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源



孙中山国民会议主张的反响与启示
——对1924—1925年间报刊舆论的考察

孙中山于1924年底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随后借助各种宣传手段，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是孙中山政治理想的体现，同时，国民党对此主张的宣传鼓吹，也有现实方面的考虑。在种种政治纠葛之中，舆论对孙中山的主张也不乏非议之声。本文考察当时报刊的记载和评论，分析来自不同立场的声音，以求更好地认识孙中山国民会议主张的时代反响与现实启示。

孙中山；国民会议；善后会议

对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研究界已多有论述[1]，本文仅通过考察当时报刊的相关记载、评论，分析孙中山国民会议主张在其中所受的毁誉，以求丰富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和思考。晚清新学家多已认识到现代报刊的价值，唐才常曾谓“报馆即史馆”，并称道其“语无忌讳，言多实录”[2]；史家陈寅恪也指出，传统史学中的史论“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3]。由此看来，近代报章的相关记述，无论在史料价值与思路启示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下文即在广泛披阅报刊史料的基础上，对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试作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理想与现实之间：国民会议主张的提出与宣传

孙中山在1924年11月发表的《北上宣言》中，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随后孙中山多次对之加以申述，直至留下“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的遗嘱，把召开国民会议作为最后的遗命[4]，第640页。

孙中山对于国民会议的热忱，确有至情至性的一面，在生命垂危之际，更表现得淋漓尽致：去世前两天，孙中山曾召汪精卫、孙科诸人至榻前，告以“欲促成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的愿望，“言下泪夺眶而出”；去世前天，“于此病状万分沉重中，又急呼‘国民会议’、‘同志奋斗’等语，逾十分钟”[5]。可见其对国民会议的热心执着。

《北上宣言》发布不久后，段祺瑞即拟入京就任临时执政，并积极筹备善后会议与国民代表会议。随后国民党与段政府展开政治角逐，双方关于国民会议的分歧，也成了争议的焦点。孙中山一派甚为注重宣传造势，借以增加政治资本。当时报道称：“北方范围内各省区，国民党势力本较薄弱，故孙决定从宣传入手，以期他日能选出多数代表，其用意之深、着力之猛，已可概见。”[6]

孙中山曾对新闻记者表达了“希望报界一致鼓吹”之意[7]，并向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西安、张家口、归化、热河十三省区派出国民会议的宣传员[8]；在全国政治中枢的北京地区，更是特意遴选重要分子九人，前往各界接洽[9]。在作为国民党大本营的广东，其宣传更是热火朝天，东方通讯社电文称：“广东国民党反对善后会议运动，近来益为露骨。各团体各以通电，集会讨论等手段，努力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促成国民会议拟举行示威运动。并设法与各团体结合。”[10]又谓：“广东民党促进国民会议运动，最近益为激烈，各中国报大概为各团体宣言或通电所占满。”[11]

正如时论所指出的：孙中山的主张“冠冕堂皇，易博大众之同情”[12]。国民党的努力宣传，也得到了积极响应。尤其在孙中山北上抵京之后，各团体更纷纷表达对其主张的拥护，报道称：“国民之盼望国民会议实现，几乎全体一致，故函电如雪片飞来，各种促成团体，亦如春笋之勃然滋长。”[13]在此舆论攻势下，段祺瑞方面也感受到了压力，当时消息称：“执政府近接各省区请速召开国民会议之通电颇多，已知民意之趋向，势难再事延绥而不召集。故由段执政令知许世英从速筹备，以便于善后会议闭幕时，即行召集。”[14]

孙中山的本意，即是希望借舆论攻势来与执政府抗争。孙氏曾在演讲中鼓动各人以函电形式促开国民会议，称：假若“所打的电报有几千张几万张，这种和平的争法，好过用武力的几千兵和几万兵。”[4]，第371页国民党方面也以此向执政府施压，在《对于善后会议之宣言》中，即声称：“自宣言(按：《北上宣言》)公布以来，海内外各民众团体，群起响应，函电络绎，披露报端，为国人所共见。而各处国民会议促成会，更风起云涌，进行极猛。宣言所主张，为人民心理之所同，于此可证”[15]。可见其宣传鼓吹，不无现实利好。

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既有其政治理想的诉求，也有着现实政治的纠葛。而既卷入现实政治，争议的产生便也在所难免。在得到舆论推波助澜的同时，报刊评论中对孙中山主张的责难也并不少见。

二、时论对孙中山国民会议主张的非议之声

考察当时的报刊评论，对孙中山国民会议主张的非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认为其空悬理想，不切实际；(二)指责其故为高论，言行不一；(三)质疑其假托民意，别有目的。

