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俊超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南京 210095)



传统与现代视角下的中国农村土地流转

单俊超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南京 210095)

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传统和现代价值系统并存，传统正遭遇现代冲击的表达困境；同时，传统、现代发挥机制与作用不同，导致不同地区之间、农户之间土地流转效果差异很大、土地流转率总体偏低。该研究归纳概括已有的研究成果，旨在为理解村庄现存传统习惯、现代契约选择及其对农民行为尤其是农民土地流转的影响机理提供逻辑基础。结果表明，农民经营活动进入市场必须要面临的风险与传统观念下的“生存伦理”相悖，人际关系与利益最大化的两难抉择，传统封闭性与现代开放农村社区各有利弊，契约选择机制存在问题。因此，今后的公共政策需要协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结合村庄情况与农民当前处境进行区别设计。

关键词传统习惯；契约选择；土地流转

Rural Land Transfer in China under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Perspective

SHAN Jun-chao(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AbstractAt present, China i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economic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value system coexist, tradition is facing the expression plight under the modern value impact.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different roles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valu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land transfer effect among various regions and household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which provides a log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customs, the choice of modern contract and mechanism of impact on farmers’behavior, especially farmers’land transf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isks of farmers’ business activity entering into market was inconsistent with traditional concept “survival ethics”, the dilemma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benefit maximizati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the traditional closed and modern open rural communities, problems in contract selection mechanism.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the public policy needs to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formal system and the informal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village and farmers current situation to make a difference design.

Key wordsTraditional habit; Contract choice; Land transfer

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中国农民也正在进行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他们的劳动方式、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等都发生了改变，“剥下了生存习惯和传统社会关系的覆盖物，代之以契约、市场和稳定的法律[1]。正如沃尔夫所指出的，其结果是拒绝给予农民“他所习惯的降低风险的社会惯例”因而加剧了可能导致反叛的紧张关系[2]。他们的观念具有两面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正面与反面并存[3]。诺斯[4]认为，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与利益效用一样明显，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是决定性的。有学者通过核算认为我国农地的理想流转率在 30%，可能流转率用农户愿意转率来衡量在 6%～13%，而实际流转率通过部分地区的调查在 0.2%～5%[5]。而在对贵州省的调查中，“在所调查的 393 户农户中，有 188 户农户不愿转入或转出土地，略少于愿意转入或转出的农户数量，占调查总户数的 47.84%”[6]。虽然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对各地区的土地流转在政策上支持、资金上扶持，但是不同地区经过一定化学反应后却产生迥异的效果。由此在经济与社会的微观层面上，传统和现代两种价值系统对农户的影响程度可能存在差异的现象，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范围。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村庄传统遭遇现代冲击的表达困境，传统、现代发挥机制与作用不同，导致不同地区之间、农户之间土地流转效果差异很大，土地流转率总体偏低。因此，笔者将传统习惯、契约选择分别作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照物，对现有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旨在梳理现存非正式制度、契约选择形式及其对农民行为尤其是农民土地流转的影响，为探索传统习惯、契约选择与土地流转之间蕴含的内在关联、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如何互动配合提供理论基础。

1非正式制度

1.1非正式制度概述非正式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渐进演化出来的、不依赖人们主观意志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习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对人们行为不成文的限制，它来源于社会共同认知，文化传统是非正式制度的主要来源[7]。诺斯[4]把它们分成3类：①对正式制度的扩展、丰富和修改；②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准则；③自我实施的行为标准。

对于农地流转影响比较大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有：公有制观念、长官意志、平均意识、恋土情结、村规民约、血亲及熟人基础上的人际网络结构[8]。张研[9]对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交易中“乡规”“乡例”进行研究认为，“乡规”“乡例”主要包括“亲邻优先权”“活卖绝卖”“找补回赎”“中人”“允议字”“上手老契”“红契”“白契”等非正式制度。贺雪峰[10]认为，“老祖宗传下来的”“过去就是如此”式的思维成为习惯法的依据，也成为生活秩序中的合法性源泉，由此形成“长老政治”。除此之外，“村庄经常介入土地的分配制度，以多数人同意的方式对农户承包地进行调整”[11]，包括大调整、小调整和不调整。

1.2生存伦理与农民风险行为研究大多数的农民还处在生存的状态中，斯科特理论中的生存伦理，以及由生存伦理所导致的道义经济，有可能仍然存在于农村社会中。一个村庄里的制度安排，主要是为了确保住户的最低限度收入。可见生存伦理是许多村庄非正式制度安排设立的头等重要的动因。

赵其卓等[12]将风险分为3种类型：自然灾害、家庭和人生意外以及市场风险。弗兰特·艾利思[13]从确定性事件和不确定事件之间的主观偏好，定义了风险规避、风险中性和风险爱好。农民规避风险的意愿强弱不同，即农民风险行为的差异，并不必然来源于农民主观风险偏好的强弱差异。农民风险行为的差异，也有可能因为他们保证其消费从而保证其收入较为稳定的能力不同。在规避风险的假定下，如果合约当事人规避风险的费用低于从所规避的风险中获得的收益，那么，这个人就会试图规避风险[14]。

