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红

(兰州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20)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重写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教外别传式创造

李国红

(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730020)

[摘要]中国社会对市场经济的全面接纳和政治性推进，过去由市场经济导致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必然在中国社会逐次呈现，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在西方的逻辑终结反而成了它在中国思想理论界的现实开始，这种现实性的开始由于其表面上的对症性可能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中国社会的市场弊病时不再采取一种从实际出发的研究态度而陷入一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复制性重述，从而丧失创造性，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外别传式创造性经验值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借鉴和反思。

[关键词]重写；教外别传；创造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作为一个思想口号，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有识之士应对帝国主义侵略，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思想策略，这个思想的实践表现就是中国近代史中一次一次学习西方的过程，按照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总结，这些学习是一次一次失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学习东方俄国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结果。现在处在国家民族的承平时期，回头再看这一思想口号，无疑有以夷之矛攻夷之盾的嫌疑，具体说来是如古人所言，贪看天上月，失却手中珠，只是从经验上看到了西方的长处，却忘记了在思想上关注中国自己有何长处，其重大缺陷是忘记了中国自己独立自主的生存根本而单极化地向西方寻求救护中国的思想理论工具。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路出发，在后来的思想争论中中国文化与西方现代性的关系被解释成中世纪与现代的关系，即直线上的落后与先进的关系，于是在实践上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变成直追西方的后进赶先进历史，这种历史的极端表现即是所谓十五年超英赶美式的大跃进运动。而现在回头反思这种中西文化关系的解释，无疑是受了资本主义世界史叙事的诱惑而落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圈套，在这种叙事中中国文化的根性本质被消解，世界历史最终以西方为中心，历史发展的尺度由西方的现代化标准来规定，这样一来地球上的其他民族全部向欧洲西方看齐，以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规范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便成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中国自然不能例外。但是思想不等于事实，事实往往打破了思想的界限而呈现为理论的对立面，如上面所指出的，中国革命是学习东方俄国取得胜利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事业以反西方的姿态呈现，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功绩和创造，毛泽东思想因此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这里想谈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但却在这里首先提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因为我想立足于对毛泽东思想的体会，有针对性地谈谈自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问题的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背景是欧洲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和代表人物卢卡奇等人在反思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中，从哲学理论上提出了异质于列宁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学伦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人本学伦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回到了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继承了青年马克思立足于人本学价值立场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思路，从哲学上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实展开深入批判，走上了与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思想文化革命道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种种弊端，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批判理论，这些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理论上突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必须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僵化思路，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应有相同的物质生产基础，市场经济作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工具手段，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以此为据，伴随着中国面向世界的开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和运作体系也在不断地被引入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而所谓中国与世界的接轨，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的接轨，接轨的结果是风险与效益并存，资本化市场经济的利弊也将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一一显露出来。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进走到鲁迅针对文化保守主义提出的“拿来主义”道路上去，有病需求医，但中国人开始经历市场经济的磨难时必然要在思想理论上讨个说法，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针对西方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人性异化的批判必然为国人所青睐，而一当我们发现我们所体验的市场经济中好多社会人生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说得很明白时，我们又再次低头承认我们比西方还是落后，结果又回到中国近代传统的师夷思路上去，仍然错失对自己根性文化自主成长能力的自觉，结果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思想文化一直追赶西方，却永远赶不上，从而渐渐丧失民族思想文化自主成长的自信心，而变成世界历史西方中心的迷信者，作为中国籍的知识人，可能变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代言人。为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问题上不致造成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思想人格分裂后果，我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具体思想问题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有警示作用，因此提出来对比讨论，以便让我们觉悟到近代师夷文化逻辑的缺陷，而回到根性文化自主成长的思路上来，变对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外在性客观反思为内在性的主体省思，从而在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同时增长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心。

