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秀



与新华书店结缘的岁月

陶诗秀

记忆中，第一次到万州新华书店，是跟着父亲，他拉着我挤到柜台前给我买了一本《骄傲的大白鹅》，是一本图文并茂的青少年读物，那一年，我十五岁。

我自己第一次到新华书店买书，是在1966年。当时在报纸上、广播里，连居委会召集开会时，都在说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家家显眼的地方都要摆放红宝书、语录本。那时，我已到工厂工作，父母都已不在了，白发苍苍的奶奶领着我们四个孩子，靠给人家洗衣服艰苦度日。别的人家都有单位发书，却没人发到我们家。

记得是一个秋阳高照的上午，我来到新华书店，书店门前已经有人在排队等着买红宝书，那时候，不叫“买”，叫“请”。我也排进去，花两块钱“请”回来一套塑胶封面的简装《毛泽东选集》，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后来，不时兴这一套了，我把它们收起来，但这套书却一直跟我到现在。

1968年，我手上有了一点钱，开始经常跑新华书店了。那时的新华书店，只剩下“马恩列斯毛”，以前包括解放后革命文艺工作者出版创作拍摄的电影、戏曲、文学都被冠以“封、资、修”扫荡一空，碰到一本《江青同志讲话选编》，都算是有点“文学”色彩的可读物了，我就是惊奇地从那上面发现这世界上还有一本叫做《静静的顿河》的小说。那时，对书的渴望，可以用“饥不择食”来形容。

进入七十年代，林彪事件发生后，政治形势日见宽松，反映到读书上，就是出版了一批内部书。但那时候，想读书也不是随便就能读到的。“让你知道什么？知道多少？”也是按身份地位严格控制的。

内部书的封皮颜色大有讲头，有白皮的，有灰皮的，也有黄皮的。“白皮书”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书籍，“灰皮书”是政治类图书，主要是前苏联、东欧等“修正主义”国家作品；而“黄皮书”则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文学读物，它们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内部读物”。

有内部书，就有“内部书店”。北京的“内部书店”坐落在西绒线胡同甲一号院子里，面积三百平米，墙上有国画装饰，店内还设有一个首长接待室，里面摆着沙发、茶几。造访内部书店的读者，必须是省军级以上官员。如此，像外省城市，达官不多，鸿儒也少，能达到购买资格的不多。

当然，比起周边地级、县级城市，在各省省城还是有不少干部能享受一点购买“内部书籍”的资格，因此，四川成都的新华书店也开辟了一个专门供应这种内部书籍的“内部书店”。

有，总比没有好。

记得，成都的“内部书店”门面不大，和北京的相比，显得寒酸、破旧，但对当时求书不得的读者来说，却是显示身份、满足欲望的福地。

当时，我认识一位领导，是老红军，他知道我爱看书，我去求他，承蒙厚爱，以他的名义，给我开过几回介绍信，让我拿了去买内部书。因此，好几次到成都，我都拜访这家内部书店。

当年，成都的“内部书店”的管理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瘦瘦的，个不高，眼光犀利，人很干练。他看了介绍信，什么也不说，继续忙他的，但也允许我在屋内转，却又总在节骨眼上关键时刻破坏我的好梦。

我在“内部书店”确实碰到许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新出版的、值得一看的好书，飘着书香，很诱惑人。记得有一次，一进门就发现一本《布拉格之春》摆在门口架子上，我刚拿起来，他在那边看见了，断然拒绝：“你不能买！”

是因为我开的介绍信级别不够？还是因为我这个人有问题？他没说，也不解释。其实，现在想来，傻子都能看出来，一个黄毛小丫头，怎么也不会是什么厅局一级的领导干部；而且，领导本人又一直不露面。

他让我买的，都是一些没来得及卖完的文革前创作的革命作品，文革开始后，被打成“封、资、修”里的那个“修”而下架，不算多，此时胡乱摆放在屋角两个小书架上无人问津，对我来说却是甘霖。

