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林



应运时变的人文交流及其对话能力

杨慧林

人文交流作为中外关系的三大支柱之一，近些年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但是国外评价与国内预期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文化投入与实际效果不匹配、经济地位与国际认同不平衡、“做好中国的事情”与“讲好中国的故事”不相称，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根据国外智库的统计数据以及文化传播的典型事例，试图对我们自身的文化理解和文化表达作出分析，以求应运时变并且更具对话能力。

人文交流文化外交国外智库

近些年我国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欧盟、法国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建立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已经同政治互信、经贸合作相辅相成，成为中外关系的三大支柱。人文交流的巨大潜能及其正在显示的根本作用或可归结为三点：为中国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升级转型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为当今世界的紧张关系和利益格局输入必要的平衡机制，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奠定持久的长效基础。

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中的许多深层问题，其实既导源于文化，又可以还原于文化；文化的差异、冲突及种种关联性问题，也只能通过文化的方式真正得以解决。于是有西方研究机构注意到：“文化外交是一个双向通道……能够提升国家形象、增强经济……纽带、建立长期关系……培养对一个国家及其价值观与制度的有利看法……使怀疑者成为信任者甚至支持者。”*http：//www.culturaldiplomacy.org/culturaldiplomacynews/index.php?en_cd-outlook-2011_content，Cultural Diplomacy Outlook Report 2011，Chapter 1，p. 7.这可能正是人文交流的最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