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2]。市场关系的扩张侵蚀了非市场的社会交往，缩小了农民生产的维生部分，增强了竞争压力，所以市场关系的扩张，必然将农民暴露在新的风险之下。同时，由于市场约束，市场扩张过程又会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所以继续用非市场方式处理风险，就会与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不断改进的市场运行不相容[13]。

因此，农户普遍的维生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伴而来的风险相悖，造成仅仅是部分农户融入不完全或者不完善的市场，随时保持着不同程度的从市场退出，维持家庭经济的稳定。此外，重视维持生存的农民可能抵制革新，因为革新意味着告别那种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减少大灾难的风险的制度，而接受极大地增加了风险的制度[2]，这种改革包括租佃方式的改革等。这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正式制度进入农村会遇到实施壁垒。

1.3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契合制度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相应地，制度嵌入性则有正式制度嵌入性与非正式制嵌入性之别[15]。土地流转中兼有正式制度嵌入和非制度嵌入。制度化农地流转分析中，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产权制度仅仅是影响土地流转的一个外部制度性原因，而村落内部错综复杂的乡土秩序才是影响农地流转的根本所在[5]。米霖等[16]也认为农地流转制度阻碍并不是孤立的外在制度困境，而是一系列外在正式制度与农民主观非正式制度的整体性、多层次障碍共同作用的结果。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发挥机制与作用不相同，非正式制度可以在形成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发挥它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兼容时，非正式制度有助于降低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从而成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工具[17]。

2非正式制度对农民行为的影响

传统文化对农民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形成个体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认知水平来实现的[7]。 费孝通[18]认定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农民的行为逻辑是“自我主义”。 梁漱溟[19]从“伦理本位”出发，认为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是互以对方为重的利他主义。而无论是“差序格局”还是“伦理本位”，都是与非正式制度相关的。

为了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家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20]。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人们将主要借助于以传统的差序原则为中介的私人力量来解决，而家族、亲戚和邻里是最重要的求助对象[21]。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解决外部纠纷，人们对家族的依赖性都有所增强[22]。在村社区组织中，就有与家规家矩相类似的、以非正式制度或准正式制度形式存在的乡规民约，它在规范社区组织成员的行为与关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3]。

2.1非正式制度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在我国农村的宗亲社会中，非正式制度在资源的配置和交换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24]。非正式制度是把双刃剑，它对农地流转具有推动和约束双重作用，当它与农地流转的客观要求相适应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强化激励机制，提高经济绩效[25]。

非正式制度可以通过影响土地流转价格进而影响土地流转。邓大才[11]认为农地流转价格随着大调整、小调整、不调整而逐步升高，即村庄对农地分配的直接介入影响农地价格，大调整的影响最大。亲邻关系、血缘、姻缘关系对农地流转具有节约交易成本、降低农地价格的作用[25]。张翠娥等[26]认为农村社区的开放程度、农户主体意识对土地流转有影响，“社区开放性增加、农户主体意识觉醒、社区经济发展与政府适度引导对土地流转市场化均有正向推动作用”。钱忠好[27]认为“土地的平均主义分配潜伏着效率的损失”。杜威漩[17]认为，农本思想、“官本位”思想使得农民不愿流转自己的土地，“小富即安”甚至“安于现状”的风险厌恶心理使得农民不敢流转自己的土地，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农村人际关系网络导致农地流转失范 。刘文华[25]认为家庭意识在家庭承包制实行的初期确实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却可能成为进一步推进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杨守玉等[28]认为难以避免产生对土地流转的行政干预，扭曲土地流转反映的土地供求关系。

2.2社区记忆、开放边界与土地流转有学者认为现阶段农村社区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些农村甚至是完全的传统社区。社区记忆即村庄过去的传统对当前农村社会的影响程度和影响途径。社区记忆的弱化为土地流转中利益关系的提升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土地流转的市场化获得了社区支持[10]。

社区认同跟社区记忆是一种正向关系，社区记忆越强，社区认同也越强。社区认同感的减弱跟社区文化的消解不无关系。社区越开放，越难建立社区认同[29]。社区内人际关系的金钱化，既从根本上削弱了传统的农村社区认同，也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农村社区自身[30]。随着货币关系的泛化，农民之间越来越原子化，缺乏有效结合而处于独立无缘的状态[31]。与此同时，从村庄土地流转的横向比较来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社区更开放的村，利益规则的作用更明显，人情规则的地位则相对较低[21]。

在传统的农村社区内，农民的社区认同意识较强，因此也更加容易趋向互惠、合作；而在一个趋于解体的农村社区内，农民的社区认同意识较弱，他们之间的互惠或合作则成为一个难题。并且“在一个日益开放、认同日渐减弱的社区里，社区公共舆论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越发显得乏力无效，各种偏常或失范行为层出不穷”，“在一个高度认同的社区里，人们按照社区既有的规则行动，因而他们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29]。

