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谨

(广东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053)



【文化视点】

“文化经济”的话语结构及其抵抗式表征

张 谨

(广东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053)

要准确理解约翰·费斯克的大众与大众文化的基本理论，一定要联系他的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的主要观点。可以说，其大众文化理论的精髓都是建立在这“两种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基于此，笔者就这两种平衡的经济、文化经济的话语结构及文化经济的抵抗式表征展开论述。

文化经济；金融经济；大众文化；大众；话语结构；抵抗式表征

美国文化研究专家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以乐观主义的姿态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进行了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那种悲观主义的批判式的深入研究。在费斯克看来，文化工业提供的文化产品只是大众文化形成的一种资源，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这些资源在日常的消费活动中自我创造并流通意义与快感的过程，它充分彰显了大众的主观能动性和抵制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精神。与法兰克福学派视野中静态的、消极的、屈从束缚的大众相比，费斯克眼中的大众是流动的、积极的、追求解放的主体。要准确地理解大众与大众文化，势必联系他的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的基本理论。可以说，其大众文化的理论精髓都是建立在这“两种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意义和快感是大众文化的实质性符号表征，而它们的流通就是在与金融经济相区分的文化经济中进行的。

一、两种平行的经济：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

费斯克以电视节目的生产和消费为例，将在此过程中所体现的经济现象区分为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金融经济的财富流通是在前后相继的两个子系统中进行的。作为生产者的电视演播室组织相关创作人员编排了若干节目，然后把节目卖给消费者，如广播公司或电影公司的经销商，完成了金融交换，获得了商品盈利。在费斯克看来，整个流通过程并没有结束，因为文化商品不同于一般的物质商品，一般的物质商品经历了买卖流通环节后，其经济功能就会完成，而电视节目这种商品在被消费的同时本身就是商品生产者，收看电视节目的无数个观众成为了商品，对广告商而言，观众的消费者就是广告商。[1]由此观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成为商品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果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2]然而，经济基础决定论只能解释文化商品的某些“物质性”的东西，如质地、价格、数量和购买人数等，诸如流通过程中的意义、价值、象征符号等是无法说明的。也就是说，文化商品所蕴含的文化的本质性内涵在金融经济中至少是不能完全揭示的，它只能在文化经济的场域中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中加以认知。

文化经济的生产者既不是演播室，也不是节目，而是观看节目的大众，他们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意义和快感，这些意义和快感在此就成为了观众生产的商品，观众自己也是意义和快感的消费者。文化经济的语境中，原来的商品，如电视节目、报刊杂志、流行时装等作为一个文本和话语结构而存在，其潜在的意义和快感就蕴含在话语结构之中，它是形成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3]在后工业社会阶段，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生产技术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致使绝大部分大众失去了批量生产文化商品的能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文化工业商品的生产性使用。费斯克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受利润的驱使，其文化工业呈现出中心化、同质化生产的特点，诚如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所说：“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化生产。这一切，并不是技术运动规律所产生的结果，而是由今天经济所行使的功能造成的”。[4]金融经济要获得高额的经济回报，就必须减少社会差异，满足大众的共同需求，大众在宰制性的意识形态下，其行为总是受体制内权力的限制，因为要符合社会秩序的要求。“于是所有的文化商品，多多少少都具有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心化的、规训性的、霸权式的、一体化的、商品化的(这类形容词几乎可以无限繁衍)力量”[5]。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是，费斯克并没有在金融经济面前就此止步，他认为与这些力量相对抗的是大众的力量。大众在文化经济阶段把文化商品转换成文化资源，并运用这些资源生产更多的意义与快感，这些丰富多样的意义与快感是对文化商品之规训的规避与抵抗，也是对文化商品同质化的裂解。[6]大众文化是大众在与社会秩序及权力约束的抗争中自我创造的结果。