我在那里找到一本话剧剧本《槐树庄》，感觉写得不错，一下买走两本。记得还有评剧《夺印》，其中最有价值、值得一看的，还要算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所以，我是还没看过《红楼梦》，倒是先看了《红楼梦研究》。

现在说这些，已经有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感觉，心隐隐作痛。在我最喜欢读书、最需要读书，也有时间读书的青春年少时代，却没有书读，能够找到的几本五六十年代的中学课本，都被我翻烂了。

“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这是“四人帮”被打倒一年多后，读书人常见的一句口号，实际情况也真如此。那一年，国家开始大量出版重印五六十年代曾经广受读者喜爱的中外名著，消息传开，全国各地的读书人真比过年还高兴。

闻讯赶来买书的人太多了，我家所在地的万州新华书店就专门在临街的墙上开了一扇窗，隔不了几天，就会贴出个告示，告示劈头就是“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这么两句，然后预告书店最近要进什么书，附一个书单，都是让人怦然心动的好书。.

那时，我在工厂上班，每天下班都要先到这里转转，竟成了习惯。

如果上夜班，下班后家也不回、觉也不睡，先跑到这里排队；如果碰上上白班，我没时间，就把要买的书名写到纸上，把钱交给一帮小姐妹，委托她们帮我买。记得那段时间先后买了《鲁滨孙漂流记》、《高老头》、《一千零一夜》、《十字军骑士》等世界名著。

诗人艾青那时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首《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我把1977年底开始的十几年时间，视为他称的“迷人的春天”，整个社会都荡漾着一股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盎然生机，精神生活的解放让当时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有一次，两个老兄排队时，为谁该站在前面发生口角，争得脸红耳赤，谁也不服谁，只差没动手。这时，旁边一位排队购书的中年人以不屑的口气劝解他们：“还是读书人呢！为这一点小事吵成这样，丢人不丢人？”一句话，说得那两人闭嘴不争了。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79年底青年人争购《英语广播讲座》的壮观场面。

那年刚入秋，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语广播讲座》教材，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出售。消息在万州传开后，前来购买《英语广播讲座》的青少年，在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龙，颇为壮观。

那时，我已经是中学老师，当班主任，那一天，我班上的学生有一多半都没来上课，因为跑去买书了。第二天，他们拿着新买来的《英语广播讲座》课本来学校，兴高采烈，其他老师和同学也都为他们高兴。

1981年，我搬家，新家紧邻新华书店。每天伏案写备课稿，写得累了，常常会出去走一走。出了门往右，走几步就到新华书店。俗话说：“宁可食无鱼，不可居无书。”守着新华书店以及和书店比邻而居的感觉，就像贾宝玉掉到温柔乡里一样幸福。

那时候，书店还没有实行开架售书，新书也和百货商店的商品一样，一本一本都很珍贵地摆在玻璃柜台里，或是陈列在柜台后面的书架上，顾客看中哪一本，告诉营业员，待营业员把书拿来才能翻一翻，碰上喜欢的，就付钱。《猎人笔记》、《战争与和平》等心仪已久的好书就是那一时期买来的。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近乎自然主义的笔法和对哥萨克生活的描写让我着迷，精装或平装、不同版本或不同译法的，前前后后，一共买了四套。回想一下，家里的藏书，现在应该有上千本的规模，大多都是那一时期买来的。

1990年代，我一有时间还经常会跑新华书店。但是自从网络的兴起，让纸媒的运势逐渐走下坡路。尤其是智能手机等的出现后，包罗万象，信息之丰富、阅读之方便、内容之精彩，更让书相形见绌。

不过，我还是会不时在网上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书，放在身边抽空读一读。前些天，和朋友闲聊，她说，看了我拿给她的书，她才想起已经有十几年没接触过纸媒没有读过书了，而她曾经是某知名大学的高材生，我心生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