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形象建设的经验

2016-03-16王慧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2期

关键词：行动党政党新加坡

王慧

(重庆行政学院，重庆 400041)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形象建设的经验

王慧

(重庆行政学院，重庆 400041)

在当今时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形象的价值与魅力日益凸显。在现代政党政治国家，每一个政党基于其性质、秉性、品性，都有其外在表现，都有民众对其的认知评价，都有其政党执政形象。其中，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形象建设最为典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加强形象建设的经验主要有：发展形象，即坚持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注重公共产品供给；亲民形象，即密切联系群众，拓展民情沟通渠道；廉洁形象，即加强廉政建设，提高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形象建设；经验

执政党的形象制约着自身政治影响力的发挥，是衡量公众对执政党信任度和支持度的重要标尺。政党形象作为一个新的规范关系的范畴，笔者认为，执政党的形象是指政党的性质、组织规范、政党领导人和党员以及运用国家政权开展活动给党内外公众留下的整体印象，这种印象是党内外公众基于政党的客观表现而形成的一种综合又相对稳定的评价。良好的政党形象能够赢得各国政党组织的尊重与信赖，促进政党间的国际交流，能够利于总结各国政党执政经验，提高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能够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多个政党并存竞争的情况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连续赢得大选，更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9月举行的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凭借69.86%高得票率蝉联执政”[1]。所以笔者选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作为个案，一方面探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发展形象、亲民形象、廉洁形象方面的做法，另一方面探讨借鉴其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加强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发展形象：坚持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注重公共产品供给

人民行动党深知，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也是密切党群关系的基础，否则其他的一切都将无从谈起。正如李光耀所指出的：“绝对是如此，要不然，你们认为应该什么优先？一般人员迫切需要的就是经济发展。”[2]正因为如此，人民行动党自执政伊始就把经济发展看成压倒一切的大事，1961年，在制定第一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同时，就成立经济发展局来统筹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方针上，新加坡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提供信贷和财政支持，鼓励和扶植私人资本投资发展纺织、成衣、食品、木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工业，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得到逐步的恢复和发展。“1959-1967年期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7.4%”[3]11。之后，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新加坡进一步加大工业化的发展力度，并于1967年底颁布并于1968年初实施了“经济扩展(豁免所得税)法案”。该法案对1959年颁布的“新兴工业(豁免所得税)法案”和“工业扩展(豁免所得税)法案”进行了修订，突出鼓励发展面向出口工业，为出口厂商提供减免所得税的优惠，由此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68～1979年期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0.1%，而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与商业服务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分别达到13.6%、14.9%和11.7%”[3]13。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进一步突出高科技研究与开发，并鼓励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逐步实现了产业的升级与过渡。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已经完全跻身于亚洲新兴工业国，199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370新元。从1996年1月起，新加坡正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新加坡政府确定的“产业21计划”目标，是要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富有活力与稳定的知识性产业枢纽,之后，其经济总体上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2012年新加坡GDP达3455.605亿新元(2765.48亿美元)，同比增长1.3%，人均52051美元。

在注重发展经济的同时，人民行动党也非常注重实施有效的民生政策，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使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正如李光耀所指出的：“新加坡政府必须照顾全体的利益，如果不可能的话，也得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4]518

第一，在教育方面，为了保障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的教育权利，采取的主要举措有：(1)推出“低收入家庭托儿补助金计划”。这一计划开始于1993年，此后不断调整托儿津贴的顶限和对象。从2009年1月1日起，低收入家庭能够获得更多的托儿补助金，并且每—名孩子所能享有的补助金数额是一样的。(2)推出“幼稚园经济援助计划”。此计划开始于2004年，主要是协助低收入家庭分担幼稚园学费，让较贫困的孩童能够从更优质的幼稚园教育中受益。2006年，幼稚园经济援助计划进行调整，除了提高每月津贴顶限(从50新元至55新元不等)外，为在非盈利幼稚园念一年级或二年级的低收入家庭学童提供每月高达75%或不超过65新元(或每年不超过780新元)的学费津贴，也为无法负担开学费用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每名学童每年高达200新元的起步基金。(3)推行教育储蓄助学金。此计划是为中低收入家庭学生而设，主要让成绩最好的25%学生获益。自1995年开始，这项计划的家庭收入申请顶限一直维持在3000新元。2006年，教育储蓄助学金的家庭收入申请顶限提高到4000新元，这让另外1.7万个学生获益[5]127。