二、文化经济的话语结构：文本的选择

大众文化的解释力不是由金融经济来决定的，而是由文化经济所赋予的意义和快感来确定的，而这些意义和快感的创造必须依赖于文本。不同的文本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与快感，如影视戏剧、流行歌曲、商品广告、时尚服装等。费斯克受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罗兰·巴特的启发，主张大众文本应该是“生产者式文本”。巴特认为，文本是由语言来决定的话语存在形式，它是人们对真实作品进行论证与阐发的产物，它是无确定结构、无中心意义的能指系统。文本的作者是产生意义的根据，文本的读者可以读出比作者赋予的更多的意义，所以，文本是一种生产和生产力，而不是终极结果。鉴于读者的重要性，巴特把读者分为消费式读者和作者式读者，相应地，文本可分为读者式文本和作者式文本。读者式文本是指读者以被动消极的态度接受文本既成的意义，作者式文本是指否定了作者对作品的绝对“发言权”，更加强调读者参与意义建构的能动性。虽然巴特讨论的文本范畴主要是文学作品，但这些范畴对费斯克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费斯克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生产者式文本”，用他自己的话说，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是用来描述‘大众的作者式文本’的”[7]。这种文本不需要强迫读者建构新的意义，但它有很大的开放空间。尽管它原本的意义是大众不情愿接受的，且具有脆弱性、限制性等很多弱点，然而，它能为大众文化的生产提供多种可能性；它本身隐含着矛盾与冲突；它的结局是松散自由的；它的意义超出了社会秩序的规训力量；它自身无法控制的裂隙为其创造新的文本提供了条件。[8]作为文化工业产物的商品并不像作者式文本那样产生控制和规训的力量，但一旦它与体验中的社会关系结合，就会成为大众生产力的驱动力量。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生产的经济需求之所以能得到满足，就在于人们选择了文化工业商品作为其大众文化来源；社会体制内的霸权力量之所以能有效运行，就在于人们选择了能体现霸权的文本来阅读。“自上而下的力量只有在遭遇另一股自下而上的抵抗力量时才能开始运作。大众文化充满了对抗的因素，而‘措辞’(diction)的‘对抗’(contra)力量则来自它(不情愿的)‘生产者式文本’的‘生产者式’读者”。[9]由此可见，大众文化是大众自己选择、自己生产和消费并具有无限张力的文本系统。

费斯克以牛仔裤为例来说明从金融经济里保留文化经济时文化商品所具有的抵抗或规避作用。批量生产的牛仔裤商品的文本符号象征着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了粗狂、随意、无拘无束的自由心境。当牛仔裤的拥有者故意撕破或漂白后穿上它而引以自豪时，它表达的是一种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抵抗行为。面对这种抵抗，资本主义工业也会就此大量生产有破洞或漂白的牛仔裤，达到收编的目的，因此，广告业尽量控制其文化意义，使之配合金融经济来运转。费斯克举例说，学童可以将一则啤酒广告词改编成黄色顺口溜；一则连袜裤品牌的广告语，调皮的孩子们可以尝试着转化为黄色的、对抗性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亚文化。当然，与广告一样，所有的文化商品都逃不脱被颠覆、规避或抵抗的命运。

