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研究述评

2016-03-16文世芳

甘肃理论学刊 2016年2期

关键词：借鉴

文世芳

(中央党史研究室　宣传教育局，北京　海淀　100080)

改革开放初期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研究述评

文世芳

(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北京海淀100080)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研究刚刚起步，一些史料和观点散见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各种论著、回顾与思考之中。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国外发展经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中国借鉴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等方面做了研究。总体而言，研究还很薄弱，必须加强整体性研究、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考察、加强资料搜集扩展研究内容。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和“中国道路”引起国内外普遍关注，改革开放史也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新时期的中国改革，与以往改革相比较而言，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开放给改革带来了世界视野和多样性参照。借鉴国外经验与总结历史教训、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等一起成为改革开放启动和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因而，中国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在相关著述中多有论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与国外发展经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相比，研究还很薄弱，有待进一步深化。

一、改革开放初期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研究的基本状况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至今已近40年。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沉淀，改革开放史已经由亲历者的回忆逐渐进入学术视野，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在这一过程中，“纪念史学”虽然常为史学界所诟病，但它在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改革开放二、三十周年纪念中，通过亲历者口述，研究者搜集，一批史料得以公开，一批研究成果涌现，推动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深入。又如201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署名的“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提出了一些新的表述，引起学界热议。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的研究成果，则公布了大量史料，对有关华国锋同志问题上的一些阐述突破了传统叙述。在“纪念史学”与“公共史学”的互动中，改革开放史研究获得了很大进展。

学术界对中国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研究，与改革开放史研究总体趋向一致：刚刚起步，方兴未艾。目前，尚未有专著对中国借鉴国外发展经验进行研究，也很少有文章进行专门论述。萧冬连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上的“中国改革初期对国外经验的系统考察和借鉴”，是目前专门研究这一问题最典型和深入的一篇文章。虽然如此，在有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国出境考察研究，国务院务虚会、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对外引进和对外贸易研究的相关论著中，大多都涉及中国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问题，提供了不少史料和线索。这些著作中比较典型的有：萧冬连的《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李正华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黄一兵的《转折：改革开放启动实录》、刘向东主编的《对外开放起始录》、李妍的《对外开放的酝酿与起步(1976—1978)》、中央党校博士刘艳的学位论文“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出国(境)考察研究”以及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的《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

一些学术论文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有史料的披露和相关论述。这些论文中比较典型的有：萧冬连的“1978—1984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决策与实施”“中国对外开放的决策过程”、曹普的“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对外开放”、李正华的“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研究”、黄一兵的“试析1977年至1979年中国领导人出访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刘勇的“罗马尼亚经验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张明杰的“江泽民与我国经济特区的初创”、张旭东的“1976—1978：中共对外引进政策的恢复与突破”、刘艳的“苏联东欧改革对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的影响——基于改革开放前后高级领导干部对苏联东欧考察的分析”。

除此之外，一些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录，虽然以个人回忆为主，但同时公布了一些难见的史料，并因其站得更高，掌握一些内部材料，提出了很有见地和分量的观点和评述。如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陈锦华的《国事忆述》、《国事续述》，《谷牧回忆录》、《宋任穷回忆录(续集)》、《余秋里回忆录》、《梁灵光回忆录》以及《改革开放口述史》、《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等口述、访谈合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家是一个格外重要而活跃的群体，他们有些人既参与出国考察、政策制定，也参与学术界的讨论与争鸣，对学习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过程很了解，而且在影响和促进中共高层将国外发展经验这种理论资源和探索实践消化吸收，转化为中共的改革思想与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所以，他们的回忆录、访谈录和研究文章也提供了独特研究视角和重要史料线索，如《薛暮桥回忆录》、于光远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以及吴敬琏、樊纲等主编的《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等等。

二、改革开放初期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研究的主要内容

学术界的这些文章和著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借鉴国外发展经验进行了研究。

(一)关于国外发展经验对中国改革开放作用的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引起了国际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探讨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成为研究热点。一般而言，学界都比较认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和起步是深刻总结国际国内建设经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等合力作用的结果。

研究者从开放与改革的关系角度考察了国外发展经验的重要作用。萧冬连认为：“一个新的因素对中国领导人思考和下决心改革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新因素就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重新认识。”[1]60“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2]59他还从改革的内源性动力和外源性动力角度入手，从改革与开放的互动关系来认识国外发展经验的影响，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可以称之为开放改革，是在开放条件下的改革，开放促进了改革。对外开放，不只是引进资金和技术，也是学习和借鉴国外管理经验和思想观念的过程。”[3]22刘勇也表达了开放促进改革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成为国策之前的两年中，对外开放是先行的。”[4]79