第二，建立多层次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为了帮助每个公民“共同负担”医疗费用，新加坡还实行了保健储蓄计划、健保双全计划、保健基金计划、乐龄健保计划等的医疗保障体系。(1)保健储蓄计划。保健储蓄计划是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中主要的医疗保障计划，它旨在协助个人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保健储蓄户头，以在需要时用于支付他本人或至亲的住院费用。(2)健保双全计划。健保双全计划不同于强制性的保健储蓄，自愿参保性的健保双全计划具有社会统筹的性质，采用的是“社会共济、风险分担”的社会保险机制。(3)保健基金计划。它是在保健储蓄和健保双全均无法提供保障的情况下的最后一道“安全网”。贫困者如果在动用了保健储蓄和健保双全计划之后，还是没有能力支付他们的医约费的话，则可以向保健基金寻求援助。(4)乐龄健保计划。乐龄健保计划是旨在为需要长期照顾的国人，尤其在他们年老的时候，遇到严重伤残的时候，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总之，在新加坡，为了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政府建立了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惠及大多数人，保证卫生服务的普遍性和公平性。而“根据2007年IMD的世界竞争力年报，在55个国家的卫生基础设施比较中新加坡名列第三”[5]164。

第三，制订“居者有其屋”计划。新加坡是一个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但在住房建设与分配上采取了政府分配与市场出售相结合的形式。为了解决低收入者民众的住房问题，1960年，国家发展部成立建屋发展局。之后，随着资金持续投入，保障性住房租赁计划不断推进。同时为了满足民众拥有自己住房的愿望，1968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从出租廉租组屋为主向出售廉价组屋过渡，1994年建屋发展局允许低收入租户以折扣价购买组屋。这样，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拥有自己住房的家庭则从1990年的88%上升到92%[6]。总的看来，新加坡在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上，主要采取的是“抓中间带两头”的策略，即生活在最低标准线以下的民众由政府提供出租组屋；对于收入水平一般的民众支持其购买组屋，而对于高收入者则采取“有益的疏忽”态度，即通过他们自己购买市场所提供的私宅解决住房问题。这些举措对于实现“居者有其屋”、满足民众的住房要求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人民行动党执政期间，在注重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注重让民众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尤其是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覆盖了居民生活的主要领域，保证了绝大多数人住房买房、就医住院、子女上学等基本需要，以此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采取高效的经济干预政策，依靠其专业的经济官僚，通过一代人的努力，使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跻身于第一世界之林，就经济发展的问题，为新加坡国人及全世界交上了一份颇令人满意甚至惊喜的答卷”[7]。由此也树立了良好的政党形象。“良好的政党形象有助于维护政党权威，坚定公众的政党认同，增强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降低执政，促进政治秩序的稳定，实现政党的有效政治整合和政治动员，从而为执政党提供有效的执政环境”[8]。

二、亲民形象：密切联系群众，拓展沟通渠道

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了解群众的思想动向和利益诉求，与群众及时沟通交流，才能拉近政党与群众的距离，增进政党与群众的情感。对此，人民行动党为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在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第一，实行“议员接待日”制度，增加干部与群众的沟通交流。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国会议员是党的最重要的干部。因此，通过发挥议员的作用，既有利于强化议员“权力来自选民，必须对选民负责”的观念，更有利于拓展执政党与民众沟通的渠道。正因为如此，李光耀要求议员要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及时了解人民大众的所思所想所急。因此，定期接见民众是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一项例行工作。同时为了便于选民掌握会见的时间和地点，“议员们会专门印刷一张带有接见选民日程表的贺年卡。议员会在头年岁末将它送到每个选民家里。选民有了这张卡，按照卡上标明的时间和地点前来拜访，就定能找到议员”[9]。不仅如此，人民行动党还要求议员具有服务群众的能力，要求他们“必须克服各种社会、文化及语言上的障碍”[4]478，要求议员在任期内，对选区内的每个家庭都要进行拜访。

第二，设立“影子内阁”。因为大部分议员都属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员，所以，为了能“兼听则明”，听到各个方面的不同建议和意见，人民行动党主张在国会设立影子内阁。它是由20名人民行动党议员组成的“人民行动论坛”。一方面，可以在在国会上扮演发出不同声音的角色，另一方面，可以深入民间和各个领域，倾听不同声音，以使国会的辩论能呈现多元的观点和思想。

