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正 平

(渭南师范学院 报刊社，陕西 渭南 714099)



论《史记》的历史浪漫主义

朱 正 平

(渭南师范学院 报刊社，陕西 渭南 714099)

摘要：《史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而文学价值的突出表现就是成功地运用了历史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其形成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史官世家壮游交谊及受教于大家、司马迁身遭腐刑的“发愤著书”以及对历史人物客观实录又秉持公心的情感倾向等多重原因。历史浪漫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太史公曰”论赞式的直接褒贬，人物传记体例格式的成功选择，材料取舍及互见法的成功运用，人物形象的艺术刻画，寓论断情感于叙事，谚谣诗赋的巧妙插入，神话灵异等的历史隐喻等。历史浪漫主义使《史记》故事情节更曲折生动、极富传奇性，抒情主人公形象更丰满生动，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理论体系。

关键词：《史记》；历史浪漫主义；形成；主要表现；作用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开一代风气之先。

能否最大限度、真实地再现历史，是评价史学价值的基本标准，司马迁的《史记》堪称“实录”的典范。班固最先高度评价司马迁这种细加考证、秉笔直书、公正客观、不妄加赞美、不隐其恶行的历史叙事方式：“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2738“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1]2737裴骃称曰：“固之所言，世称其当。”[2]2511《史记》在历史实录的基础上，又通过一些艺术手法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合理的想象、加工，自然地流露出情感倾向，从而使人物描写具体生动，表现出较高的文学魅力，这就是《史记》之“无韵之离骚”，也就是历史的浪漫主义。

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就指出：“自然主义和浪漫精神本是这一时代精神生活的核心。如果用一句话以代表司马迁的人格时，只有‘自然主义的浪漫派’一个形容！”[3]18“司马迁的本质是浪漫的，情感的。他的情感是不时爆发出来的。自然主义是他对一切的看法，但看法之后，却终不掩饰他的情感。”[3]1971963年，方管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史记〉二题》就直接指出：《史记》作为传记文学来看，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作品，同时又“富于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它把传记写成了“一首组诗，一曲合奏，充满了激情、幻想和光辉”[4]。

《史记》是用文学笔法写历史人物，是历史与文学的高度融合与相辅相成，是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高度统一，尤其是作品表现出的强烈的历史浪漫主义精神，极大地感染着读者。

一、历史浪漫主义的形成

司马迁在对历史进行“实录”的基础上，又在《史记》中采用了一些文学性的手法，表现出了强烈的抒情性、主体性，渗透着作者强烈的情感倾向，从而创造性地形成了历史浪漫主义。“司马迁作为一位卓越的史家，将其‘故事’书写于《史记》，既具有历史的现实主义白描，也不乏历史的浪漫主义手法，现实与浪漫、历史与文学结合之完美，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亦无怪鲁迅评价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5]历史浪漫主义“首先,它必须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历史,反映其本质,这是前提和基础。其次,它应该尽可能形象地再现历史人物,为此可以适当运用想象、加工”[6]。而司马迁伟大之处就是把史实与文学巧妙地结合起来，没有了以前那些史学著作的枯燥、简单，在保留历史事件、人物基本真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虚构、想象，使作品更加生动形象。

(一)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

古之良史有着优良传统，必秉笔直书，书法不隐。文天祥《正气歌》曰：“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高度赞扬齐太史、董狐的良史气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把国君杀了，齐国的太史在史册中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把太史杀了。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写，都被崔杼杀了，第三个弟弟仍这样写，崔杼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写在史册中。“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7]799《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相似记载。《左传·宣公二年》载，春秋时，晋灵公昏庸暴戾，被赵穿杀死，逃亡在外的晋大夫赵盾回到朝廷，没有处置赵穿，太史董狐并没有因赵盾大权在握，就避讳他，而是按照礼法在史册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孔子也称赞董狐的“良史”笔法：“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7]431

这些史官不惧当权者，刚烈正直，舍生取义，抱必死之志，前赴后继，死而后已。正是他们为史之献身精神，从而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著史为正的“良史”传统。

(二)史官世家、壮游交谊及受教于大家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司马氏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立志撰写上接《春秋》的历史著作。司马迁年幼就接受了耕牧苦读的良好家庭教育，“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这也是父亲为司马迁安排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模式，也使他从小就有了耕牧的亲身体验，有对下层民众同情体恤的心理与情感。20岁的司马迁接受父亲的安排，进行了一次全国的学术游历，“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8]3293。在《河渠书》又记载了他游历调查的见闻：

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8]1415

在之后，他还有过奉使巴蜀以南之游，扈从武帝之游。这些游历使他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胸怀，增长了见识与才干。比如考证西周建国经营洛邑的情况，纠正了以前学者所传之误。之后，司马迁又师承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古今文学兼容并蓄。同时他又结交才俊，和任安、田仁、苏武等人相识甚笃，这些都为《史记》得以有着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识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司马迁身遭腐刑的“发愤著书”