与国内学者相比，国外学者有着更高的评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认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都不仅受到了市场价格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影响，也从案例和经验中吸取知识，其中包括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以及发达国家的转型经验。”“中国经济改革最让人印象深刻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学习的重要性，而且学习和开放要结合起来……中国从不同的国家、机构和专家那里探索并吸纳外部世界的专业技能，用于加速自己的学习进程。”[5]傅高义认为，“在日本，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折点是‘岩仓使团’”[6]2191977年到1980年中国对外考察虽然与日本在形式上不一样，但是“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类似的影响。”[7]219并认为谷牧率团考察西欧与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起“成为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8]220一次考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转折点”作用的观点，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但傅高义以一个西方学者的思维和话语阐述了开放环境下国外发展经验对中国改革的重要作用。

研究者指出，对国外发展经验的学习和借鉴，起步于中国探求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促进了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出台。作为改革亲历者、经济战线的领导人安志文，在回顾总结对外开放时，认为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是改革开放的三大背景之一：“我国改革开放决策的大背景，有三条很重要，这就是认真反思历史的教训，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9]1章百家在其主编的书中指出，国外发展经验直接影响到改革开放酝酿和启动：“出访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承担起特殊的使命，对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产生了直接影响。”[10]443

有些专家则强调中国正是在学习国外发展经验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改革开放的道路。安志文认为：“中央决策层在把握改革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的问题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的，而是根据地方和企业的实践探索，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步明确的。”[11]7-8萧冬连明确指出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与探索改革道路的密切关系：“如果说1978年还只是‘出去看看’，开阔眼界，那么，1979年以后出国考察目的性和专业性就更强了，这就是为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道路提供国际经验。”[12]24黄一兵甚至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要依靠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建设经验，也要解放思想，借助和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而从长远的发展趋向上看，后一种影响更为深远。”[13]214周其仁指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14]638

国外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尤其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曾经走过弯路，这对中国改革“引以为鉴”避免“重蹈覆辙”产生了重要影响。刘勇指出：“罗马尼亚由于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当时走在中国的前面以及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成为当时中国学习、考察和借鉴的主要对象之一，其经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起步都起过一定的推动和参照作用；其经济发展的失败教训后来也成为中国重要的前车之鉴。”[15]79刘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同步进行，至少其他领域的改革要能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是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教训。在匈牙利改革方案的设计中，改革包括计划制度、经济调节和组织制度三个方面的改革。前两个方面的改革进展比较到位，但组织制度(也可以说是政治制度)上的改革明显滞后。这是导致后来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原则倒退和改革陷入僵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她还认为，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苏联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中国对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经验进行了扬弃。[16]54，60

国外发展经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不仅得到学术界认可，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改革开放决策者的江泽民等同志的重视。2008年8月2日，江泽民与李岚清等人讨论《对外开放起始录》书稿时指出：“当年，我们组织制订经贸法规、推动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吸收境外直接投资、加强引进先进技术的管理，等等，也对我国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17]2

(二)关于借鉴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的研究

2.10 统计学符号按GB 3358-82《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书写，常用格式如下:①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中位数用M);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s;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s;④t检验用英文小写t;⑤F检验用英文大写F;⑥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χ2;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r;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ν;⑨概率用英文大写P(P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t值、χ2值、q值等)。以上符号均用斜体。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习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思路非常开阔，具有世界性眼光，并没有囿于意识形态问题而忽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并未因为中苏对立而无视苏联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周边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也给予充分的重视。应该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其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路径，对中国产生了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

研究者对中国学习借鉴的国家和地区做了具体分类。黄一兵明确提出“不同类型国家”的概念，指出：“出于抓住机遇、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目的，出访活动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就是通过增强与发达国家和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的联系和交往，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建设经验。”并大概将这些国家分为两种类型：“发达国家”、“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出访两类国家进行了计量分析，“1978年至1980年对发达国家出访年平均增长率为57%，是增幅最快的；对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出访年平均增长率为41%，位居第二。”[18]71萧冬连则将其划分为发达国家、苏东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指出对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的学习内容各有侧重：“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都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19]22管理经验、改革经验和发展经验的划分，可能并不是那么严谨，如学习西方国家就并非“管理经验”可以概括的，但也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的总体特点。刘艳将中国对外考察分为三种类型：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设置“出口加工区”的国家和地区，与萧冬连的划分大同小异，划分标准基本一致。

