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洁

“他者”的传播
——“新红颜写作”的是与非

李 洁

“新红颜写作”的命名彰显了女性诗歌在传播过程中所遭遇的尴尬处境，不同接受者对这一现象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差异，部分诗人和评论家对于这一命名的合法性持质疑态度。这种他者的“凝视”无形之中隐含着对于所评述对象的客体化视角，“新红颜”这一充满争议的指称成为男性他者“窥视”之下所衍生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以自我的想象去建构的虚拟特征。

新红颜写作；传播；命名

在列维纳斯的伦理哲学当中，“他者”的概念一直是至高无上的，处于绝对优越于主体的地位，而“新红颜”的命名就是一个“他者”的审视与彰显的过程。可以说，命名之争一直是诗坛的热点，从充满不满、“令人气恼”的朦胧诗开始，到并不讨喜的代际命名，诗人与诗评家的龃龉似乎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一边是诗评家们热闹朝天的商榷、争论，忙的不亦乐乎，一边是诗人们的冷眼相对、并不买账，诗歌写作与批评的不同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无可奈何的事实。在女性诗歌的发展历程当中，命名与概念范围的确定也一直都是争论的热点，从“女性诗歌”到“女性主义诗歌”、“女子诗歌”开始，关于命名的论争就不绝于耳。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写作的兴起，女性诗人的博客写作成为女性诗歌的又一重要阵地，一批有才华、有胆识的女性诗人在此成长，女性诗人的博客写作也引起了诗坛的关注，女性诗歌的这一繁荣现象被命名为“新红颜写作”，这一命名的提出喻示着女性诗歌的发展再一次面临重要的转机，这一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与关注，本文意在从“新红颜写作”这一命名的缘起开始，讨论在女性诗歌的传播过程中，不同接受者对于“女性”这一性别特征的反应所产生不同的评价标准，因而产生了“新红颜”这样充满暧昧与审视的概念。

另外，对于“新红颜写作”的命名方式不同的群体产生的反应各不相同，被命名者与诗评家的不同态度显示了评论界对于“女性诗歌”的不同态度，进而凸显了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女性诗歌所面临的处境以及存在的问题。虽然经过了几代女性诗人们强劲而有力的写作产生了丰富多元的诗歌佳构，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女性诗人甘于庇佑在男权大树的荫凉之下，以“红颜”或者“美女”这些裹挟着“被看”的窥视欲望的称谓自居，寻求所谓的“保护与怜悯”。除此之外，在被命名的“新红颜写作”群体当中，女性诗人的作品质量也是泥沙俱下，虽然具有横行胭脂、灯灯、谢小青、李成恩、冯娜、杜绿绿、玉上烟等深谙诗歌纹理、对诗歌始终深怀敬畏之心的虔诚诗者，但也存在一些以诗歌作为生活装饰品，用以派遣时光打发寂寞，将诗歌沦为情绪发泄工具的轻率之作。因此，对“新红颜写作”的深入探讨，有利于廓清视野，揭开女性诗歌在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是21世纪女性诗歌研究的重要环节。

一、“新红颜写作”的命名缘起

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者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作为一个诗学命名，“新红颜写作”的诞生也具有类似的性质。首先，它的出现带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的产生并没有经过周密的论证与铺垫，更没有相应的诗学理论作为支撑，而是来源于诗评家李少君、张德明对于网络时代所出现的女性博客写作现象的总结，两位诗评家的一次“海边对话”。2010年5月1日，在海口湾一处酒吧中李少君与张德明欣赏海边夜色，谈起21世纪以来诗坛的种种起伏变化时，作为始终活跃在诗歌现场，对诗坛的最新现象也最有发言权，并且兼诗评家、诗人、诗歌编辑于一身的李少君提起一个重要但还没有引起诗评家足够重视的诗学现象，即在网络上写作的女性诗人越来越多，影响也逐渐扩大。这一问题的提出得到了张德明的认同，这就促成了著名的“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的诞生。2010年5月7日，张德明、李少君同时在博客发表文章《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对于“新红颜写作”这一命名的缘起做了简单的说明。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诗歌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不仅不少“被命名”的诗人参与其中对这一概念发表自己的看法，如重庆子衣、金铃子、红土、沈鱼、吕布布等，后来很多批评家，如霍俊明、江非、刘波、符力、张立群、何言宏等纷纷撰文，针对这一现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短短几十天的时间，这场论争从最初的诗学探讨到最后上升为派别划分、话语权争夺等非诗层面的争执。

