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康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从乡规民约碑管窥清代中期贵州的土地矛盾

胡小康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清代加强了对贵州的统治，在贵州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这一时期，大量移民涌入贵州，出现了人多地少的情况，人口的增加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成为贵州当时社会的突出矛盾。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党武乡当阳村大寨，至今还保存着两块清代中期的乡规民约碑，碑文反映了村民侵占山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事实，从中可以窥见清代中期大量移民进入贵州后土地矛盾的加剧。

关键词：乡规民约碑清代中期贵州土地矛盾

2013年暑假，贵州民族大学2010级历史学专业的同学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党武乡和湖潮乡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实习调查。调查期间，收集到了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料，其中，在党武乡当阳村发现了《永同日月》和《笃意栽培》两块清代中期的乡规民约碑，碑文内容均反映了清代中期党武乡当阳村出现了村民乱砍滥伐森林、圈占土地的现象。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是清代中期大量移民进入贵州，造成贵州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状况。有鉴于此，文章以碑文内容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对清代中期大量移民进入贵州之后的土地矛盾进行初步研究。

一、《笃意栽培》碑与《永同日月》碑考释

《笃意栽培》碑位于贵阳市花溪区党武乡当阳村大寨东门入口处的一座土地庙旁，碑宽约72厘米，高约133.5厘米，厚约13厘米，石碑呈长方形状，碑文字迹大多能识别，只有为数不多的字迹模糊不清，现将碑文整理如下。（碑文中的残损字或模糊不清字，用“□”表示；不详字数的缺文，用“……”表示。）

天下之山，发源于昆仑，分支于寰宇，遐陬僻壤，无非此一脉之错□。村落龙蟠凤落而水带山襟，亦钟灵焉。大寨后山一座，纵横里许，东至本寨屋，李姓买党姓山脚土，南至大路，北至场上店。屋后自来竹木畅茂，因之人士登贤书，此以后为风水所关也。自乾隆三十五年，不法之辈砍伐，寨迎神踏勘护蓄。至五十二年，奸徒又起，纵火而焚，估占□挖，众等控□奉思批断，伊出银封护，永不容败坏风水。阅数年，恶又猖獗复行砍伐，党姓又迎神踏勘，总不能制彼婪心，寨内小人辈遂借口成贪，竟争霸种更余地矣。渐至圳土启石，何异敲骨吸髓。迩来寨内丰歉不一，贫富不齐，无风水之败于此山也。众姓惨目伤心，复于是年公议迎神再勘本寨后，除场上屋后，俱入后山内，当场不准晒古，栽石为界，安头察护，勒石为铭，永□侵占等情，倘有不遵盗取木石草芥开挖者，一经拿获，公同送官究治。指及私嚼隐忍，亦同送究，头人众姓临事退避及唆揆侵占，罚银十两。山口空地公议为井泉，龙王庙地。又本寨于嘉庆十三年，买意事公田五坵，小土两块，只许安佃毋窑□种，均次至□□。嘉庆二十年岁在乙亥孟春月下浣□□□□重修三门神坐……

《永同日月》碑也位于贵阳市花溪区党武乡大寨东门入口处的一座土地庙旁，与《笃意栽培》碑相邻，碑高158.5厘米，宽80厘米，厚13厘米。《永同日月》碑碑文如下。（碑文中的残损字或模糊不清者，用“□”表示。）