同一类型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也存在各自的特点，尤其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改革探索，成为中国学习借鉴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派出大量考察团对匈牙利、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一时间中国社会科学界都在大谈和介绍“东欧模式”，如南斯拉夫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市场社会主义；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的改革；波兰放权让利的改革，“高速发展战略”的改革。[20]28-32中国在学习借鉴“东欧模式”的过程中进行了比较分析，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学习借鉴重点发生了转移。

南斯拉夫经验对中国的影响，得到研究者特别重视。雷颐认为南共理论对当时中国的意义不容低估，“改革开放之初，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实行的企业‘劳动者自治’、‘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曾一度是中国改革的主要参照模式。”南斯拉夫改革的“最大意义”，“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或曰‘全民所有制’的分析、解构、去魅。”而且，“正是这种分析、解构，去魅，成为中国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21]66傅高义也持类似观点，指出中国不再把南斯拉夫称为“修正主义”，中南两党两国恢复关系，“这些变化扩大了中国能够考虑的改革范围；现在可以借鉴东欧的改革经验，不会再被指责为思想不纯了。”[22]221萧冬连也认为中国对南斯拉夫改革的重新认同促进了对苏联模式的摆脱，而且很有见地地指出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多样性：“1978年春，以李一氓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回国后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认为，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党。根据代表团的报告，中共中央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和南共联盟的关系。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党内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作用。”[23]60胡鞍钢赞同萧冬连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认识的重大突破，首次承认了社会主义模式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化的，而不只是斯大林的苏联模式或毛泽东晚年所坚持的中国模式。”[24]153柳红则将中共认同社会主义多样性的时间提前，认为“1977年铁托访华则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开始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多样性，并愿意诉诸改革的起点”。[25]220后来，社会主义具有多样性，各国应根据各自的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除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是中国学习借鉴的重要对象。刘勇指出：“当时中国在宣传介绍东欧各国经验时，总是把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并提，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最关注的是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两国。如果说对南、罗两国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中国媒体和领导层对罗的关注更多些，而学术界对南的关注更多些；在政策层面上，中国对罗关注得多些，而在理论层面上，对南关注得多些。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深入，中国对南的关注才逐渐超过了对罗的关注。对匈的更多关注则是更晚些时候的事了。”[26]80萧冬连则认为无论是领导人还是理论界都对匈牙利经验更感兴趣：“对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三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中国领导人和理论界对匈牙利模式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但从未考虑过照搬哪一些模式。”[27]64

对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的作用，不同的研究者和亲历者有不同的认识，如柳红指出：“当中国经济改革时代轰然来临时，才发现改革的思想资源如此匮乏，必须借他山之石。所谓他山，主要是那些经历、反思、改革过斯大林模式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28]280但也有学者认为“东欧经验”并非如此重要。胡鞍钢指出，因为东欧国家的国情与中国差异很大，他们的改革本身并非十分成功，“实际上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对中国领导人的改革思路所能够提供的信息、经验和理论还是相当有限的”，而且“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和成功很快就超过了这些国家，相对他们而言还是‘先行一步’。”尽管如此，胡鞍钢也强调东欧经验“对于刚刚开放的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来讲，还是突破了禁区。”[29]153

刘向东在其主编的《对外开放起始录》中则特别指出中日经济交流和讨论，中国对日本经验的学习借鉴，对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邀请日本经济专家来华交流经验，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对系统了解资本主义发达的市场经济知识和经验是很有益的。建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常态化机制后，可以比较系统地了解一些国际最新知识和信息，对我国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是有积极作用的。”[30]40胡鞍钢也认为日本经验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中国领导人从学习东方经验开始，很快转向学习西方经验，进而转向学习东亚经验特别是日本经验，因为后者是成功的追赶者，为中国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31]153

(三)关于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评价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学习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不仅促进改革开放决策的出台，有利于中国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借鉴作用，研究者对此有客观的评价。刘艳认为：“总结其基本经验，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正确处理向国外学习与结合本国国情的关系；二是坚持国外考察与国内调查研究的有效互动；三是坚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32]128李妍指出：“当时中国学习西方，总体而言大方向是对的，对外开放总是比闭关锁国进步，只有学习和吸收别国先进的东西，才能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并将这些好的经验概括为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强调‘独立自主’、‘洋为中用’的方针”，“初步探索了对外开放的形式”等方面。[33]7-8

