚经济。Email： q85801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