一、西马的伦理批判与中马的科学认识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推进证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组织模式的普适性和普世性，原来我们以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认为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的组织模式也可以不要；但现在看来，市场经济的组织模式其真正的根源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而是现代性的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却不能抛弃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迅猛发展本身产生了对市场经济组织模式的需要，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带来大工业产品的迅速流通并产生服务于全社会的经济福利效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以现代化大工业方式对生产力本身的促进产生了对于市场经济组织模式的需求，而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确认则是中国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下已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模式成为势在必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改革开放中成功引进资本主义经济管理模式，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好证明了市场经济组织模式本身无姓资和姓社之分。所谓资本主义全球化，其实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全球化，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在全球市场经济的经济组织模式对传统经济组织模式的普遍性取代；现在世贸组织的存在象征了全球性的市场经济生活，在全球性的市场经济生活中，随着交通技术的改善，商品流通的规模和效率越来越大，其结果是同质化生活世界的形成，即在商品环球流通和平等分布的条件下，全世界的人过着同样的生活，衣食住行，吃穿住用完全是一样的，从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上看不出人们的分别。

同质化的生活带来同类化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在取得市场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遭遇了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和负面效应，例如一切向前看的金钱拜物教意识，只讲眼前效益，不计未来后果的市场拜物教意识，虚荣浮夸、纸醉金迷的奢靡意识；再比如现代化技术生产线上看得见的工人作为机器附属物的物化生存现实，全社会普遍性地追求经济效益而造成的普遍性的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现状等等。总之，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我们所批判的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的种种不良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化推进中不可避免地一一出现，证明这些问题是伴随市场经济本身的副产品，而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没有本质关系，哪里有市场经济，哪里就有市场经济的弊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如此则在同质化的商品生活中，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和负面效应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遍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思欧洲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失败中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为了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霸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克奇等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规定为文化革命，从文化革命的需要出发他们回到了1848年以前青年马克思的伦理批判思路，即从哲学性的人性理想之“应该”出发从外部展开对现实的不合理之“是”的批判。这种伦理性的文化批判名义上是对资产阶级文化所进行的批判，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病，但资本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病其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在文化上的反映性表现，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发端上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当后发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时，我们会觉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已研究过了，因此我们不必进行自己的理论创造，只要现成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药方即可，而且从内心由衷地认为在同一问题上，西方总比我们先进，我们总比西方落后。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积累的现成药方原封不动地医治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所出现的同类问题，我认为不能。市场经济的全球性普及，只是全球经济运行组织形式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作为一种形式性的普遍性是一种外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其前提是假定了同质化的人，而其实在这种普遍性的形式里面所包含的人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的。如果说传统的哲学原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特殊性看普遍性、透过差异看共同的话，则现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情形刚好倒过来，现在的实际情形是本质掩盖着现象，普遍性掩盖着特殊性、共同性掩盖着差异性，我们在使用原理时要倒过来透过本质看现象，透过普遍性看特殊性，透过共同性看差异性；现在的市场经济表现为形式上的普遍性和共同本质，而其中掩盖的是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性和社会习俗的特殊差异和异质性。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从外在形式上看待中国市场经济的弊病时，它会自然而然地把中国的市场经济弊病看做与西方的市场经济的弊病是一样的，从而认为他们已经在理论上完成了对同类弊病的批判，并以思想上的先觉者自居。这其实是一种形式合理性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是脱离具体人性的，在解决问题时总想一了百了，用一个已定的药方解决一切问题，而这其中包含的无意识假定是人与人是一样的，即抽象的同质化人性论，在他们看来人是脱离具体条件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类。以我之见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面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弊病时的短处，即它的目光只停留在形式共同的普遍性一面，而看不到其中包含的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特殊的一面，即在具体历史文化的生存条件中人性的异质性和特殊性，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长处。

毛泽东思想是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发展起来的，所谓教条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原理当成如数学物理的公式直接应用于中国革命，教条主义这么做时其实暗含着一种同质化想象，即认定中国革命实践与已成功的外国革命实践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和区别，既然如此，在外国已经运用成功的革命理论在中国重复应用自然也可成功，而应用的结果却是以中国革命事业的失败告终。毛泽东思想认真反思了教条主义的失败，认识到特殊中包含普遍，但不可用普遍否定和代替特殊，理论作为一种抽象思维形式，表达的是普遍性，普遍性作为特殊存在的共性只是一种思维工具，是概括和表达特殊存在的手段，却不能取代特殊存在本身。中国革命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存在，其中包含着作为世界革命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是包含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实际起作用的活的规律，这种规律需要革命主体在革命实践中具体认识。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做公式化的教条，而是看做实践中的理论工具，这种工具的价值在于从认识主体所从事的特殊实践中发现内在的规律性，并把这种规律性上身为具体的理论形态用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毛泽东思想被概括为实事求是，依照毛泽东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819﹣820在认识路线上，实事求是把“实事”放在第一位，表现在认识中国革命实践上，就是把中国革命的特殊实践放在第一位，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马列主义普遍整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种结合中，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客观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主观地看待中国革命的实践，依据普遍理论与特殊实践这种位置的转换，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2]534在这种应用中从“中国的具体环境”产生的理论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