自古天开地閟，始太极以初分山峙川流，由两仪而肇判万山一脉，肇启昆仑千□□原分行洱甸，故八卦始分生□，运门义开，七政同流，五元之形，方立生成之众本□□洛，故本立道生，岂天木本水源之基，故太祖发源分支于寰宇矣。然而我寨后□□□自梓枝下殿，不远千里而来，穿田迁，渡距海，崩洪重重，开帐叠叠，生溄而水带山□方□□，从而侍左右，而胎息孕育之所亦钟灵焉。突于此际顿赴，□□天柱落脉住绩□□居民，虽不龙蟠虎踞，号曰众鼻□□实沄谬矣。自历以来，建设此寨护蓄数百余年，禁止砍伐开挖，以培风水，可羡竹木畅茂，树林森森，笃生万物，衍発千可，皆赖后龙公山之所。□士登贤书，农乐田畴，工精艺业，商茂易而人寿物丰，实系风水之攸关也。□于□乾隆年间，奸徒二次砍伐，纵火焚山，估众开挖以为私业，上□□公议迎□神踏勘二以即行赴□州县，□多□约邻乡长，不忍参商和会，封山当□，可凭永不砍伐□下佥论。以至道光二十四年又出不法奸党，盗四寇薮之，□势强押众，倚仗其威自行势□以砍伐本寨，源霸井填基，估占□亩地，开挖后□以为彼之私业。古云：地以脉为气，□□为形，□脉伤则人物难保；山以草为毛，土为由草，土开则□受刑。故我等合寨数百户，余土□□，议业则攸关命，有脉寄陡迁□□伐木掘土，所以异合寨之晦气，我辈目睹不忍，只得复行具□□思□□□众前□差提讯，又□约邻乡长即赴州衙挽和，断栽界开井封山，复书穷□，永不砍伐开挖，免伤□□元气，以□大寨平安□无紊，□令□寨众议：倘于中居有不法奸细暗含成党，私自砍伐，褈□外合者，众人查出遂官究□勿言。

公□□□□□是□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吉旦立大寨众姓□□仝立

党武乡是以元代党兀等处长官司“党兀”而得名，曾先后由金竹长官司（府）、广顺州、长顺县管辖，民国三十年（1941年）划入贵筑县［1］。《笃意栽培》碑与《永同日月》碑碑文主要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其一，大寨后山的区域位置，东至本寨屋，南至大路，北至场上店，纵横里许，是一块风水宝地。其二，后山是李姓从党姓人中购得。其三，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出现了不法之徒砍伐山林的情况，李姓迎神龛护之。其四，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出现了奸徒纵火烧山，霸占山林之情形，导致风水宝地再次遭到破坏，百姓惨目伤心。其五，鉴于以上情形，李姓立公约碑，严禁不法之徒立石为界霸占山林，或者在山林中乱砍伐，一旦出现类似情况，均上报官府惩治；再者，对于隐瞒破坏山林事实知情不报者，也一样送交官府衙门，头人领事掩盖事实或者教唆他人侵占山林的，罚银十两。

《笃意栽培》碑立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永同日月》碑立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两碑内容相关，可以推断出《永同日月》碑是《笃意栽培》碑的再次申明。《永同日月》碑说道：“□于□乾隆年间，奸徒二次砍伐”，就是《笃意栽培》碑说到的：“自乾隆三十五年，不法之辈砍伐，寨迎神踏勘护蓄。至五十二年奸徒又起，纵火而焚。”可见《永同日月》碑是对《笃意栽培》碑的继承。

土地兼并严重，是清代中期贵州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使贵州各族人民土地不断丧失，不少农民沦为地主的佃户，以地租形式受到封建地主的剥削。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才出现了大量砍伐山林和立石为界占据山林为己有的情况。土地兼并严重及大规模的战乱，使得贵州土地矛盾尖锐，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

二、清代中期人口的急剧增加与内地大规模的移民进入贵州

明末清初，中央王朝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派大军进入贵州，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事。自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播州杨应龙反叛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吴三桂叛乱为止的近一百年，贵州战事不停。如平播之役历时100多天，斩级2万2千多名，俘获1万多名；明末天启二年（1662年），水西土司首领安邦彦叛，勾结宣慰土舍宋万化率叛兵围攻贵阳，“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军民四十万，至是饿死几尽，仅余二百余人”［2］。战事给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贵州人口大量减少，出现了地广人稀的局面。