社区越开放，越难建立社区认同[29]。有些地方以“ 宗族重建”而联结起来的村庄价值和“根”的意识仍然很强，在这样环境下的农村土地流转就容易形成封闭性，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制约农村土地流转[32]。但是另一方面，“封闭的结构增加了相互监督的可能性，产生了期望和共同规范，并促进了环境的信任程度”。因此会减少土地流转失范、土地流转纠纷等问题。

2.3社会关系网络与土地流转由于中国村庄普遍具有乡土性，村民的日常生活受限于村庄有限的边界，这种地方性的束缚虽然影响了村民活动范围的外扩，但也使得 “熟悉”成为这种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33]。双方互相熟悉，相互依存度高，社会关系网相互错交[34]。

人们利用“差序格局”构建自身的社会网络，形成由“亲”而“信”的人际关系模式[35]。村级土地市场上的交易却是一项“人格化的交易”(personalized transaction)。家族关系、互惠原则、礼品、道德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无不起着重要的作用[36]，非亲属之间的土地转让更多地表现出市场交易的性质，而亲属之间的流转则并非完全是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33]。“人情”作为传统“差序格局”中判别亲疏远近的基本标准，正受到“利益”的巨大挑战。而这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过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6]，农民面临人际关系与利益最大化的两难决策。崔宝敏[7]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而非社会本位和利益本位的社会”，“人们在选择合作伙伴或交易伙伴时，只会选择那些与他有一定确定联系的人，这种联系意味着相互之间都会做出值得对方信任的行为或者义务”。

3契约选择

对农地流转而言，契约形式及内容对土地流转的效果、农户之间利益协调和分配等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影响[35]。中国的农地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种村庄内部的土地市场，土地租赁契约既有书面契约又有口头契约，而口头契约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农地租赁过程中的习俗元制度安排[37]。从契约内容上，张五常[14]认为，农业中有3种主要的合约形式，即：定额地租合约(用现金或谷物规定每英亩土地的地租)、分成合约和工资合约。定额地租合约、分成合约在总交易成本、地租价格及调整、风险程度、非土地投入对土地的比例上存在差异，见表1。不同的契约形式，一方面说明了农户转入土地时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约束双方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规范化水平的高低[6]。

村域中存在互助合作的传统，以及人际化的社群关系。由于社群关系对合约的嵌入，合约外非经济的、社会化的利益可以补偿合约本身收益。关系嵌入的程度越高，合约的正式化程度就越低，降低合约正式性和法律约束前景的风险就增加[37]。契约安排格式各异，协议条款规范性差，有关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相当模糊[38]，由于契约安排失范造成的土地流转纠纷不在少数。

中国农村正处于这样一种从传统熟人社会信任向基于契约信任转变的过程中，土地流转市场化的过程，将是基于契约信任的机制建设的进程，也将是基于熟人社会信任机制衰退的过程[26]。但是土地流转契约选择机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洪名勇[37]总结认为契约选择中存在3个悖论：第一，获利悖论，即“可以获利的不获利”； 第二，正式悖论，即“可以正式的不正式” ；第三，满意悖论，即“不满意中的满意”。

表1　定额地租合约、分成合约的异同

注：根据文献[2]和[4]整理。

Note：It was obtained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2] and [4].

4总结与展望

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发生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动态环境中，农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能力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土地流转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农民受到传统和现代双重价值系统的影响，而且他们的传统与现代视角在价值上是互动的，同时传统、现代价值系统发挥机制与作用不同，导致不同地区之间、农户之间土地流转效果差异很大、土地流转率总体偏低。农民经营活动进入市场必须要面临的风险与传统观念下的“生存伦理”相悖，人际关系与利益最大化的两难抉择，传统封闭性与现代开放农村社区各有利弊，契约选择机制存在问题。

今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如何配合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建立土地流转市场的进程中，考虑农民观念习惯的可接受性，尤其是基于生存伦理，设计一系列降低风险的措施。实现农地顺畅流转的非正式制度环境重构的路径在于：塑造现代市场经济理念以替代农本思想；塑造现代市场经济理念以替代农民的农本思想和官本位思想[15]。学者们认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应该尊重农户的契约选择[34]；以农

户为主体所签订的契约更应该考虑农村环境下特有的关系规范[33]，但同时采用激励措施鼓励农民土地流转时由口头契约向书面契约转变，促进土地流转规范有序进行。总之，“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度选择和构建应充分注意到传统农村的社会约束条件”，“根据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内生需求，建构出符合农业经济的客观现实、符合农村社区的关系特点、符合农民利益需求的农业用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37]。在对传统农耕文化的价值观念重新组合基础上，改变其不合理观念，发扬其合理成分并使其成为正式制度，尤其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一部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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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12-30

作者简介单俊超(1993- )，女，河北承德人，本科生，专业：土地资源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201510307066)。

中图分类号S 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7-6611(2016)03-23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