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判的两种范式差异——以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为视角

2016-03-16刘祥乐

甘肃理论学刊 2016年2期

关键词：现代性

刘祥乐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现代性”批判的两种范式差异
——以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为视角

刘祥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现代性问题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共同的“问题域”，他们分别开创了“理性现代性批判”与“资本现代性批判”两种现代性批判的不同理路。尽管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源出于对黑格尔现代性立场的继承及对其所揭橥出来的现代性问题的“再解答”，但两者之间在对“现代性”亦即现代性的规范基础、批判方式及其重建现代性的方案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澄清这些差异不仅对于在多元的现代性批判话语中理解并区分这两种最为根本的现代性批判范式，而且对于在现代性视域中重新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理性现代性批判；资本现代性批判；范式差异

一、多元的现代性中“现代性”的规范基础的重新厘定

“现代性”是一个多义的词汇，不仅不同学科、不同学者的界定不同，即使在同一学科内部也存在差异，而且现代总是在与古代、中世纪的时间并置及其后现代激进话语的言说中被定位和课题化的，在这样一种相对化的规定中，现代性的多义性更是不可避免。作为历史时间意识的现代性、作为制度安排的现代性、作为心理体验的现代性、作为思维范式的现代性、作为精神气质的现代性、作为叙事方式的现代性以及作为启蒙方案的现代性等构成现代性的多重维度和面向。缘此，现代性的多义性使“单一的现代性”成为不可能并由此成为现代性最典型的特点①列奥·施特劳斯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说：“现代性最具特色的东西便是其多种多样以及其中的剧变频仍。其种类是如此之多，以至人们会怀疑可否把现代性当做某个统一的东西来谈论。”(贺照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上)，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3-84页)时代(即现代)的来临，这个时代由“上帝立法”的“神义论”转变为“人为自己立法”的“人义论”，同时“现代”本身也从依附于对古代、中世纪以及宗教末世的言说中摆脱出来从而不再具有编年史的年代意义，而是取得自我确证、自我立法的历史形态学意义，即不再作为均质等量的时间概念而更多地是作为标识时代特质的质的概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称笛卡尔的我思原则即主体性原则实际上是现代的自我立场及其主观主义的来源[1]876，这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的时代意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面向未来，追逐新异，它只能在自身内部寻求规范。而这一规范的唯一来源就是主体性原则——现代时代意识的来源”[2]41。“现代性”标示了一种线性不可逆的进步主义价值取向和自我确证的要求，而“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3]18。既然“现代性”奠基于主体性原则，而主体性原则本身蕴含着反思和批判的辩证意识，那么“现代性”本身也必然带有一种自我指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文化基因。波德莱尔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赋予现代性的定义，即“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4]485，实际上已经构成了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即批判和反思的精神，从而使“现代性”呈现为一个具有内在分裂的矛盾结构，使其不断地得以自我再生，成为“自反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现代性的理论，即所谓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是从属于现代性的，而不是所谓的后现代性理论，这也就是利奥塔将后现代归结为现代的一部分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从范畴的角度看，对“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主义”以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等与“现代”相关的概念群进行词源学或语义学的考察也无助于准确界定“现代性”，因为这一术语的普遍性并不依赖于对其历史流变的谱系考察，而是基于具体的历史的存在论规定，公元5世纪首次出现的“现代”概念显然不同于文艺复兴以来划分时代的“现代”概念。因此，面对现代性的多元性，不是像对其他概念那样进行词源学的考察而是寻找其历史存在的具有普适性的规范基础和内在逻辑才能揭示出看似不相似的现代性家族中的“家族相似”。

“什么是现代性”？提问方式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因为它隐匿着理性—主体性原则和概念帝国的强制逻辑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思维方式，即它力图将一切存在物化归为由主体理性所统辖的概念的同质化规定中，进而确证自身。可以说，笛卡尔的“我思”原则的确立不仅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