司马迁崇尚建功立业，年轻时就担任侍从皇帝的郎中这样的武职，曾经作为使者监护过驰义侯遗出征平定叛乱。但因司马迁父亲的临终遗命，改变了人生转向。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因反对武帝封禅被滞留洛阳，不准参加封禅大典，临终“执迁手而泣”，要求司马迁放弃功业，子承父业，“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谈唯恐因为自己的辞世让撰著《史记》的大业断绝，唯恐司马迁不受遗命，又以作为史官的忧惧和遗憾而劝告儿子：“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文史，余甚惧焉，汝其念哉！”[8]3295司马迁在父亲弥留之际，最终向父亲起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久闻，弗敢阙。”[8]3295“‘……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8]3296元封三年(前108)，38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

就在司马迁全身心投身《史记》草创之时，天汉三年(前98)，因李陵降匈奴，司马迁独违众议，说了几句公平话就引火烧身，龙颜震怒，遭下狱问罪。他为完成《史记》大任，选择了令自己终身为耻的宫刑，忍辱负重，隐忍苟且，发愤著书，完成了《史记》。“发愤著书”是司马迁最核心的、有价值的创作观，正是由于宫刑之辱，使司马迁不自觉地与当权者保持了一定距离，“述往事，思来者”，他的创作具有了明显的独创性和批判性，他不再是封建皇权的代言人，而是保持了史官的独立人格，在创作中寄寓了一定的褒贬情感倾向。

(四)对历史人物客观实录又秉持公心的情感倾向

《春秋》是“微言大义”，简约却失之详细、生动，更没有打动人、吸引人的东西，后世只能依靠注释勉强解读。司马迁写史不同于以往古籍，他既具体详细，又生动形象。他采取了非常严谨、审慎的态度，对以前的经典古书记载的人物、事件、山川地理、风俗、谚语歌谣等进行了考信、辨正，“择其言犹雅者”。《史记》中有可考的典籍有：《尚书》《大戴礼记》《国语》《左传》《世本》《庄子》《孟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等。他“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他说：“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8]46“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8]109他淘汰、辨伪、澄清、补充，“厥协六艺异传，整齐百家杂语”[8]3319-3320，从而对历史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记述。同时，他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实地考察采访历史古迹、风土人情，了解历史事件及人物的逸闻传说，寻访历史的见证者和幸存者，而且加上自己的考证分析，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史记》既写了那些创造历史、改变历史的重要历史人物，如那些帝王贵戚、将相名臣，又写了那些非主流人物、下层群体典型，对他们做了全景式的展现，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所具有的人性、品质、精神、气概无不震撼着后人。司马迁在对他们进行记述的同时，在不改变历史人物、事件背景、走向、性质等实录的基础上，秉持着公心，又通过材料取舍、记述技巧等一些艺术手法，渗透了书写者的情感倾向，赋予了人物抒情性价值。因而《史记》在撰述时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其表现出的赞美、歌颂、同情、憎恶、厌烦、愤怒等情感，都不同程度含有对现实的价值判断。

其他的历史著作作者是集体的，要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反映当时的价值观，而《史记》更多是司马迁个体的、个性的，既秉承着史官良史的传统，更由于他的腐刑之辱使他有了更多的思考，以一种与当下隔离、批判的态度超越了当时的价值观，在历史人物身上倾注了一定的情感倾向，也赋予了历史人物生命力，从而使历史人物成为作者的抒情主人公，也使《史记》洋溢着强烈的历史浪漫主义特色。

二、历史浪漫主义的主要表现

《史记》历史浪漫主义是在历史史实基本准确的前提下，在整个《史记》撰著中采用了一些灵活的艺术手法，从而使《史记》这部史学著作异彩纷呈、精彩绝伦，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思想识见特立不群、高超卓越，也是其所以被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关键所在。

(一)“太史公曰”论赞式的直接褒贬

“太史公曰”形式上来源于《左传》的“君子曰”。先秦典籍《国语》《战国策》及诸子著作间有“君子曰”，《左传》有一百多条引述贤者的话，还有“君子谓”“君子以为”等形式，意为有德君子之言。但这些“君子曰”主要是提示引用，就事论事，只限于具体事情的褒贬，还没有理论体系和理论色彩。而《史记》的“太史公曰”已经非常成熟，或长或短，形式整齐又灵活，有系统的篇前序论，篇后赞论，文中夹叙夹议的传论三种形式。大段序论置于十表、八书、类传篇前，作者概括论述。篇后赞论主要是本纪、世家、列传，传论提示义例，《自序》集中阐述，为全书总纲。这三种形式相互配合，自成体系，浑然一体，具有强烈的理论高度和感情色彩。