第三，利用社会组织的表达功能。由于社会组织本身具有集聚资源与动员社会的功能，通过社会组织，人民行动党不仅可以将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凝聚在自己的周围，而且通过社会组织也可以更广泛地联系社会，了解民意。总的看来，在新加坡，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合作首先与工会的合作。对此，李光耀在要求行动党身份的议员密切联系民众时就指出：“你们和工会分会领导人以及会员的交往，也会使行动党的议员更具有群众代表性，也会巩固行动党和职总的联系。”[4]478“我也是从职工运动中，认识到新加坡不同种族的想法和感受……我进入工会，虽然身居法律顾问的要职，不过，我因从事工会工作而使群众接受了我。”[4]478在强调与工会合作的同时，人民行动党也非常注重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如人民协会、社会基金等。这些组织不仅具有利益表达功能，同时更具有社会服务功能。为了加强与青少年的联系，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人民行动党青年团还经常举办非党员与人民行动党议员的对话会。

第四，重视利用网络渠道强化与民众的联系。在现代网络化时代，利用网络收集民情、民意不仅可以大大节约成本，而且也更有效率。人民行动党也非常重视利用网络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建立自己政党的网站，宣传人民行动党的政策、主张和理念，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网络以及社交网站为我所用。同时为了直接和网民交流，李显龙等高级领导人还开通自己的微博，所有这些对于畅通执政党与群众联系渠道，以及了解民情、民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强化政党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方式。服务群众是执政党取得民众信任和认同最有效的办法。因为，通过服务可以解决民众最直接的现实问题，方便了群众的生活。由此，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除了完善自身服务，还积极摸索出各个层面的为人民服务的制度体系。

首先，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直接关系到党群关系的状况。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支部，每一个选区都有一个党支部。在服务民众的工作上，议员每次接见民众都需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支部需要承担大量的工作，包括民众接见的登记、帮助议员处理有关函件，等等；在日常的工作中，每当议员到选区居民家中走访，支部成员也要陪同。所有这些，不仅有效地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也有利于党员与民众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联系，提高了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

其次，依托所属社会组织的服务拉近党群关系。社会组织不仅有利益表达的功能，同时还具有服务的功能。通过社会组织，不仅有利于人民行动党扎根社区，联系和服务民众，更有利于拉近党群之间的距离。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依托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人民协会和社区基金。(1)人民协会。人民协会是与人行党政府结合紧密的官方组织。人民协会有三个主要基层组织：一是公民咨询委员会。它主要负责选区内与选举有关的事宜，同时负责人民行动党与人民大众之间信息沟通和畅通方面的事宜。出现关乎群众利益比较大的问题时，及时收集民意，进而提炼与调查，最后向政府作出建设性意见，从而起到很到的缓冲和沟通作用，最终有效地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二是居民(邻里)委员会。主要负责协调邻里之间的关系，协助维持和改善组屋区的居住条件，宣传政府政策、反映民意，组织本小区内的居民文体娱乐活动等。三是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管委会。主要负责社区各项活动的开展。一般每1.5万户或5万人就设有一个民众联络所。所有联络所使用统一的会员卡，会员可持卡到任何一个俱乐部参加活动。正是通过这些便民、利民的服务，大大提高了人民行动党的服务能力。(2)社区基金。社区基金主要是为社区的基础教育提供资金和设施，基本覆盖儿童成长的相关领域。“社区基金设有婴儿托管、幼儿托儿所、儿童学前学后托管中心以及工人夜间进修班、儿童美术、音乐、舞蹈进修班等”[10]。这些机构不仅为民众提供较为优质的服务，而且其服务价格也相当低。以幼儿园为例，其学费仅相当于私立幼儿园的1/40。此外，社区基金还负责向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奖励优秀人才，并且为妇女提供家庭服务，保障她们的工作就业权利。

最后，通过服务“外包”，发挥福利团体的作用。政府通过政策扶持，将一些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可以将其纳入自身服务的轨道，进而进一步延伸了执政党服务的触角。对此，1999年吴作栋提出了“新加坡21远景计划”，其意在于“着手培育公民参与和非政府组织在市民社会中的治理作用”[11]。在服务的“外包”上，由政府规划，统一招标。政府根据各慈善团体的服务能力等，决定中标团体，并每年进行评估，保证其服务质量。“近年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的新兴志愿性公民组织代表着今后新加坡公民社会运动的方向”[11]。总之，为了使自己扎根群众，服务群众，人民行动党不仅注重强化自身的服务功能，而且通过建立健全不同层次社会的服务，进一步拓展自身的服务范围和空间，所有这些对于满足群众的利益需求，对于增加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进而对于密切党群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廉洁形象：加强廉政建设，维护廉洁形象