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的今天，距离这一概念的提出已经过去了五年，再次审视“新红颜写作”及其引发的论争是研究21世纪女性诗歌不可忽视的环节，而研究“新红颜写作”不得不从网络技术革新之后的诗歌“革命”说起。网络论坛的出现是诗歌创作出现变革的第一步，许多女性诗人的诗歌创作均开始于网络论坛的助力和推动，而个人博客的盛行无疑为诗人们个人化写作的迅速传播创造了更加便捷的条件，“博客，既是存放个人经验的私密场所，同时也为公众‘围观’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这些因素正是商品化时代的文化助推器，它助推了女诗人群体的高调出场，同时，也塑造了那些‘被看’的诗歌角色。”*刘波：《网络时代的多元审美——由当下女性诗歌现状谈“新红颜写作”》，《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海口：南方出版社，2010年，第95页。“新红颜”的命名正是评论界对这一诗歌群体关注的结果。

进入21世纪以来，与朦胧诗诗人群、第三代诗人群当中女性诗人人数较少，且大多只能成为诗群的点缀相比，网络时代的女性诗人越来越多，而且影响也逐步扩大，部分女性诗人的作品逐步被主流诗歌界所接受，一些女性诗人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诗坛所瞩目的焦点。综合来看，在21世纪成长较快的这部分诗人尤其以年青一代居多，她们迅速成长为诗歌界所关注的对象，而这一现象的出现得益于教育的普及，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以往以男性为创作主体的写作模式逐渐瓦解，女性诗人以其独特的感受力和创造性进入诗歌领域，创作出了具有“独特性”与“新奇感”的作品，并借此脱颖而出。另外，女性诗歌的发展也得益于网络技术平台的不断更新，不仅诗歌写作获得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诗歌的传播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博客写作不再需要经过以往公开出版物严苛、缓慢的审稿制度的限制，而是在作者的意愿之下就得以“面世”，甚至只要作者愿意，随时可以在网络上与跟帖的读者进行交流，这种传播方式甚至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局面。在这些写作优势的助力之下，女性突破了以往家庭角色、职业条件等因素的局限，利用许多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的文化资源将诗歌博客变成了施展诗艺的舞台，这些诗歌的迅速传播使得诗坛弥漫着一股女性诗歌写作的风潮。由于在博客上写作的女性诗人在写诗的同时喜欢附上照片，展示自己的形象，实现“诗人合一”，这种做法与消费主义时代的图像优势相契合，受到了网友的青睐，无形之中增加了博客的点击率与阅读量，这也成为女性诗歌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受到读者阅读与转载的鼓励，诗人们的创作欲望也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创作氛围当中，女性诗人的博客写作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李少君将这种诗歌写作称之为“新红颜写作”。张德明对于李少君的见解表示认同，并提出：“新红颜写作也存在某些问题或者说局限性。由于受到日渐浓厚的消费文化的影响，也由于网络过于宽松和随意的写作氛围，当下‘新红颜写作’往往显得有些匆忙，作品降生的速度过快，有些诗歌本来还需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打磨后才可能将文字所能携带的审美内蕴淋漓地写出，但一些女诗人为了追求诗歌创作的数量，为了使自己的博客能日见更新，为了让读者能持续地来此光顾浏览，她们往往会将一些并不完全成熟的诗作迅速挂到网上，这些仓促而就、未及细致斟酌和删改的诗歌作品常常会显露出某种明显的瑕疵。但不管怎样，还是值得我们寄以厚望。”*李少君、张德明：《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这一说法中肯地道出了“新红颜写作”所面临的问题，这一群体所倚重的网络成为她们成长的最好平台，同时也使得她们的诗作天然地存在一定的局限。