司马迁继承了《春秋》爱憎分明、惩恶扬善的褒贬精神，同时在有些篇章倾注了自己的情感，表现了他的人生思考、生命思辨。《孔子世家》的论赞曰：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8]1947

先引用《诗经》名句，用高山、大路来隐喻孔子的学问与人格，“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描写自己的仰慕、崇敬之情。从读孔子书，到参观其庙堂礼器，不忍离去，从君王到贤人，无人能及其社会影响，高度评价孔子无冕之王，称谓其为“至圣”，更重要的是司马迁以孔子的学说为是非标准，“折中于夫子”成为他的述史原则。再比如司马迁对屈原、管仲、晏子这些有着崇高理想、优秀品质、高尚人格的君子，他有过同样类似的话，“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管仲)，“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晏子)，一往情深，充满着赞叹、仰慕、崇敬之情。

司马迁不以胜败名位论英雄，为政治上的失败者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评价韩信“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评黥布“功冠诸侯”，评“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对李广赞论：“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8]2878司马迁引用《易传》和谚语，言近旨远，对其英勇善战、体恤士卒，却因廉正不阿落得悲剧结局并得到天下人的哀悼，深表同情。司马迁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等宏观角度对这些历史的失败者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而对那些帝王贵胄、功勋卓著者却饱含讥讽，“贬天子，退诸侯，斥大夫”。批评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 批评秦二世“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批评商鞅“天资刻薄”，批评李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

对司马迁的这种直接褒贬的强烈感情形式，后来一些论者不解，甚至否认司马迁的创造与成就。班固的《汉书》是模仿“太史公曰”而作，在辞章、形式上比司马迁更典雅、庄重，因而司马贞就认为《史记》论赞脱离了述史内容，竟然重新为其一一写赞，被称“索隐述赞”，虽然是以韵文写成，只不过是史传内容的重复，却不是史论。唐代刘知几也是扬班抑马，称赞班固的论赞有“典诰之风”，反而认为《史记》论赞“淡泊无味”，是“苟炫文采”的画蛇添足。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注》中却对之有高度评价：“太史公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及‘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篇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9]6“‘太史公曰’，议论宏阔，笔势纵横，言辞精炼，旨义深微，或考证古史，或叙游历所得，或提示取材义例，或明述作之旨，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隐微讥刺，皆直抒胸臆，观点鲜明，构成了系统的史学理论。”[9]4-5后代的班固的赞、荀悦的论、东观的序、谢承的诠、陈寿的评、王银的议、何法盛的述、扬雄的撰等，都是效法司马迁。

(二)人物传记体例格式的成功选择

《史记》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创造了五体结构，人物传记主要是本纪、世家、列传三种结构，它是以人物活动为主轴。在这三体中，本纪以记帝王，世家以记诸侯，列传以记功臣贤人，但司马迁并不拘泥于自己创制的这种规定，他常有破例。

《史记》有《吕太后本纪》却无《惠帝本纪》，竟然把帝王逸出了本纪。《史记》为楚汉战争的失败者项羽立《项羽本纪》，不用西楚之年，却用“汉之元年”“汉之二年”等记正朔。孔子为布衣，中年以后聚徒讲学，整理《诗》《书》，删修《春秋》，是儒家创始人，其学说成为封建文化正统，其影响功绩远超王侯，因此《史记》为孔子立《孔子世家》。汉初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爵位不过封侯立世家，是在褒扬其历史功绩，但其他侯国却不立世家。其他诸侯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刘安，横山王刘赐均因叛逆被降为列传，不立世家，以示贬抑。管叔、蔡叔也曾谋逆，但因悔改，复封诸侯，因之立《管蔡世家》。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被封为诸侯，传至数代，亦不立世家，不立张耳世家是有意识把张耳和陈余合传，吴芮却因事迹不显，从中可看出司马迁对这些人的情感倾向。

《史记》敢于为反暴政的首义者陈涉立世家，描写他们从兴起、发展、壮大、建立政权以及失败的全过程，赞扬其雄才大略、卓越才识以及反抗精神，并对其失败表达了惋惜之情。第一次为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子等立传，开创学术史先河。第一次为文学家屈原、司马相如、贾谊等立传，提供了大量翔实资料，其开创之功同样不容抹杀。第一次为医学家立传，而有《扁鹊仓公列传》，是研究古代医学发展和早期医学家的重要资料。

(三)材料取舍及互见法的成功运用

司马迁在撰写人物传记时，都对材料进行了取舍。《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单传、合传、类传、附传等样式。单传是一人一传，合传是二人以上合写一传，类传是分类记叙的传记，附传是正传以外附带所写的人物传记。至于选取何种样式，《史记》的体例安排、结构组织都全面而周详。清代吴见思说：“史公之文，每篇各有一机轴，各有一主意。”[10]205就是指《史记》各篇皆有一定的主题，全篇围绕着主题组织材料。