人民行动党非常重视对腐败的预防和惩治，正如李光耀所指出的：“我们当政，素以廉洁、公正和效率为依归。”[4]146为了加强廉政建设，人民行动党的主要举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法保廉。法律、法规的完备、详尽、操作性强是新加坡反贪污措施的一个突出特点。作为新加坡政治上的顶梁柱，人民行动党集大权于一身，若不能守住“廉洁”这根红线，抵挡住腐败的侵蚀，则无异于自毁前程。在成立之初，人民行动党把自己的党旗基本色调定为白色，象征着廉洁；党徽则也以白色为主要原色，其目的是向外界传达党廉洁从政的理念和党内“廉洁”的政治文化。“根据《防止贪污法》的规定，对贪污性报酬没有最低限额规定，即使一元或一杯咖啡也是贪污行为，也要受到调查。具体表现为：一是即使某公职人员接受了某种贿赂或好处，而他根本没有提供给行贿人任何方便或服务，贪污罪名仍然成立。二是即使某人只有贪污贿赂的企图，而没有构成实际事实，也可认定该人犯有贪污贿赂罪，也就是说只要有证据证明官员具有了犯罪企图就可以将其绳之以法[12]。

第二，独立的反贪机构。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即CPIB),于1952年成立，但在此期间，新加坡是处于英国殖民统治的时期，所以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在1960年，新加坡自治政府对《防止贪污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新修改的《防止贪污法》赋予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很大的贪污治理权力。反贪机构拥有广泛的权力，如对任何涉嫌贪污受贿的人有权逮捕，有权搜查，有权没收赃物等；由于其直接对总理负责，因而不易受到其他主观因素的干扰。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加坡的金融业和工商业不断进步，出现许多新情况，比如商业犯罪活动。为了有效抑制和打击金融业和工商业出现的商业犯罪活动，在1985年新加坡政府决定在财政部下专门设立一个机构，即商业事务局。商业事务局拥有同贪污调查局相当的权力，在调查取证上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第三，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要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需要在社会建立反腐倡廉的文化氛围，树立党政领导干部的自觉意识。对此，人民行动党注重用儒家的道德要求党政干部。李光耀将儒家道德归结为最重要的“八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并大力加以倡导。李光耀倡导的儒家“八德”中的每一“德”都各有其义，但又直接或间接地与廉洁品质有所关联。此外，为了形成廉洁的文化氛围，人民行动党还采取一系列的举措。如将白衣白裤视为人民行动党“党服”，以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政府作风廉洁。人民行动党的重大活动，如党员代表大会、党员干部大会等，参加这些活动的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和干部一律穿白衣白裤。再如，要求领导干部发挥廉洁奉公的示范榜样作用。正如李光耀所指出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失职的地方，或是变得贪污腐败，我们还是一样会被人民大众所唾弃的。”[4]432而“李光耀在这方面的表率作用在新加坡是家喻户晓的。他的汽车和住房都是自己花钱买的”[13]。

第四，注重民众参与。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一直尽力争取社会各界对反腐败工作的支持和合作，采取各种措施广泛地吸引和有效地组织公众直接参与反腐败的斗争。为此，广泛利用新闻传媒、互联网等现代手段，接受民众监督信息，“近几年来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每年接到大约800至1000件起涉及贪污行为的投诉和检举”[1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形象、亲民形象、廉洁形象方面有很大成绩，但还需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形象建设方面的经验，给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带来深刻的启示，即中国共产党要重视发展形象，需要我们继续加大生产力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既是人民所盼，也是维护党执政形象的基础性条件；中国共产党要重视亲民形象，发挥好群众的监督作用，要有好的作风，要构建和谐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要重视廉洁形象，清正廉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多样和多变，一些人的道德价值观出现了混乱，这也影响到中共党内而使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甚至产生了腐败现象。腐败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背道而驰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腐败就像毒瘤一样在侵蚀着党的健康肌体，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腐败的发生，维护党的肌体的健康和活力。实践证明，只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廉洁形象，“老虎”“苍蝇”一起打，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做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以清正廉洁的形象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1]孙景峰，刘佳宝.2015年新加坡大选与人民行动党理念嬗变[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2]李光耀.一人一票能继续——李总理在丹戎巴葛选区庆祝国庆联欢宴会上的讲话[N].联合早报，1984-08-17.

[3]王勤.新加坡经济发展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4]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

[5]李健.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6]贾康,刘军民.中国住房制度改革问题研究：经济社会转轨中“居者有其屋”的求解[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55.

[7]孙景峰，陈倩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形象建设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8]孙景峰，刘佳宝.自媒体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新论[J].探索，2015(4).

[9]吕元礼.新加坡为什么能：上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47.

[10]张百如.从为民服务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密切党群关系的路径选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民服务活动见闻[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1).

[11]高奇琦,李路曲.新加坡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与治理中的合作网络[J].东南亚研究，2004(5).

[12]刘守芬,李淳.新加坡廉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