明末至康熙年间，贵州境内的人口仍以少数民族为主，汉族只占少数。如康熙三十二年（1692年），贵州巡抚阎兴邦上疏说：“自三十一年编审人丁，部驳察明加增，但黔地偏小，苗仲十居六、七，向不编征。”所谓“苗仲”，不是指单一的某个民族，而是贵州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的代称。少数民族十之六、七，汉族十之三四，少数民族在当时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乾隆年间开始，贵州人口急剧增加。《清高宗实录》载乾隆帝谕曰：“联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一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3］从康熙四十九年到乾隆年间短短数十年，全国人口增长十余倍。从乾隆六年（1741年）起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一百余年间，人口数字从1.4亿增至4.3亿［4］251，人口增长速度前所未有。人口的急剧增加，一方面，得力于中央王朝颁布的一系列移民垦殖政策，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规定“凡愿入黔者，将地亩给为永业”［5］。雍正年间，在大规模的屯军之后规定：“如有人材壮健、能种田亩，并情愿前往苗疆承领逆产充为屯军者，每户上田给与六亩，中田八亩，下田十亩，其附田山土，尽令垦种。”贵州总督张广泗在任职期间规定：“将州县卫的无主荒地分由流民及官兵垦种；对无力垦种者，官方提供牛具种子，久荒者三年起科等政策。再者，凡有可垦山土，俱报官勘验，或令业主自垦、或招佃共垦，按其勤惰，分别劝惩；其无业主之官山，一概招人认垦，官为立界，给照管业。至劝民随时播种杂粮之处，应令地方官酌借谷种。”［6］优惠的屯垦政策吸引了大量移民进入贵州。另一方面，中央王朝在西南贵州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雍正四年至九年（1726年—1731年），大规模的废除土官，改设流官。鄂尔泰、张广泗在改土归流的名义下，以兵威“开辟苗疆”，随后在这一地区设置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剑河）、丹江（今雷山）、八寨（今月一寨）、都江（今三都）、古州（今榕江）六厅，史称为“新疆六厅”，分属黎平、镇远、都匀府。随着“新疆六厅”的设置，该地少数民族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这就为大规模的移民奠定了基础。随着中央王朝“开辟苗疆”的进行，拓宽驿道，贵州交通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为大规模的移民提供了便利。

三、清代中期贵州人口增加与土地稀少的矛盾

贵州自然条件恶劣，虽然明代以来一直有移民涌入贵州，但是由于自然原因和战乱的影响，明末清初贵州的人口数量仍然较少。随着清政府统治的趋于稳定，统治者推行鼓励人口滋生、奖励垦殖的政策，康熙五十一年颁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亩”的政策，从根本上废除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随着赋税和人口政策的改变，大量四川、湖广、两广移民源源不断进入贵州，出现空前的人口增长势头。

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垦殖，清代中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凸显，正如《笃意栽培》碑所言：“乾隆三十五年，不法之辈砍伐……至五十二年奸徒又起，纵火而焚，估占□挖……阅数年，恶又猖獗复行砍伐，寨内小人辈遂借口成贪，竟争霸种更余地矣！”大规模的垦殖也使得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国耕地面积549万顷，一百年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780万顷［4］257。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也难以满足大规模移民的需要，人均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人均土地数目为6.89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3.53亩，嘉庆十七年（1812年）人均耕地面积更是下降到2.19亩［7］。于是就有了类似《笃意栽培》《永同日月》中不法之徒砍伐山林，立石为界侵占山林土地的情况。

土地矛盾不仅体现在人口的增加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还表现在土地资源的分配上。古代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仰仗封建势力，占据着大量的社会财富，其

中就包括山林土地，地主阶级占有着绝大部分山林土地，农民阶级则只占有少部分山林土地，面对繁重的赋税和生活压力，农民阶级不得不铤而走险，于是就出现了如碑文所言：“不法之辈砍伐”“奸徒又起，纵火而焚，估占□挖”“恶又猖獗复行砍伐”的现象。不难看出，立碑者是站在封建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的立场上立碑的，碑文中对于土地矛盾的直接造成者称之为“奸徒”“小人”。官方政府只看到了造成土地矛盾的直接原因，没有站在农民的立场，设身处地地考虑农民的困境。

结语

清代贵州人口迅速增加，人口迁入贵州，给贵州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贵州的开发及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但是移民入黔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民族矛盾激化等。《笃意栽培》与《永同日月》碑碑文中出现村民砍伐树木或者强占山林和土地的事实，正是移民的增多与土地资源有限性矛盾的体现。

参考文献：

［1］贵阳花溪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花溪区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73.

［2］明史·土司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8174.

［3］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249.

［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5］陈振汉，等.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二分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5.

［6］贵州通志·前事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15.

［7］周作绍.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7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