而且标志着一个新现代性是以主体性原则为前提条件的，后者首先从文化精神层面然后延伸到制度安排和社会组织层面，从而使现代性获得其实体意义的规定并具有存在论上的内涵。现代科学技术、理性形而上学以及现代性(现代社会)在本质上同出一源，它们都源自理性—主体性原则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和贯穿。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些贯彻主体性原则的历史事件就是现代性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展现。在很大程度上，启蒙运动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原则和取向，以至于现代性与启蒙成为一体性的，即“启蒙现代性”。“理性之光”唤起了启蒙理性的觉醒，开启了理性祛魅的现代性规划：“这种观念就是要把许多人自由地和创造性地工作所产生的知识的积累，运用于追求人类的解放和日常生活的丰富。科学对自然的支配使摆脱匮乏、愿望和自然灾害肆虐的自由有了指望。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确保了从神话、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专横的利用权力和我们人类本性的黑暗的一面中解放出来。”[5]20但是吊诡的是，启蒙理性用以撰写自由解放的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手段即技术现代性却倒转成为目的并致使解放的现代性陷入被消解、蚕食的困境中，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它是从现代性自身内部生长出来的，“启蒙现代性”本质上就是“启蒙的辩证法”：“人们从自然中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就是其唯一的目的。启蒙根本就不顾及自身，它抹除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这种唯一能够打破神话的思想最后把自己也给摧毁了”[6]2，祛除神话的启蒙现代性又重新倒退为神话(线性目的论的进步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集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神话)。启蒙现代性内在的张力和矛盾致使自身成为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和结构，思维方式、心理体验、价值取向和叙事方式等意识形态层面的多元的现代性本质上根源于对启蒙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即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和存在论基础的不同理解。但是倘若离开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而以精神形态、文化价值、心理体验和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征作为现代性的规范基础和主导形式，就不足以从总体上本质性地界定“现代性”，而至多只是构成“现代性”的“观念论副本”，因此以这些现代性的“唯灵论存在物”来揭露和批判“现代性的悖论”而不触及现实历史的存在论建制势必使其只是停留于“现代性的话语”之中从而沦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同谋。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7]525，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和规范基础在根本上源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体制，即使是从意识和精神等意识形态角度对现代性的界定在根本上也根源于现代生产。正是在此意义上，吉登斯认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8]69。利奥塔也指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9]147，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同源性和同构性，前者就是后者的制度安排和存在论规定。马克思正是立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的制度建制揭示了现代性的规范基础和内在逻辑而完成了对现代性最本质性的批判，从而与“现代性的话语”真正区别开来。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以“资本”这一范畴命名“现代”，使“现代性”获得历史形态学意义上的规定。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在本质上就是“资本现代性”，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和规范基础就蕴含在“资本”之中，资本原则是现代性的根本原则，资本逻辑成为现代性的内在逻辑；“资本”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不再是一个纯粹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范畴，而是成为领会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的总体性范畴。在“资本”这一总体性范畴下的现代性批判乃是一种总体性的现代性批判，它统摄其他现代性批判的范式并由此构成现代性批判的根本范式。资本构成现实社会历史的存在论规定，成为“现代性”的本质和根据：“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出现；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0]198资本最初只是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存在，但是它一经产生就成为支配一切的普遍性统治力量和经济权力，成为“普照光”。但实际上，“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1]922，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的最普遍的中介范畴，一切存在物只有在资本的普遍中介和普遍抽象下才能成为社会存在物，只有在与资本的存在关联中才能取得其存在的合法性。资本——现代社会最普遍的、最抽象的存在——成为现代性的基本存在论规定，“抽象成为统治”就表现为资本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支配性法则，资本逻辑成为支配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在资本成为现代性的存在论建制后，现代性的“唯灵论存在”，如思维范式、审美体验、价值取向、精神气质和叙事方式等就必然从属于资本这一总体性范畴和存在论规定从而具有边缘性的意义，而对现代性的诸意识形态批判也必然要统摄于资本批判之下。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洞察到了现代性的内在原则和存在论规定——资本，并揭示出了资本的运行法则、内在矛盾和历史限度，从而阐明了现代社会中人之存在的异化的生存论状况并戳穿了现代意识形态(德国观念论、古典经济学以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等在本质上都是与资本现代性内在关联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的虚假幻象，从而获得了彻底批判现代性的“锁钥”。

