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君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　兰州　730070)



充分释放西部大局的中国动力

张建君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兰州730070)

[摘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动能充分释放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我国发展最大的回旋余地在中西部，中国经济发展要突破“胡焕庸线”，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西部发展的重要论断，如坚持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优先位置、实施差异化政策，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地向西部倾斜、承接产业转移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强化科技和人才支撑等，都是充分释放西部发展动能的重要政策导向，需要通过积极的政策转化落实，打开新常态下中国西部发展的新局面。

[关键词]胡焕庸线；西部大局；中国动力

近年来，李克强总理在西部发展与扶贫工作座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多次强调我国发展最大的回旋余地在中西部，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西部发展的重要论断，这是加速西部发展的重要政策导向，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强大推手。

一、坚持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优先位置、实施差异化政策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就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这在西部地区的表现尤为突出。在城乡方面，西部12省市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比长期保持在3.12以上的水平，中部省份和东部省份(包括东北)的城乡收入差距平均水平只有2.82、2.68。贵州省、云南省、甘肃省在2012年仍高达3.93、3.89、3.83，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1，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黑龙江省2.06的1.9倍；具体到西部一些省份来看，则问题更为严重，2012年甘肃省临夏州人均GDP只有0.77万元，相当于甘肃的34.2%，全国的20%，农民纯收入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6%。在区域方面，目前大多东部省份人均GDP已经或正在跨过10000美元的门槛，全国最高的天津市达到1.48万美元，西部省份存在明显差距，贵州、甘肃、云南等省份人均GDP刚超过3000美元，远低于2012年全国人均GDP约6200美元的平均水平；西部12个省份2011年GDP产出占全国比重只有18.7%，全国GDP总量没有进入“万亿元”产出的7个省份，除了海南，剩下的全部是西部省份。

李克强总理指出西部大开发要实行差别化的经济政策，这是充分释放西部大局中国动力的关键举措，是消除中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的根本性政策保障。现在东部地区的投资规模远远超出西部地区，中央对不同区域的投资政策要区别对待，有所倾斜；对东中西部应该采取与增长率挂钩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考量体系，加大对东部、中部地区依靠技术创新、转型升级驱动经济增长的政策要求，对西部地区加大投资驱动的增长扶持，按不同政府债务标准对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实施债务考核；中央要拿出相应资金，设立中国西部投资基金，对中西部地区进行特别投资与融资贷款；通过更富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以充分释放西部经济的增长动力。

二、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地向西部倾斜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实施了东部率先发展的改革开放战略，国家不断加大对东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逐渐形成了东中西部大约按6：2：1的投入格局，直到2000年这一投资格局才被有效打破，东部一直是国家基本建设与资金投放的主要区域，西部逐渐成为向东开放的内陆腹地。2012年，国家对西部的固定资产投资才与中部6省持平，西部占东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上升到58.5%，如果把东北地区仍然统计在东部，则这一比重最高只有45.9%[1]。西部12个省份拥有国土面积的71.4%，但许多省份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大多数的西部省市还不通高铁，整个西部公路里程只占全国的37.4%，高速公路占全国的27.8%，铁路只占全国的37.7%，西部物流费用占地区GDP的20%以上[2]。长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使得西部在铁路、公路、航空、城市建设等众多基础设施方面全面滞后于东部的发展。随着全球陆路联系的加强，特别是高铁技术与空运成本的不断下降，陆路与空运快捷安全的贸易优势正在不断凸显，这就使得中国加速向西开放战略刻不容缓，如果我国西部地区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尽快得到有效改善，就很有可能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丧失先机。