李少君在《新红颜写作诗歌档案》的前言中谈到，网络时代的博客写作出现之后，大量女性诗人的涌现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新红颜”的命名只是一个暂时的称呼而已。但是这一命名的提出，诗坛围绕它所产生的论争，以及它的出现对于女性诗歌的发展所造成的一系列影响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新红颜”的命名也在这些论争的过程中逐渐地成为“既定的事实”。

二、“新红颜写作”的传播学意义

从传播学意义上讲，“新红颜写作”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在借助网络这一媒介进行群体传播之后，所引起的一系列受众反应。从传播效果来看，这一命名所引发的各种讨论更是体现了受众群体在大众传播时代对于现象源反应的迅捷、热烈。在传播学原理当中，“群体的能力大于参与群体的单纯个人能力的简单相加，群体也能够使成员个人的能力得到增强，这种能力使得他实现作为个人所实现不了的目标。”*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1页。针对“新红颜写作”的命名所开展的一系列讨论无疑对它的快速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010年7月31日，由当代汉语诗歌研究中心、天涯社区、美丽道文化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新红颜写作”研讨会在海口举行，参与此次会议的包括来自诗歌界的评论家与部分“新红颜写作”的诗人，会议上诗评家针对这一现象给予了积极中肯的评价，并提出了建议与期望，“新红颜写作”的代表诗人金铃子、横行胭脂、衣米一等在研讨会上也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以及这一命名的看法进行了交流。2011年6月2日，由海南师范大学和海南省文联主办，海南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协办的“新红颜写作”理论研讨会在海口市召开，来自美国、台湾、北京、广州等地的三十多位诗人学者参加，针对“新红颜写作”理论进行了讨论。除此之外，《滇池》《东方女性》《延河》《现代青年》等杂志均推出了“新红颜写作”作品专号，《南方文坛》《文艺争鸣》《文艺报》《文学报》《杨子江评论》《中华读书报》也都刊发了讨论文章，作品集《新红颜写作诗歌档案》《新红颜集》分别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另外，由毕光明、李少君、张德明编选的参与讨论学者的论文集《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2010年，《南方出版社》)也得以结集出版。这些诗歌选本及其评论文集的出现都属于有组织的群体传播范畴，它们都经过一定意义上的组织形式，通过一些传播诗歌的组织机构进行诗歌作品讨论、刊物编辑出版，而这些活动的举行就是有组织的、规范化的传播行为。针对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传播高度发达的运行特点，诗歌的组织传播逐渐成为比较常见的传播形式，通过这种传播方式使得传播的有效性大大增强。一般来说，诗歌群体的组织传播将逐个、散在的独立诗人凝聚为一个更有力量的诗歌团体，进行组织化的传播过程无形之中就扩大了这一群体的影响力，对于群体的合法性存在具有推动作用。