“《史记》取材，有着严密的史法义例，宗旨是‘成一家之言’。”[11]119司马迁从六艺经传中取材，以“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为辨别是非的标准，以互见法为取材最高技巧。比如《项羽本纪》司马迁歌颂项羽在反秦暴政中的伟大功绩，重点选取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件大事，对这位悲剧英雄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巨鹿之战，项羽杀宋义，成为主帅，破釜沉舟，力克秦军主力，奠定灭秦功勋。鸿门宴，拉开楚汉战争的序幕，放走刘邦已经预示着霸图成空。一场宴席，背后却是剑拔弩张、刀光剑影的斗智斗勇。垓下之围，是英雄末路的悲壮，霸王别姬，相互和唱，最后快战，拒绝了乌江亭长请之登舟的最后机会，头献故友，自刎而亡，令人不胜惋惜。但是项羽是有缺点的，他的性格缺陷在其他篇章中分头写出，既不损项羽形象的塑造，又使历史的叙述真实而全面。 在《高祖本纪》中刘邦点项羽十大罪状，怀王诸将批评项羽暴政：“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为残灭。”[8]356“高起、王陵对曰：‘……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8]381在《淮阴侯列传》中借韩信之口评价项羽：“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而。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8]2612在《陈丞相世家》中陈平曰：“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8]2054“项羽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洁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以此不附。”[8]2055这些互见法的使用，让项羽的不善于用人、妒贤嫉能、封赏吝啬等缺点不出现在本传中，有助于塑造项羽的英雄形象，也不会与本传的思想出现矛盾与悖乱。再比如对高祖刘邦的缺点就不是出现在《高祖本纪》，而是出现在其他篇章中，《项羽本纪》写刘邦的残忍自私，《郦生陆贾列传》写刘邦的流氓品行，《周昌列传》写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写刘邦的猜忌寡恩，《淮阴侯列传》写刘邦的冷酷无情，等等。

互见法是司马迁的创造，最初只是避免相互关联人物的事件叙述的重复、冗赘，在次要人物的传记中记述该事件时略写或提示详见主要人物的本传，但司马迁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将互见法运用得得心应手，为保证本传的主题，就有意识把那些与主题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甚至与主题相悖逆的材料分散放到其他篇章中，既保持历史的相对完整、全面，又使人物形象生动丰满，也能充分地表现出司马迁对传主的心理与情感倾向。

(四)人物形象的艺术刻画

记述历史不可能完全据实而录，也不可能做到，司马迁跳出了复制历史的桎梏，在把握历史发展主线、脉络的基础上，成功地运用艺术手段，“以文运事”*清代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认为，《水浒传》是“因文生事”，只是顺着笔性走，削高补低都由作者自己。而《史记》是“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然后围绕着历史事件撰写出一篇文章。，实现了史学与文学的统一。其根本原因正如鲁迅指出的：“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12]435

《史记》人物描写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司马迁有着情感的倾向，从而使作品有了鲜明的主体性。他根据自己对历史脉络的分析，揣摩历史人物的心理，想象故事发展的细节，模拟人物的对话，再加上自己的夸张，从而赋予了人物的传奇、浪漫色彩。《管晏列传》《李斯列传》都有大段的心理独白，让人物大诉衷曲。还有一些无声独白，如《淮阴侯列传》中：“信度何等以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8]2611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与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8]2439《史记》善于写人物心理独白，剖析人物内心世界。司马迁还设身处地，代作喉舌，人物一开口，就显示出了人物的身份与性格。《史记》还用情态性的动词直接揭示人物的心理状态，如《李斯列传》的李斯五次自叹展示李斯性格贪图享受、追名逐利的复杂性和一贯性，《司马相如列传》写卓文君偷听司马相如弹琴时，用“悦”“好”“恐”等词来表现卓文君喜爱、忧愁的复杂情感，《黥布列传》写黥布被刘邦召见，黥布“大怒”“悔”“大喜”等词准确地写出了黥布的情感变化。《史记》的细节描写有些是作者的想象，陈涉佣耕叹息、张仪让妻视舌、石建误书马字、石庆以策数马，樊哙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韩信受胯下之辱前的“孰视之”等细节，通过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小事就让人物形象形神逼现。

《史记》还有许多情节夸张、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细节，但却更能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比如《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出猎以为草中虎射之，“中石没镞”，这一夸张写法写出了飞将军李广的精湛射技，也与后文写他怀才不遇、“李广难封”的悲剧形成鲜明对比。比如《项羽列传》写项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弟子皆以惮籍矣”[8]296，“籍所击杀数十百人”[8]297。楚汉相争成皋之战，汉之善射者楼烦射杀楚之挑战壮士，“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8]328，这些表现他的力大无穷，武勇过人。在垓下之战中，在最后的快战中，“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8]334，“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8]336，这些带有夸张的描写凸现项羽战神本色。而往往这些带有夸张的描写，就是作者对历史人物倾注情感的地方，不待论赞而情感自明。