在西部发展问题上，要改变西部钱往外走、人往外走、企业往外走的发展劣势，只有通过持续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与政策优惠，才能形成钱往里走、人往里走、企业往里走的西部开发新格局。李克强总理指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地向西部倾斜，加快构建完整的铁路、公路骨架网络，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政策导向，正是释放西部动力的点睛之笔。这不但为西部发展注入活力与动力，而且通过西部发展的旺盛需求与基础提升，将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增长动力。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地向西部倾斜，不但可以吸引东部过剩的资金、技术向西部转移，而且还可以引发企业、管理、人才向西部的转移，能有效打破横亘在我国区域间的地方保护主义壁垒和区域发展差距固化的不良倾向，形成国民经济更为生动、富有活力的内循环模式，这样既使面对再大的国际挑战，我国经济都有更为宽阔的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在国内梯度化开发动力的刺激下，就能够愈发具有发展活力与潜力，从而有效激发中国创新型的经济发展。

三、承接产业转移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西部发展的困难，在产业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在产业结构方面，西部大多数省份的主导产业集中在为国家提供资源、能源的低层次循环格局，依托资源、能源输出的西部发展之路，面临“资源诅咒”的两难境地，一些长期依靠资源而兴起的西部城市，逐渐陷入资源枯竭的发展局面，如甘肃的白银市、玉门市、云南省个旧市、宁夏石嘴山市等等，如何未雨绸缪，实现西部资源、能源的深加工和产业链延伸，是打造西部经济升级版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产业融资方面，从上市公司的数量就可以看出西部的产业差距，一个直观的数据就是浙江、江苏两个省的上市公司，比西部12省市区上市公司的总和还多100多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上市公司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力与融资能力的集中体现，西部上市公司的状况可谓是西部产业情况的一个缩影。在新型工业化的布局方面，2009年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创建工作，批准了涵盖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及生产性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62个园区，其中，东部地区29个、中部地区16个、西部地区17个，首批批准的西部新兴产业园区只占到全国的27.4%，这就使得西部产业的培育与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3]。在对外贸易方面，西部外贸依存度长期低于10%，东部外贸依存度高达65%以上，无论在引进外资、还是对外贸易等许多方面，西部一些省份的数据在全国盘子里基本上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商务部2012年秋季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数据显示，2000年，西部12省市区进出口总额171.7亿美元，占全国3.6%，东部4368.2亿美元，占全国92.1%，西部贸易额是东部的3.931%；2010年，西部是720.1亿美元，占全国4.3%，东部26863.6亿美元，占全国90.3%，西部贸易额是东部的2.681%；十年之间，西部占比提高了只有0.7个百分点，但贸易额占东部比重竟然下降了1.35%，足以说明西部在现有对外开放的格局中完全处于劣势位置，这也是加大西部开放的潜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建惠及30亿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就使得中国向西开放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李克强总理指出：国家要积极引导产业转移和培育西部特色优势产业，并在现有优惠政策基础上研究制定新的措施，支持西部承接劳动密集型、环境友好型产业转移，支持水、光、风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以及优势能源矿产资源就地加工转化。对此，一要坚持加大向西开放的力度。二要继续坚持并优化国家西部大开发的主要优惠政策(特别是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三要制定适合西部的国家鼓励类产业目录，并尽可能地把西部特色优势产业纳入目录。四要加大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优惠力度。特别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布局西部要实行最优惠的政策。五是在资源与能源的开发方面，要努力延伸产业链条、形成配套产业，这是提高西部自我发展与积累的重大举措，也是优化西部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的战略重点之一。这样就能够推动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内部循环的产业体系与经济结构，实现西部与其他地区从资源、能源的内循环，升级到产业、消费、技术创新的新循环时代。

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短腿，是西部发展与扶贫攻坚所面临的首要难题。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东部城镇化率高达56.4%，西部只有44.9%，西部城镇化率严重落后于东部11.5个百分点，西部大多数省份城镇化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速度较慢、水平较低、规模较小，是西部的基本特点。西部这种低水平的城镇化进程，是与传统的粗放式农业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农业现代化程度与水平不高，工业化带动能力不强，使得农民只能季节性、临时性离开土地，劳务输出成为农民参与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形式。城镇化率低反映了西部的生活现状，农业现代化水平差则反映了西部的生产现状。2014年，李克强总理视察国家博物馆，指着印着“胡焕庸线”的地图，指出中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提出了如何突破“胡焕庸线”的发展难题。