“新红颜写作”群体在大量的诗歌活动当中逐渐被诗歌界所熟悉，虽然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认知差异，部分诗人和评论家对于这一命名的合法性仍存在质疑，但是这对于它的组织传播与群体传播的共同作用并不产生障碍。大量被命名的诗人的态度可谓是“求之若渴”，“被人关注总是令人愉悦的。尤其是作为诗人被诗评家关注。我现在的感觉，那是一匹千里马在偶然间发现伯乐其实就近在附近……在这篇宏论的‘海边对话’中，尽管古筝仅作为一片陪衬的绿叶闪现，但我仍要感谢这意外的一秒钟的关注。”*古筝：《关于“海边对话”》，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e87540100ijlo.html，古筝新浪博客。古筝作为“新红颜”诗人群体的一员，她的想法代表了一部分女性诗人被命名之后的感受，对于这部分诗人来说作为一种命名的传播活动是必要而有益的，它的提出使得这一诗人群体得以正式出场，并且获得诗歌界以及诗评家的注意，可以说，这些诗人是这一命名的真正受益者，对于她们来说，这些群体性的组织传播展现出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有部分诗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一命名存在很多纰漏，在她们看来，一些诗评家对于这一命名的阐释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的决断之上，至于最重要的诗歌文本往往被忽略。另外，部分诗评家也提出这一命名存在一定程度的“概念化”问题，无论是对“新红颜”诗人群体的界定，还是这一命名本身具有的暧昧与含混，都显示了它本身所存在的争议。运用传播学理论可以使得这一现象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著名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经将媒介分为“热媒介”与“冷媒介”，前者所传递的信息一般比较清晰明确，接受者不需要发动更多的感官和联想活动就能够理解它的意图，而后者则恰恰相反，它所传达的信息量较少，相对模糊，理解时需要投入丰富的想象力和多种感官的配合，虽然这一理论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它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明显的。用“新红颜写作”来命名女性诗人博客诗歌写作现象，它本身就具有“冷媒介”的特质，网络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与诗歌的多义性阐释相碰撞，使得“新红颜写作”成为众说纷纭、各执己见的诗学话语演练场地。

三、“新红颜写作”的诗学探寻

在“新红颜写作”的提出者看来，这一命名应该是“现代性与中国性的结合”。*李少君：《新红颜写作诗歌档案》前言，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这里的“新”由两个维度构成，其一是创作主体是在生活与思想方面均自由独立的现代女性，其二是创新，这一群体的写作指向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自由自主的个人创造，并且在写作过程中能够依靠这种创造来打破长期以来传统女性所承受的悲惨命运的历史。而“红颜”这一词汇则代表了中国古代美学的色彩，吸收了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中的美学元素。因此这两者的组合使得这一命名具有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意味。但是，仔细考量，就会发现这中间仍然存在着很多漏洞。尤其是“红颜”一词就存在很多可商榷之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颜”具有特殊的意义，长期以来它主要关注的是人的外在特征，多指“女子的美貌”、“美女”，或者“少年人”，长期以来“红颜”多与带有负面影响或者暧昧指称的词语相联系，如“红颜薄命”、“红颜祸水”等，不可否认，这些词语多代表了女性在历史文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某种符号化的境遇，“红颜”是在男权文化背景之下所产生的带有窥视欲望的指称。而在这一命名之中，命名的提出者称“新红颜”是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历史长河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之面貌，意在对诗歌写作中的女性进行鼓励，使之成为世界诗歌史上不多见的具有称谓的诗歌群体，旨在突破女性诗歌发展进程中对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模仿和借鉴，形成在世界范围之内具有个性与特色的诗歌群体。这样看来，这一命名的初衷与名称所指涉的意义并不相符，正如周瓒所提出：“虽然我不反感对女诗人们善意的鼓励与批评性的支持，但是，简单地以网络空间概括女诗人群体，以波伏娃意义上的有闲的女性从事写作来命名女性诗歌，实际上，距离有抱负的、意识到创造力要求的女性诗歌写作相距甚远。网络时代需要警惕的，是写作尤其是女性写作被再次孤立为凝视的客体，成为无关乎更新写作活力的文化消费话语。”*周瓒：《新世纪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态势》，《文艺报》2011年8月24日。