(五)寓论断情感于叙事

明代顾炎武《日知录》指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10]201后人依此概括为“寓论断于序事法”。司马迁对波澜壮阔的两千多年历史，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性格多样的历史人物的撰述条分缕析，运笔得心应手，叙事游刃有余，而且一篇一法，或者一篇数法，绝不千篇一律。

比如《项羽本纪》记述刘邦与项羽成皋之战对峙于广武，彭越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于是建高台，上设案板，绑刘邦父亲于其上，威胁刘邦如果不投降，就烹煮他父亲、没有想到刘邦正颜厉色，说出了一番让项羽也哑口无言的话：“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于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8]328司马迁没有多余的描写，只通过刘邦的一句话，就把刘邦的流氓无赖像刻画得入木三分。还有刘邦率联军56万攻入楚之彭城，项羽率3万回击，大败刘邦，刘邦狼狈逃窜，路遇子女，后楚军追赶紧急，“汉王急，推堕孝慧、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8]322，滕公也不满地说：“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在《樊郦滕灌列传》中也有这样的叙述：“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8]2665司马迁也没有多余的语言，就是写刘邦的动作，而且三次推下子女，就把刘邦自私虚伪、心狠手辣表现得淋漓尽致。再比如荆轲刺秦易水送别，击筑和歌，司马迁把场面铺叙渲染得悲壮慷慨，“壮士心出，气盖一世”。

司马迁是叙事的高手，就用人物自己的语言、动作、神态等白描式的描写，只言片语，人物形象凸现，使他的论断与感情就融入历史事件中了。

(六)谚谣诗赋的巧妙插入

《史记》插入了大量的民谣俗语，一方面渲染气氛，一方面暗示着作者的情感。如《李将军列传》末尾引用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隐案：“桃李本不能言，但以华实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径也。以喻广虽不能出辞，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8]2878从而对李广英勇善战，宽缓不苛，怀才不遇，被逼自刎表现出了强烈的悲悯情怀。如《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被诬反，自引他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8]2627《越王勾践世家》中范蠡功成身退，留书文种，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8]1746用谚语总结历史上功高震主的失败与功成身退的成功，韩信受封后被诬陷被削封被杀害，范蠡退隐后变姓名致大富散财又富甲天下。如《货殖列传》中引用谚语“千金之子，不死于市”[8]3256，从而得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8]3256，总结出古往今来为人们尚利逐利的本性。再如《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8]300，揭示其反抗精神的坚决与决绝。再如其他《鲁仲连邹阳列传》中的“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8]2467，《魏世家》的“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8]1840，《留侯世家》的“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8]2037等等，有生活经验和处世哲学的总结。

《史记》中尤其是借历史人物之口即景的诗赋作品，更增添了作品的抒情性。项羽的《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清代吴见思指出：“一腔愤怒，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13]367清人周亮工也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13]367-368这种在历史的特定时刻，插入主人公的诗赋作品，就像影视作品的插曲，用以烘托气氛，增强作品的抒情性，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和主人公同生死共命运。刘邦的《大风歌》“慷慨伤怀”，表现出了强烈的隐忧和反思，郭嵩焘的《史记札记》指出：“高祖留沛饮，极人世悲欢之感，史公穷行极态，摄而取之，满纸欢笑悲感之声，水涌云腾，絪蕴四溢，岂亦高祖临终哀气之先征欤？”[13]365再如《鸿鹄歌》的无奈与凄惶，《易水歌》的慷慨悲壮等等，都通过这些抒情诗赋强烈地表现出主人公的神采与作者的褒贬倾向。

(七)神话灵异等的历史隐喻

孔子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司马迁与之都有着相似的观念，他多次表明：“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但神话传说是蒙昧时期历史事件的虚幻反映，往往包含着人类早期的重要信息和线索，司马迁并没有完全否定，他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灵异神怪事件，他怀有既相信天道又怀疑天命的复杂矛盾思想，他对人类社会的种种冤屈和不平饱含同情、苦闷以及悲愤，对天道尚善罚恶的怀疑，有着一定的神秘主义思想。

司马迁神话帝王，说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说颛顼“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说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再比如对契、稷以及秦民族始祖的孕育出生的神异性描写，“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8]91“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8]111“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8]173对他们诞生的神异性描写，都表明了天命神意的独特性。也正是从神异的道德性角度出发，比如在司马迁笔下使殷契成为帝喾的儿子，后稷母的“弃婴”被无视，重点表现后稷的牛马无伤的神异性，大业是颛顼之后。