二、直观现实的重述与深入实际的创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以思想理论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的内容，与经济基础保持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改革开放以前，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突出经济基础的全民所有制性质，用所有权压制经营权，重视经济建设中的阶级斗争问题，导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盛行，影响了经济建设中的生产积极性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纠正了之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利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依我理解是悬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的所有权问题，不再以突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阶级斗争方式指导生产经营活动，而是就生产经营本身论生产经营，强调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所谓开放就是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走向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经营活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体系接轨，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东西。但是从现实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新东西，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先行设计，也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既成经验，用邓小平同志的比喻，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自己积累经验，自己创造理论。而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可参考和学习的现成经验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模式，因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本质上其实是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经营管理方式的全方位引进，这种引进的结果使中国经济在发展模式和经营方式上越来越世界化，即在经济现象上越来越与西方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现象无明显区别，以至于我们的经济理论敢于认定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即无阶级属性，对于生产资料所有权无本质上的依附性，而可以解脱生产资料所有权属性如同科学技术产品一样自由流动，为不同的所有制主体作为发展经济的有效工具加以选择利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劳动人民主体选择了市场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的经济发展便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活动的外观表现上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外观表现上体现出一种无本质区别的同一化特征，以这种同一化特征为前提，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伴生的种种弊端和丑恶便依次表现出来，这种表现所激发的是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冲动。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论，其创始的前提是从直指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退却，而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精神，由原来打破一个旧世界的革命实践转为对现实世界的哲学理论批判，用哲学家头脑里的文化思想活动取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行动，“20世纪上半叶，工人阶级的革命渐渐进入低潮，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却突飞猛进，统治力量也不断增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被迫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分离。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人们，大多是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家，而不再是直接参与工人阶级革命的领导者们。可以说，从现实斗争转向文化批评，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3]70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无奈之举，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批评者来说，则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这种自觉自愿出于一种道义冲动，纯粹是一种思想良知上的抗议和批判，这种批判的立场是外在的，个体化的，是从自己认同的理性真理和良知原则出发的，而当中国本土的这种哲学的、文学的、美学的社会批评遇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引进时，会自然生发“与吾心有戚戚焉”的感觉，觉得自己想说的话西方马克思主义早都替自己说过了，因此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性批判理论变成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弊端和丑恶的现实性理论批判样板。在这种样板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中国自己的社会批判学者则会变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模仿者，从而使中国自己当下的社会批判理论变成外在直观式的重述批判，即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话语翻译成中国当下人们能听得懂的语言，以此作为中国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而不要求对中国社会的特殊实情作深入的研究。

相反，毛泽东思想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深入实际的要求则对西马影响下在对待中国现实社会问题时的外在直观式的重述的弊端有警示作用，用毛泽东思想的眼光来看，这其实是对待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时的新的教条主义态度，而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恰是毛泽东思想所极力反对的。早在1938年毛泽东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4]这里要求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并在表现形式上带有中国的“特性”，这是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应用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要中国化。当时的所谓革命其实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东西方社会共同的社会运动，但毛泽东思想在看待中国革命的问题时不是着眼于其外观上的作为世界史现象的“普遍性”外观，而是着眼于其作为中国社会历史性发展的“特殊性”内涵，从这种内涵出发力求达到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认识，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认识理论，其实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再创造，而不是一种文字理论以意义上的语义重述。如毛泽东所言：“我们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5]这样的理论家是深入实际研究具体问题的具有科学态度的理论家，他们不迷信理论本身的普适性价值，相反，在从事改造世界的事业中认定生命之树常青，而用来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式的抽象理论则是灰色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M].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M].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3]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卷[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康继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16)02-0090-05

[作者简介]李国红(1970—)，甘肃庆阳人，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出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儒释道三教学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国化问题。

[收稿日期]2016-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