当然，除了在命名概念上进行纠缠之外，也应该看到“新红颜写作”所具有的深层内涵。要真正了解这一写作群体，就要从她们的作品入手，任何仅仅局限在主义、口号层面的论断都是肤浅而武断的，只有面对真正的作品，研究它们背后关于艺术内蕴、美学经验的累积，以及写作所关涉的历史、生存、命运、创新等方面的介入，才能做出公允的评判。“新红颜写作”群体在诗歌技艺上较为参差不齐，因此，对她们的界定与选取也不可片面而论。整体来看，这一群体的写作基本走出了性别政治的苑囿，不再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语亦步亦趋，而是追求一种独立自主的写作状态，对于女性的身份不再刻意去凸显或者遮蔽。诗人林馥娜在文章中写道：“正如女性超越自我磕绊需要通过内省、反思、坚定意志，从而得到超越一般，女性的写作如果说要用观念的进步来说，则在这个社会时期应该是跨越了‘自白’与‘私密’而向更开阔的前景挺进，表现在对自身以外的各种存在的关注与呈现和对技巧的磨炼及形成专业性的自觉上，而不止于情绪的宣泄。我们前面已有了翟永明、伊蕾们，我们可以不重走旧路的。”*林馥娜：《诗之性——“东山雅集·新红颜写作”引发的思絮》，《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海口：南方出版社，2010年。诗人的回应代表了这一群体对198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传统的思考，她们跨越了前辈们所创造的在“黑夜”笼罩之下的栖身之地，在女性诗歌既有经验的基础之上重新展开了对于自我情感、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思考，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显著的进步。也正是她们这种更加开放、不加修饰的姿态与情感，才能够将女性最本真的经验传递给读者。如谢小青《第一次进入女澡堂》，不仅是一首书写乡村生活的诗作，同时也是女性身体书写的另一种声音。“在乡下，我们关起门，用木盆洗澡/我的秘密也越洗越大/上大学后，第一次进入女澡堂/心跳就加快。我好奇地打量别人/再慢慢地脱衣，动作僵硬/当我如剥开的春笋，乡村就曝光了//那些小女孩如风中摇曳的花蕾/我的童年，只在水塘边泛起天真的浪花/刚刚发育成熟的少女/胸脯上倒扣着两个白色小瓷碗/莲蓬头下着雨，与乡下的雨一样/在少女的身体上画出弧线/好多事情，就这样温热地流过//那些教师，人到中年/身体臃肿，肚子鼓起如怀孕三月/乳房下垂，秋风里开始干瘪的丝瓜/她们取下眼镜后，世界就一片茫然”，诗作对于女性成长历程中身体经验的捕捉精准、细腻，少女的身体在面对陌生的世界时流露出来的羞怯与惊恐，同时也是生活在乡村与城市的接缝之处的“我”的心理感受，女性的身体在这里不再承载关于性别话语的重量，而只是作为人生的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身体性征，“少女”、“中年”、“老年”阶段所对应的“瓷碗”、“丝瓜”，既是诗人的人生体悟，也是一部女性身体的变迁史，成长与岁月的痕迹渗透于字里行间。

除了在女性经验方面的突破之外，新红颜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于古典元素的借鉴与融入。从横行胭脂、翩然落梅、施施然等诗人别具风格的笔名我们就可以发现，她们对于古典元素的衷情与喜爱。在她们的诗作中，“蒹葭”、“油纸伞”、“赏花听琴”等元素随处可见，“水上有一场婚礼/唢呐声声，人们驻足观望/我一个人转身走开，买了一条鱼/一把油纸伞，还有三尺红绸/我想我心中一直有爱，明月夜/小轩窗，万户捣衣声”(冷盈袖《长相思》)，全诗动静结合，在热闹喧嚣的众生之中独自品咂逝去的情殇，诗歌本身就含有一种悲戚的基调，诗人连用“一个人”、“一条鱼”、“一把油纸伞”更加凸显了其孤孑一身，后三句均为古典诗词中的典型意象，使得全诗的伤感气氛更增进了一层。“我和她，一穿白衣，一著红衫/执鸳鸯剑，也执滴墨的毛笔/必要时也可以十步杀一人”(翩然落梅《虚无客栈》)，“当当作响的电车，从默片里开出来/灰色长衫和月白旗袍礼让着上下”(施施然《我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这些诗作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于古典精神的追溯，无论是在诗歌意象选择上偏好采用古典元素，还是在精神内涵上倾向于怀旧、感伤的情绪倾注，这些诗人对于传统、永恒等精神力量的膜拜无疑是理想主义的情感外化，尤其是横行胭脂、翩然落梅、李成恩、舒丹丹、冷盈袖等诗人的作品中对于武侠元素的引入，使得女性诗歌当中也充盈着着一股英雄主义的气息，诗作中几乎看不到诗人当下的生活痕迹，也“搁置了‘立场’、‘路线’等写作内部的问题”*江非：《中国新诗“第三浪潮”中的“女性身份”重建——关于“新红颜写作”或“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开始演绎自我内心的纯粹与自由，笔触更加直接随意，以往束缚女性发展的外在限制逐渐得到消解，女性诗歌写作开始走向了更加自由的发展轨道。