尤其是刘邦的神话，其母遇神而生，醉卧其上常有龙，醉斩巨蛇，他所在的东南方有天子气。这些零星片断的神话灵异描写，都有着明显的功利色彩，故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慨叹：“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8]760司马迁并没有完全照录以前文献用天命观解释重大事件，他把前代文献渲染得过于神奇的不符合道德原则的一些天命事例删削增补，使其符合儒家经典以及人类社会的纲常伦理。比如宋卫陈郑四国大火、晋楚城濮之战、晋袭秦师、晋景公梦大厉、晋楚鄢陵之战等。

《史记》虽然是一部被认为是“实录”的史学著作，但司马迁在大的历史脉络、事件、人物等忠实的前提下，更多地采用了主体性、个性化、抒情性的表现方法，使历史事件曲折回环，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了更多的文学性，使人百读不厌，成为二十五史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也正因此唐代刘知几虽然认为《史记》和《汉书》是纪传体之祖，但他认为《史记》并没有按照自己制定的五体标准作传，多有破例，为例不纯，真正称许的却是班固的《汉书》和荀悦的《汉纪》。

三、历史浪漫主义的作用

《史记》成功地运用了历史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使整个作品既史实真实、完整连贯，人物又生动形象、光彩照人，而且《史记》渗透着司马迁主体感情，通过历史人物传记宣泄自己的抑郁不平或者情感倾向，最终形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生命体验。

(一)故事情节更曲折生动、极富传奇性

《史记》虽然记述的是历史事件，但他不是历史生活的照搬复制，而是以文学的手法撰写历史，历史事件展现得极富故事性、传奇性、戏剧性。面对散漫、复杂的史实，司马迁不满足历史的自然状态，他撰写人物传记，精心挑选主要事件，再提炼加工删减增补，使事件的发展曲折变化，波澜起伏，从而使作品带有鲜明的司马迁的情感倾向。

比如《项羽本纪》写的主要情节鸿门宴，有宴前、宴中、宴后三个阶段。宴前是故事的开端和发展，开端有曹无伤告密、项王发怒、范增献计等情节。曹无伤告密是导火线，战云密布，项王发怒，一触即发，范增献计，火上浇油。发展有项伯夜访、刘张商对，刘项约婚、项王许诺等情节，项伯夜访是转折点，气氛缓和，刘张商对是确定策略，这是整个刘邦集团在宴会获胜的关键环节，完全否认称王，言小人诬陷，拉拢项伯，使之成为内应，一可力劝项王停止战争，二可在宴会上策应刘邦，所以刘项约婚，就是刘邦的情感攻势，作为项羽叔父的项伯最终劝说成功。宴中是正面交锋，是故事的高潮，有刘邦谢罪、范增举玦、项庄舞剑、樊哙闯帐等情节，这部分是最为精彩的段落，没有重点去写攻城略地、刀光剑影的战争场面，而是通过一场暗藏杀机、波诡云谲的宴会就表现得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情节三起三落，一波三折。刘邦按照之前拟定的策略先卑辞谢罪，项羽慨然和解，怒气全消，竟然直接说出告密人的姓名，并留刘宴饮，眼看范增与项羽之前确定的计谋就要落空，范增举玦示意，让项羽按照既定策略决断杀掉刘邦，这谓之一起，气氛陡然紧张，项王默然不应，这谓之一落。范增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授意项庄舞剑，借机斩杀刘邦于座，这谓之二起，形势极为紧张，项伯翼蔽沛公，使项庄无机可乘，这谓之二落。张良召樊哙闯帐，樊哙拿剑持盾牌，撞倒守帐卫士，头发直指，怒视项王，这谓之三起，樊哙的莽撞是拼命之举，极有可能引起项王动武，连项王也挺身按剑，气氛紧张到极点，当得知是刘邦之“参乘”时，竟英雄惜英雄，被樊哙的勇猛剽悍所吸引，项王不可思议地称之为“壮士”，赏酒赐肉，就连樊哙的指责也无以应，这谓之三落，气氛进一步缓和。宴后是故事的结局，有刘邦逃席、张良留谢、项王受璧、刘邦诛曹无伤等情节，三起三落只能说气氛缓和，刘邦的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他借上厕所逃席，就是获得斗争的主动权，由被动转为主动，让张良留谢，就是进一步迷惑项羽，担心项羽的追杀，刘邦舍车辆随从，单骑与近侍从小路脱身，回营即诛杀曹无伤，首尾呼应。虽然鸿门宴只是《项羽本纪》中的一个片断，但司马迁表现了高超的文学技巧，整个故事情节曲折变化，跌宕起伏，错综交织、张弛有度。再比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田蚡两位权重一时的外戚和勇猛名称当世的灌夫的倾轧斗争，编织成波澜起伏的完整故事。故事前奏，先后介绍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两人都是外戚，起先田蚡巴结窦婴；故事开端，二人为争权夺利发生矛盾冲突，窦婴失势，田蚡权倾；魏其设宴是矛盾发展，窦婴忍气吞声，灌夫怒气冲冲，田蚡傲慢无礼；矛盾的爆发是灌夫骂座，在田蚡的娶妻的婚宴上，灌夫因不满窦婴受冷落，借酒骂座，招致田蚡报复；故事的高潮是东朝廷辩，窦婴为救灌夫，在东朝廷辩时与田蚡展开了正面冲突，由此也自己被下狱。故事的结局和尾声，灌夫被灭族，窦婴也随后在渭城被弃市，而田蚡也被窦婴、灌夫鬼魂夹守呼叫谢罪而死。整个故事矛盾斗争写得惊心动魄，淋漓尽致。