“国民会议”固然是良法美意，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无先例可循，究竟该如何操作，也无明确的法规可据。当时法制院在制定组织方法时便颇费踌躇，“连日集议数次，尚未致规定方法”[16]。时评即指出：“不唯人民方面无此种经验，政府方面，除慎重将事外，亦无若何之发展计划。”[17]故对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时人多质疑其可行性，如陈炯明便曾谓其“无非一种幻想而已”，认为“此种会议纵能召集，则参与会议之代表，所代表之党派既不相同，而所抱之政策与要求又不一致，能否和衷共济，共趋一途，尚属不可议料”[18]。关于其与实力派间的关系，时评也不无顾虑，认为：“现在的军阀财阀官阀诸实力派，他们的利益，是与平民们的利益有许多冲突的地方。若纯靠平民的主张来定办法，则其办法必有许多不利于实力派的先生们的，定出来之后，他们反对，不肯奉行，则一切仍成画饼。”[19]有评论则对国民会议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指出：“中国今日不患无救国之法，而患无救国之人，当此武力万能时代，国民会议即产生，国民会议所谓决之方案，即确足以救国，亦宁即有见诸实行之余地……国民会议诚高矣美矣，然何法可以使国民会议之实现，且何法可以使国民会议议决之方案可以见诸实行，此点不能解决，仍空谈耳。”[20]

孙中山一派与执政府之间的恩怨也颇引人关注，有时评即认为：国民党对善后会议的抵制，系为“意见争执”[21]。有评论者指出，孙中山认定善后会议违背民权原则，乃是主观偏见，而“事前遽断”[22]。而孙中山指谪善后会议为军阀、政客之间的“分赃会议”，则被论难者还之以其人之道。如有研究系背景的《晨报》，便多刊载抨击国民党的社论，谓“孙氏年来凭恃武力摧残民权与北方军阀相伯仲……其反对善后会议，不过属于政治上之方便”[23]；“表面反对官僚军阀式之善后会议，而实际又利用军阀官僚势力，以鼓吹其一派把持之国民会议”[24]。

另一种论调，则是质疑孙中山的用心。与国民党屡有过节的《香港华字日报》便为此甚力，指责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系“假借民意以倒段”[25]；挖苦其“武力争不得则民意，民意闹不来则又武力”[26]。《盛京时报》也曾刊文指出，国民党之所以与北京执政府意见不合，实则系由于江西地盘之争执，国民会议的争议“只可谓为表面的”[27]；《晨报》评论则称，国民党“以民字为招牌”，系为“抬价上比较便益而已”，实则与军阀“皆为一丘之貉”[28]；天津《益世报》也刊载时评，认为国民会议即便得以召开，亦恐为国民党所把持：“更恐孙氏主张之国民会议，非中华全国之国民会议，而仍为一党一派之国民会议，其危险将有倍于善后会议者矣。”[29]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虽由于宣传得力，获得较大范围的舆论支持，但社论时评的质难，实则亦从未停歇。这也为后人对孙中山国民会议思想的评述提供了另一种思考。

三、孙中山国民会议主张的启示

时人曾指出国民会议思想的西方来源，称：“国民会议之名，见于法国宪法，而其制昉自欧洲古代，今瑞士各州亦犹行之，美国则名曰宪法会议。”[30]而其在中国的开展，则导源于近代以来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仿效。1911年，各独立省份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其中便有“召集国民会议”之说；在随后的南北和谈中，国民会议也屡被提及；其后如张东荪等人亦时有呼吁[31]。而国民会议在近代中国见诸实践，则是1915年的事。其时袁世凯筹备恢复帝制，拟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问题，便成立了“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并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然其手段与目的，却与民主政治的宗旨大相径庭。此次召集国民会议的动机，正如当局在致各省区的电文中所言：“所以必采取文明国家制度，不惜委曲繁重以求之者，盖对外之关系实较之对内为重。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后，各国驻使以我国采用文明制度，颇示赞成之意。如果各地方监督均能依法举籍，更多方运用以济事实之穷，是对内多一分斡旋，对外少一层棘手。”[32]可见其所关怀者全不在于民意。而此次国民会议为人诟病，更在于袁氏的操纵投票，使得“民意机关”的意味荡然无存[33]。然而国民会议的形式，仍旧吸引着各方的兴趣，并于1920年代形成高峰，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成了1920年代初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相互斗争或妥协的一面旗帜。”[34]孙中山在1924年提出国民会议主张，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势，鼓动起国民热情，促成其政治觉悟。当时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即在宣言中指出：“盖中国之内乱外患，为人民不起闻问政治，委之于少数人包办之过。吾人今日应当痛改旧非，起而参加国政。”[35]在这股热潮中，时人亦感到“国民会议已渐由理论进为事实”[36]，对之满怀期待。