网络的自由与便捷为“新红颜写作”所展现出来的非凡的创造力奠定了基础，诗人们自由、随意的写作方式使得她们在多个方面都进行了勇敢的尝试，尤其突出的是在诗歌语言方面所展现出来的与前辈诗人巨大的差异，显示了这一创作群体较为成熟的语言能力。诗人李成恩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我不愿意写正确的诗，我愿意呈现异端，愿意随心所欲地创作，诗歌不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诗歌是拒绝规则的，拒绝标准的，甚至要拒绝克制，甚至要尽量减少预设，如果能抵达这样的境界，一定是破坏的诗，重建的诗，一定是与众不同的诗人。……我的写作是与自我‘捣乱’，向他者‘反抗’。诗歌的光照见内心的黑暗，我习惯了‘捣乱’与‘反抗’。”*李成恩，木朵：《诗歌真理中不设“文明法庭”——李成恩访谈》，《山花》2015年第6期。正是这种藐视一切规则与“真理”的信心造就了诗人在创作中从不追寻所谓的“安全”，而是致力做一名兼具创造、怀疑、颠覆的“盗火者”。“汴河，巫术//汴河，巫术如雨/鱼虾汇聚，炊烟里浮现女人的脸//汴河，巫术南来北往/热闹的集市上升起咒语//汴河，巫婆无师自通/姐姐病了，桃木在身上抽打//汴河，巫术疯狂/木船上唱歌，巫师下水摸鱼//汴河，巫术明正言顺/姐姐长大成人，漂亮而心猿意马”《汴河·巫术》，“汴河”系列是李成恩诗歌当中极有分量的作品，这种以“谣曲”为基调的风格成为她在传统审美领域的先锋尝试，作为一名影视编导专业出身并同时坚持小说创作的诗人，她的诗歌中融入了电影语言的元素，这首《巫术》即是强烈的画面植入与转移，情绪与叙事都在其中。“阅读博客上的女性诗歌，我们会发现起码有半数以上的女性诗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雅罗米尔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精神疾病气味的青春期的偏执性，而且是以包容、省察的姿态，重新打开了女性诗歌崭新的审美视阈和情感空间，在经验、语言和技艺的多重维度上，扩展了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的空间视阈”*霍俊明：《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可能、限囿与个人乌托邦》，《山花》2011年第1期。这一评价对于“新红颜写作”群体来说，毫无违和之感。在她们的眼中，对于诗歌的认知似乎已然跨越了最初对于技艺、概念等方面的纠缠，直接抵达诗意的探寻之境。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新红颜写作”完全没有诗学理念层面的追求，而是说她们更加倾向于追求一种浑然天成的、依靠语言的力量直指内心的诗意写作，诗歌对于她们来说意味着一种随心所欲的情感游走，这种游历的心态体现在语言运用中的挥洒自如。“安坐城墙之上，大庙之上，大堂之高/他们的哀乐比典籍中更为生动/莲步疾走。翎羽抖得纷乱。铿锵之后。”(李晓旭《生旦净末丑》)戏曲中的场景映照着人生的演绎与纷乱，“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喟叹跃然纸上。文白夹杂的短句有如戏曲剧本，语言与场景的搭配相得益彰。“你说父亲不在了，长子如父/你有权力管教我。哥，你不懂我/我也不想让你疼。等平静下来/我就向你认错：我会对炊烟再爱一些/不再沉浸酒和诗歌”(玉上烟：《哥哥》)，亲情家常的温馨与平淡既是她们的日常，也是她们的诗歌当中重要的情感成份，情感的随意倾泻与语言的朴实精炼是“新红颜写作”中的又一亮色。