司马迁就是通过一系列故事轶事、细节场面来概括历史，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对历史进行艺术加工、提炼集中，他有着高超的艺术构思技巧，善于把普通的事件点化为生动的文学情节，造成精彩的戏剧场面和曲折的矛盾冲突，取得了强烈的艺术的效果。

(二)抒情主人公形象更丰满生动

《史记》是纪传体通史，它的重大贡献就是把历史著作以历史事件为中心转移到以历史人物为中心上，以别于以前的编年体、国别体史书，更强调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韩兆琦就指出：“(《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表现在写人物，这与先秦那种以叙事、记言为主的作品如《左传》《国语》《国策》等不同，它开拓了一个新的以写人为主体的新天地。”[14]108

司马迁好奇多爱，笔底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他选取的历史人物往往带有鲜明的典型性、理想性、抒情性、悲剧性。他塑造了从中华民族始祖黄帝到司马迁当世，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平民、商人、妇女、游侠、刺客、医生、卜者、倡优、博徒、猎户、滑稽人物以及少数民族首领、农民起义者，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史记》每篇传记都有鲜明的主题，尤其是类传、合传更明显有典型化的倾向。杜周、张汤是酷吏的典型，郭解、朱家是游侠的典型，聂政、荆轲是刺客的典型，邓通、李延年是佞幸的典型，淳于髡、优孟是滑稽家的典型等等。《世说新语·品藻》中说：“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然恒有生气。”[15]408尤其是“期期知其不可”的“期期”就形象地写出了周昌的口吃直谏的个性风貌。《史记》虽然遵循“实录”原则、“考信”精神，但他记述的历史人物有着理想化的光芒。这些失败的历史人物都有着性格等方面的致命缺陷，但司马迁对他们有着深深的同情、怜悯，他不光写出了这些历史事件，更写出了这些人物的精神和灵魂，写出的传记往往都有理想化的倾向。狂飙突进、叱咤风云的盖世英雄项羽，能屈能伸、辅汉建功的大将韩信，体恤士卒、高超射技的飞将军李广，为父报仇、鞭尸楚王的伍子胥，舍生取义、秦廷行刺的英雄荆轲，直谏流放、自投汨罗的诗人屈原，力主改革、抑郁而亡的才子贾谊等等，无不如此。《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带有强烈的抒情性，字里行间，滚动激荡着感情的波澜，给读者以心灵震撼。明代茅坤因而论述：“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16]408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有人把《史记》称之为“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饱含全部血泪的悲愤诗”。司马迁经历了惨无人道的“腐刑”，因而对历史上的那些悲剧英雄，往往有着同情、怜悯的复杂感情，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史记》撰写成功的篇章往往都是悲剧人物，如项羽、韩信、李广、伍子胥、荆轲、屈原、贾谊、李斯、商鞅等。《史记》一百一十二篇传记，以被杀、自杀的人物标题有37篇，作品中主要人物被杀、自杀或者带有悲剧色彩的有近70篇。[17]

当读者读到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东城快战、自刎乌江的项羽失败时，油然而生悲壮之情。当李广骁勇善战、匈奴望而却步、屡功难封，被迫自杀时，读者满含同情与对当政者的愤怒。李景星因之说：“(《屈原贾生列传》)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二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独可也。”[16]613

司马迁擅长写人，历史人物在《史记》中不是匆匆过客，他们的心理语言、细节动作、神态风采、个性性格都活灵活现，从而成就了中国最伟大的史诗。李长之说：“每一篇传——写得成功的传，司马迁写来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他尽量去创造这一生命，去维护这一个生命，去发扬这一个生命。”[3]23

(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推崇的三不朽之“立言”，是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为己任的，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得更为鲜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2735司马迁是要创作一部“厥协六经，整齐百家杂语”，继《春秋》之后的“一家之言”，即删削增补订正考信六经及其他典籍的资料，研究天道与人道的普遍规律，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而不空言天命，总结古今一切社会历史，考治乱之源，弄清历史发展变化的奥秘，从而构建起富有创造精神的哲学思想体系，阐发自己的社会理想，达到“写史、立人、立己”的三位一体。梁启超曾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言：“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11]69