对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与“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程序论之间的关系，当时即有评论者指出，“孙先生北上时候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原是为应付当时特殊情势之一种办法”，并注意到国民会议因其理想色彩，确与现实政治有所违和，告诫道：“在军政、训政时期，绝对实行一党治国的时候，忽然产出来一个号称代表国民全体的国民会议，是不是于已经纷烦的政治局面，又多加上一重纷纠的因素，反而使革命政治，难于进行？今日主张促成国民会议的人，大约之看中了国民会议表面上的美名，而没有计及由此而生的种种实际的复杂问题吧。”该文还提到：“若是国民党的反对党利用国民会议这个机关，来和国民党为难，形势便不免更加纷扰了。”[37]这个告诫似乎也一语成谶，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国民会议，便饱受多方质难[38]。孙中山所留下的国民会议遗命，因其浓重的民主理想色彩，成为民主抗争的思想武器，也给国民党的“党治”造成了相当的制约[39]。而作为一种政治信念，孙中山关于国民会议的理想与情怀，依旧有着恒久的启益。

[1]相关研究主要有王水湘.国民会议运动[J]. 历史教学,1985(2)；王金铻.论国民会议运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5)；潘肇.孙中山为召集国民会议的斗争[J].史学月刊,1985(5)；赵金康.国民会议思想评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2]唐才常.史学略论[A].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0:41.

[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A].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280—281.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孙中山昨日逝世[N].北京日报，1925-3-13.

[6]国民党宣传与鲁郑[N].晨报,1924-12-25.

[7]孙中山之行踪[N].北京日报，1924-11-21.

[8]国民党大宣传[N].晨报，1924-12-24.

[9]中山派员在京宣传国民会议[N].京报,1925-1-5.该九位委员分别是：罗驭雄、郭春涛、黄日葵、纪人庆、于国桢、姜绍谟、刘瑛、王东珍、王师曾。

[10]反对善后会议[N].晨报,1924-12-19.

[11]广东国民会议运动之猛烈[N].顺天时报，1924-12-22.

[12]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N].北京日报，1924-12-20.

[13]国民会议促成会[N].京报，1925-1-4.

[14]国民会议已在筹备中[N].北京日报，1925-1-12.

[15]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宣言[N].盛京时报，1925-2-7.

[16]国民会议组织问题[N].晨报，1925-1-13.

[17]所望于国民会议者[N].天津益世报，1925-1-6.

[18]陈炯明对于时局之谈话[N].北京日报，1925-1-10.

[19]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N].京报，1925-2-24。

[20]我对于国民会议的意见[N].香港华字日报，1924-11-27, 1924-12-2.

[21]再说善后会议[N].中华新报，1925-2-7.

[22]善后会议与民权原则[N].京报，1925-1-31.

[23]军阀心中之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N].晨报,1924-12-26.

[24]告孙文[N].晨报，1924-12-31.

[25]孙中山北上运动之步骤[N].香港华字日报，1924-12-20.

[26]我对于国民会议的意见[N].香港华字日报，1925-1-9.

[27]民党对段政府不满之内幕[N].盛京时报，1924-12-29.

[28]善后会议与党人[N].晨报，1925-2-1.

[29]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N].益世报，1925-2-1.

[30]修平.论国民会议[J].大中华，1915，1(3).

[31]张东荪.国民会议之主张[J].庸言，1913,1(21).

[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办理国民会议暨筹备立法院事务局(4)[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178.

[33]如1916年云南政报发行所便刊印《民意徵实录》、《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将当局各密电公布于世，以揭露其操纵民意的黑幕(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2)[M].武汉出版社，1990.)；同年梁启超亦作有《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谴责袁氏政府的此番行为。

[34]孙宏云.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职业代表制[J].广东社会科学，2007(1).

[35]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N].京报，1925-1-5.

[36]国民会议[N].中华新报，1924-11-26.

[37]松子.国民党与国民会议[J].现代评论，1928,7:174.当代研究者也倾向于认为：孙中山在1924年的国民会议构想，系为应对时势的临时措施，是一种现实主义策略。参见桑兵.孙中山革命程序论的演变[A].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C].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孙宏云.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职业代表制[J].广东社会科学，2007(1).

[38]周鹏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各界对国民会议的主张[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9.

[39]丘哲.由一党召开“国大”想到邓演达先生的论国民会议[J].中华论坛，1946第2卷: 7,8.

责任编辑:李 玲

2016-05-23

李源，女，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助教。广东 广州，5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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