三、文化经济的抵抗式表征：大众的创造力

大众的创造力表现在大众日常的文化实践中，“其特征是，弱势者通过利用那剥夺了他们权力的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并拒绝最终屈从于那一权力，从而展现出创造力”[10]。作为弱势者的大众通常采用游击战术对抗强势者，“偷袭强势者的文本或结构，并不断对该体制玩弄花招”[11]。费斯克比较了德赛都与列斐伏尔等人有关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与权力问题，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德赛都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一书中运用了战略与战术、游击战、偷袭、诡计与花招等词汇来描述大众对社会体制的抵抗，以此产生新的文本意义，使之形成自己的文化。强势者的权力运行空间，包括城市、商场、学校、工场车间等，他们控制了这些场所和商品，弱势者只能像游击队员一样见机行事地发展自己的“空间”，并逐步以自己的方式适应这种环境。同理，人们所处的文化空间是社会的文化工业提供的，面对该文本，各人有各人的解读方式。在这点上，德赛都与列斐伏尔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在“强制”与“适应”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张力。不同的是，列斐伏尔只谈日常生活的苦难及权力，而德赛都更强调在适应性的抵抗中被宰制者的力量以及社会体制的脆弱性。他认为，大众以“权且利用”(making do)的艺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德赛都指出：“戏弄或智胜对方的游戏，有数不胜数的方式……这些方式描绘出各种群体微妙而顽强的抵抗行为。这些群体由于缺少属于自己的空间，他们不得不进入那些已然确立的力量与表述(established forces and representations)当中。大众必须权且利用他们拥有的一切。在这些战斗者的各种计策当中，有一种突然袭击的艺术，即回避、绕开束缚性空间之规则的快感……甚至在操纵与享乐的场域中也是如此”。[12]在他眼里，抵抗的微空间无处不有，抵抗的微行为无处不在，抵抗的策略也是灵活多样。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人都是消费者，他们的消费包括物质消费，如饮食起居等，以及符号消费，如教育培训、网络媒体等。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消费也难以有很明晰的区别，如汽车既是交通工具，也是一种言语行为。任何“会言谈的物品”都无法区分哪些是花钱直接购买的，哪些花费是间接的，哪些是免费的。在此过程中，它们所传达的意义与“纯粹的物质商品”一样受到社会体制的指教与权力的分配。它们都是日常生活的资源，是大众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13]故此，费斯克把大众的消费行为等同于文化生产行为，把消费过程等同于意义的生产过程，不过，这一切都是商品在文化经济中发生作用的结果。只要有消费存在，就会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战术袭击，有些袭击是非物质的、不可见的，有些袭击是物质的、可见的，前者如个人身份的隐匿变化、与体制对抗的电视观众仍然被卖给广告商等，后者如利用“权且利用”的艺术进行战术调遣。“这种艺术会在他们的场所内，凭借他们的场所，构建我们的空间，并用他们的语言，言传我们的意义”。[14]费斯克引用德赛都所举的典型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因此一个住在巴黎或鲁贝(法国)的北非人，通过住在‘低收入住房发展规划’所建造的楼房，或者凭借某些‘居住’的方式(无论是住在一间房子，或是一种语言)，即凭借有异于其母语卡比尔语的法语，迂回进入了那个强加在他身上的体制。经由这种结合方式，他添加了若干意义，并为自己开创了一处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他可以从该场所或者该语言的束缚性秩序中，找到利用之的方式。那一场所会把它的法律压在他的头上，而他在无法离开那一场所、别无选择、只能生存其间的条件下，却可以在该场所内部，建立某种程度的多元性与创造性。凭借一种‘介乎其间的艺术’(an art of being in between)，他从自己的处境中创造了意想不到的结果”。[15]这种结果就是因为商品使用者与“秩序”之间的缝隙的存在而产生的新的意义。

四、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的基本思想支撑起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整体构架。《理解大众文化》的翻译者之一宋伟杰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费斯克在本书中论及了大众文化的三种走向：一是将大众文化放在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关系中进行探讨，但并没有关注到大众阶层对权力集团的抵抗；二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观过分强调了宰制者的力量，对大众文化持悲观、否定的态度；第三是将大众文化视为权力斗争的场所，充分肯定大众的活力与创造力，即大众通过“游击”战术，躲避、消解、冒犯、转化乃至抵抗那些宰制性力量，此种研究走向是费斯克极为首肯的。[16]由此可知，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就在于他不仅仅看到了文化的商品特性，而在于他更加敏锐地洞察到了文化的政治属性和语境特征。然而，没有对文化所属商品作“两种经济”的划分和解读，其学理的深刻度是根本达不到的。

[1][3][5][6][7][8][9][10][11][12][13][14][15][16][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2.33.34.34.128.128.129.58.39.41.42.44.44.248-250.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696.

[4][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6.

【责任编辑：王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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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6)06-0006-04

2016-04-05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文化治理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GD15CMK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张谨(1966-)，男，湖北仙桃人，教授，主要从事哲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