当然，作为一个被命名的诗歌群体，并没有较为稳定的成员组合，更没有统一的诗学理念，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红颜写作”仍然没有得到一些命名者的认可。成员的不稳定导致了该群体的诗歌水准参差不齐，某些美学特征的梳理与总结并不能涵括这一群体的全部特征，而且一些创作出了优秀作品的诗人也会偶尔“失误”，对待诗歌创作缺乏严肃的审慎，可以说“新红颜写作”群体因为网络创作平台的自由，使得这种创作的“随意”造就了大量的雷同之作，诗歌在她们的笔下逐渐演变为追随心情的随意记录，“更多的女性写作者放弃了写作的难度……当下的女性写作之间的面目越来越模糊而难以辨识……女性写作的悖论是呈现了越来越明显的窄化和精神的自我迷恋，女性更接近于敏感而自恋的‘猫科动物’”*霍俊明：《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放弃了难度的诗歌写作充满了暧昧的女性气息，诗意与诗情在这里逐渐演变为轻飘飘的文字记录。另外，“新红颜写作”的命名者的出发点之一是这些在博客上进行诗歌创作的女性诗人在发布作品的同时也往往会贴出一些较为私密的个人照片，以此来增加博客的点击量。这种以个人隐私的故意泄露来换取关注度的诗歌创作虽然在商品经济盛行的当下社会当中能够暂时快速地获取一定的好处，吸引到更多的读者，但是这种“被窥视”的消费行为背后往往与诗歌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以网络为平台的传播方式造成了信息的爆炸与泛滥，而这种信息的过分膨胀间接造成了图像成为消费的主体，“眼球经济”开始盛行，因此，“新红颜写作”群体中部分女诗人博客中的图片大肆泛滥，诗歌创作也倾向于无难度的重复与轻飘，与当下的社会语境息息相关，但是这样的创作显然对于女性诗歌的长久发展是无益的。

从命名者的角度来讲，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无不显示了这一诗歌群体较为突出的表现，但是仅仅作为一个现象，这一群体在被“发掘”之后所得到的关注和阐释与它的诗歌成就相比，也已经达到了较为饱和的状态。从命名者到针对这一现象发表论述的评论家，大多数都是从男性的眼光和角度来评判这一群体的涵括范围、诗学特征等，这种他者的“凝视”无形之中隐含着对于所评述对象的客体化视角，“新红颜”这一充满争议的指称成为男性他者“窥视”之下衍生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以自我的想象去建构的虚拟特征，因此，如何真正进入诗歌创作的内部，研析这一群体的作品内涵，从每一个诗人个体出发，品评其诗歌的美学意义，并从其中挖掘对于女性诗歌发展有益的诗学资源，才是正确理解“新红颜写作”群体的正确方法。作为一个全新的诗歌现象，被命名之后在诗学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作为在诗歌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命名效应”，“新红颜写作”的传播学意义逐渐凸显，女性诗人的创作在传播过程中被作为一种群体性的现象上升到了诗学层面，并给予了理论化的命名。当然，这一命名的合法性已经不再是争论的焦点，重要的是在这一命名的过程中，“新红颜写作”群体的诗歌作品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少诗人因此得到了出版作品的机会，逐渐成为女性诗人群落中的新生力量。虽然在网络与纸媒的共同作用下，女性诗歌在21世纪以来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忽略在作品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加强诗学理论建设的必要性。

李洁(1985-)，女，文学博士，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教师(西安 71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