《史记》每篇都有一主题，司马迁取材、叙述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他删削改造，概括总结，发现最能揭示历史事件本旨的方面，有点石成金之效。明代陈仁锡说：“子长作传，必有一主宰。如《李广传》以‘不遇时’三字为主，卫青以‘天幸’二字为主。”[10]205《五帝本纪》在传说中的众多帝王中择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理想的帝王，突出其帝王之德的楷模意义。尤其是他讴歌大一统，黄帝正名百物，垂衣而治，他从而成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始祖，成为历代帝王的楷模。在以前的典籍中鲁仲连是被作为为自己获取名利的策士的形象，司马迁在《鲁仲连列传》中概括他“两好”，“好奇伟倜傥之画策”“好持高节”，“使鲁仲连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一种既慷慨立功立名又保持自由意志的理想士林人格，引起后人无限仰慕”[11]126。《史记》以其进步的道德理念，开明的政治思想，富国利民的经济思想，民族一统的思想等，“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

司马迁准确地把握了历史的通变精神，提纲挈领地贯通了历史。《史记》写了2300多年的历史变迁，揭示了夏、商、周、秦、汉的兴亡，司马迁并进行了理论剖析，整体地、辩证地、系统地观照历史，有直透历史本真的深刻性，从而构建起了属于司马迁的历史话语和历史哲学。

四、结语

浪漫主义最本质的因素是人的主观性，何锡章指出：“从人性的角度而言，它(浪漫主义)是人的主体意识超越现实，向未来突进的创造精神的反映，它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自觉的主体意识，是人类走向自我完善、自我解放的精神动力。仅此而言，如果缺少了浪漫主义的主体意识和超越升华现实的创造力量，失去了对理想和英雄人格的现实肯定与追求，历史和人类就会黯然无光，陷入一种畸形的庸俗的片面性，使得人的内在心灵世界残缺不全，成为外在物质世界的附庸。”[18]《史记》优秀的篇章都有鲜明的司马迁风格，高扬着作者的主体意识，甚至不时在作品中暗示、借历史人物之口、叙述及议论中抒发自己的同情、怜悯、抑郁、牢骚、不满、愤怒之情。袁文典曾在《永昌府文征·读史记》中深有体会，他说：“余读《太史公自序》而知《史记》一书，实为发愤之所为作。其传李广而缀以李蔡之得封，则悲其数奇不遇，即太史公之自序也。匪惟其传，伍子胥、郦生、陆贾亦其自序，即进而屈原、贾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痛哭流涕而长太息，亦其自序也。更进而伯夷积仁洁行而饿死，进而颜子好学而早夭，皆其自序也。更推之而传乐毅、田单、廉颇、李牧，而淮阴、彭越、季布、栾布、黥布，而樊、灌诸人，再推之而如项王之力拔山兮气盖世，乃时不利兮骓不逝，与夫豫让、荆轲诸刺客之切肤齿心为知己者死，皆太史公自序也。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诚不禁其击碎唾壶拔剑斫地慷慨而悲歌也。”[16]394刘德煊认为：“司马迁把客观历史与主观感情巧妙地结合起来，寓情于事，以事写情，因情赋事，以情感人。”[19]他的思想感情是作品内容、结构、语言的枢纽。

司马迁以前无古人的撰史胆略，尤其是他的这种强烈的历史浪漫主义的写法，改变了中国史学著作的风格和精神，他强烈的主体意识的灌注，使抒情主人公千载熠熠生辉，撰著了个性化、创造性、传奇性、文学性于一体的纪传体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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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詹歆睿】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13-0023-10

收稿日期：2016-06-0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史记》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111)；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项目：“司马迁与《史记》”名栏建设发展研究(16SKYB11)

作者简介：朱正平(1969—)，男，陕西富平人，渭南师范学院报刊社副编审，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文学硕士，主要从事编辑学、鲁迅研究以及地方文史研究。

On Historical Romanticism of Historical Records

ZHU Zheng-ping

(Periodical Press,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Abstract:Historical Records present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and literary value, while its literary value is outstanding for its successful artistic performance of historical romanticism. Its formation are the reasons such as better historical tradition, his family as the historians and being taught by great scholars, Sima Qian’s writing with discontentment for the castration, his objectiv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his emotional tendencies for historical justice. His historical romanticism is as the following, direct comments by “Taishigong Yue”, the successful writing style of biograph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istinguished relevant materials, the vivid portraits, narration filled with the emotions, the proper insertion of ballads, sayings and poetry, and historical metaphors of myth and unusual events. Hence, historical romanticism presents Historical Records filled with the legend and vividness of the stories, and the vivid leading characters, which make the book as “the combination of human and Go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the unique writing style”.

Key words:Historical Records; historical romanticism; formation; performance; function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