回顾过去60多年的中国经济之路，可以清晰地看到，农业落后、工业化不发达，是中国城镇化滞后的根本原因。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在市场经济中完全是受到工农业利润水平差异与城市广阔就业空间吸引的自发转移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受到诸如户籍、社保等一系列制度藩篱的束缚，但仍然有大约3.5亿农民进入城市，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的进程，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这既包括身份的城镇化，要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也包括职业的城镇化，要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城市工作、有业可依。前者需要打破制度藩篱，实现制度创新与待遇均等化，后者更要壮大工业、服务业，实现职业转换与机会公平。这一过程，既需要政府的强大财政保障，更需要吸纳就业的产业能力，这些都是西部欠发达省份所面临的头号难题。

在西部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政府要发挥更为积极的强大作用，像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促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相辅相成”。一方面，将农业现代化放到国家产业提升发展的优先位置，通过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和现代农业技术提升彻底改造西部农业；另一方面，采取宜城则城、宜镇则镇、产业入园、社区集镇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科学探索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的西部现代化发展道路，充分释放西部的增长潜力。

五、强化科技和人才支撑

时下，我国之所以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核心路线，就在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依靠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进行低成本竞争的显著特点，并造就了我国“三高两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依靠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但在经济产出方面却是低附加值、低效益，在国内形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破坏，很难适应高科技时代知识经济的发展。在全球发展格局中，中国经济粗放式发展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在西部经济发展方面，这种现象就更为突出，数据显示，我国西部(除西藏外)单位GDP能耗是全国水平的1.73倍，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高达3.13吨标准煤/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电耗2028.57千瓦时/万元，接近东部的2倍。这种能耗状况，和以资源、能源为突出特点的西部产业结构是高度一致的。在全国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下，有些西部省份仍借助能源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载能产业，使得西部调结构、转方式的压力非常巨大。西部经济结构调整缓慢的根本原因，一是路径依赖，二是缺乏技术和人才。如果说路径依赖是资源秉赋的惯性使然，那么，科技和人才的匮乏，则是限制西部更好发展的核心因素。可以说，在东西部地区，比人均GDP差距更大的是科技与人才的差距。有研究显示，东西部综合人才差距是10：1[4]。地处西部的兰州大学是国外评价很高的综合性大学，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其流失师资据说完全可以创办一所新的兰州大学。西部高等教育的这种困境，使得西部科技与人才的问题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说到底，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经济欠发达。

实现技术创新与技术突破，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全国所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但这一问题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把中国经济转向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崭新发展模式，这就必须使得技术进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科技和人才就成为决定中国未来经济格局的基础动力。对西部而言，强化科技和人才支撑，固然要完善激励机制，促进技术创新，鼓励人才留在西部，但如果离开了西部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改善，离开了国家政策的重视与资金投入，离开了对西部大学科研机构的大力扶持，孔雀东南飞、甚至连麻雀都东南飞的中国劳动力流动格局就很难扭转，西部大局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也就很难充分、有效的得以释放。

2013年9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参观东盟—中国博览会展馆时强调指出：中西部地区要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加大力度推进对内对外开放，把发展潜力和空间有效释放出来，为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撑。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借助我国转方式与调结构的战略机遇，以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充分释放西部大局的增长动力，无疑是实现中国经济均衡化发展与全面小康的关键性战略举措，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最为生动的经济实践。

参考文献：

[1]张建君.重视西部投资需求，实现“两个大局”战略思想[N].中国经济时报，2013-08-27.

[2]中央党校省部班课题组.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难点及政策建议[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5).

[3]中国经济数字地图2011[M].科学出版社，2012.

[4]王平.西部方略[J].西部大开发，2009，(3).

[责任编辑：支建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6)02-0123-04

[作者简介]张建君(1969-)，甘肃靖远人，经济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已出站)，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主要从事理论经济的教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