同时，研究者也指出，国门初开，对于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没有现成的答案，一切还在摸索中前进，当时思想解放还不够，在学习借鉴过程中也有局限性，值得引以为鉴。刘艳指出：“当然，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出国考察也有不足。一方面是在考察伊始，考察人员还是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出现了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重复考察的问题在一开始也是比较严重的。”[34]128李妍认为：“当然也应该看到，那时的学习是处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的特殊历史时期，是在对外开放的摸索阶段，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具有历史局限性。突出表现就是带有明显的急躁情绪，脱离了中国的国情。”[35]7-8

三、拓展深化改革开放初期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继续革命”已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在走出一条新路的探索中，参照借鉴国外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改革、发展的各种理论和实践，去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探索适合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路径。正是在实践和理论双重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初步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因而，厘清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利用国内外有利环境，学习借鉴世界上各种改革发展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历程，有利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研究。而且，改革开放初期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解放思想和突破改革阻力促进改革的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得失，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不无裨益。在中国和世界联系日趋紧密的今天，如何吸收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仍然是一个重大课题。虽然学术界对中国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做了一些研究，有了上述成果。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还不足以承担起发挥上述重要作用的任务，很多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化。

(一)必须进一步加强整体性研究

国外发展经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界普遍认可，但直接以中国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为研究对象的，目前只有萧冬连的《中国改革初期对国外经验的系统考察和借鉴》，而且作者在开头明确表示：只是“主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为线索”，“梳理改革初期(1978—1981年)借鉴国际经验和国外经济学成果的情况”。[36]22缺乏系统、全面地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做总体考察，导致研究缺乏深度和整体感。因而，要加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借鉴国外经验研究，必须整体考察国外经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作用，从不同类型国家给中国怎么样的启示，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是如何从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改革思想和经济发展理论一步步深化的等做横向和纵向的系统研究。

(二)必须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考察

目前，改革开放史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整体研究不足。而研究的重点，则集中于改革开放酝酿和起步阶段，一般从1976年研究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或者顺延至1981、1982年。萧冬连、程中原、李正华、黄一兵等的研究莫不如此。如果对中国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研究，仅停留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不能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考察，那么将缺少大历史视野，很难准确判断国外发展经验的影响和作用，也将难以观察到其中的改革萌芽思想及线索，这既是整体性研究不够的表现，反过来也影响到整体性研究的深入。中国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关键不仅是促进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而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找出一条能够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新路。经过不断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找到了目标，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个关键性步伐就是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地位。因而，将中国借鉴国外发展经验作为研究对象，至少需要将时间段延伸到1984年，这样，整体性才可以初步体现。

(三)必须加强资料搜集扩展研究内容

目前，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研究，不仅主要只是相关著作和论文涉及，而且内容上也偏重于出国考察，忽略了领导人出访和接见国际友人和著名华侨华人时所接受的新信息及其影响，忽略了国外官员和经济学家在中国的讲学与座谈。正如萧冬连所指出的：“学习西方经验的另一个途径，是邀请外国专家和学者来华考察，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提供咨询和建议。”“借鉴西方经验，另一种方式是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37]27、29对于外国专家来华讲学、外国顾问与中共高层的座谈，这些直接关系中共学习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问题，学术界基本上没有研究。如世界银行曾在1980、1984年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并写出考察报告给中国经济“把脉”。“上述两份报告除满足了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的工作需要，也算破天荒首次由一个国际经济学家团队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进行透彻分析。依我看来，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经济思想开放和吸取国际发展经验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38]但是，学术界在研究中国学习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时，却鲜有人提及。

为了把握世界政治经济的脉搏，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和智慧，中国十分重视智力引进，经过综合考虑，聘请了联邦德国的古托夫斯基、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以及后来的李光耀和吴庆瑞为经济顾问。他们为中国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不少意见和建议，产生了不小影响。如1979年1月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及小林实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的座谈会，“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人士给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经济课，对我国政府官员的思想解放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39]332古托夫斯基多次应邀到中国作报告，介绍联邦德国战后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成功做法和经验。但是，目前学术界对这些经济顾问的活动、思想以及对中国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比较少见。导致这些重要问题缺乏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档案文献资料公开不足，已披露的一些资料也散见于各种报纸、书刊之中。因此，必须加强资料搜集，扩展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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