要言之，尽管“现代性”被课题化并不始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和内在原则，而最初只是停留于现代性的诸意识形态规定，但只有在将“资本”这一“现代性”的规范基础和内在逻辑纳入到对“现代性”及其诸意识形态的分析中，才能更本质地领会“现代性”及其诸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否则对现代性的批判只能成为像堂吉诃德对风车作战那样不仅找错了“靶子”而且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只会囿于现代性之中沦为“现代性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因为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规范基础和内在逻辑的不同把握，导致两者虽然一样本质性地洞察到“现代性的悖论”，但却产生了两种现代性批判的范式和诊疗方案——“理性现代性批判”和“资本现代性批判”之间的本质差异。

二、黑格尔的理性现代性批判范式

作为黑格尔所谓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黑格尔哲学出场的历史语境就是如何解决现代性的内在分裂，重建现代的伦理总体性。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黑格尔作为“第一个使现代性成为问题”并“开创了现代性话语”[2]43、51的哲学家，他以概念辩证法的形式首次理论地表征了现代性问题，不仅以“理性”确立了现代性的规范基础，而且开创了理性现代性的批判范式，形成了现代性批判的辩证立场。黑格尔哲学以“巨大的历史感”力图弥合现代性的内在分裂和张力，以理性批判的形式重建现代性的合法性，理性调和成为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的基调，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由此构成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正是洞见到黑格尔哲学作为现代性的诊疗方案的价值，查尔斯·泰勒指出：“我们想要透过现代问题和两难困境来认清我们的方向时，那些必然遭遇到的概念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均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版，作者原序第17-18页。)。

作为“将现代性从处于它之外的过去的规范影响中脱离出来并将这个过程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2]43、16，黑格尔不再把“现代”仅仅作为编年史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使其具有了历史形态学意义上的分期的性质。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近代的主要论题——“古今之争”在黑格尔哲学中获得了划时代的解决[12]5，他以“新时代”来称颂“现代”，从而将其与古代界划开来。在他看来，现代就是主体理性的时代，主体性和理性就是现代性的根本特质，理性构成了现代性的内在规范基础，现代主体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等都奠基在主体理性的基础上。面对理性独断主义和理性权威扫地的矛盾局面，黑格尔坚执理性主义的大旗，将其挺立为现代性的根本原则，认为“理性是世界的原则，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13]80，理性由此成为现代性的规范基础。“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14]57，理性构成新时代的原则，主体理性的自由成为新时代的精神，成为划分时代的转折点和中心点[15]126-127。尽管黑格尔以之作为理想国家的范型是古典古代的古希腊的城邦制，在那里伦理总体性尚未分裂，但是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伦理实体只是一种形式的普遍性，尚沉浸于混沌的自在统一中，缺乏特殊性的中介，并没有使主观性的自由得以发展，而“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15]291。黑格尔对作为“新时代”的现代的充分肯定集中体现在作为现代性的历史事件即启蒙运动及其制度安排层面的展现即法国大革命上——它们在黑格尔洞见到现代性的内在分裂和转向保守调和的立场后逐渐成为其批判的对象。

黑格尔不仅以“理性”奠定了现代性的规范基础，并充分肯定了理性现代性的规划，同时他又洞见到现代性内在的分裂和张力，对现代性的肯定性认同与对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作为两个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方面构成了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的辩证立场。黑格尔的“现代性”奠基在主体理性原则上，而后者自身内部就包含着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要求，现代性的内在分裂必然使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发生合法性危机从而走向自我批判，这就是黑格尔创立的“启蒙辩证法”原则[2]51。处在“新时代”开端的黑格尔深刻地预见到“现代性的困境”：知识和信仰的冲突、感性和理性的对立、自由与必然的分裂、个体理性的膨胀所导致的普遍理性的失落以及主体自由的扩张所带来的“绝对自由的恐怖”和“伦理总体性”的丧失等，构成了黑格尔现代性批判出场的历史语境。首先，黑格尔指认自启蒙运动到康德哲学所倡导的理性只是抽象理性和形式理性即知性而不是普遍理性、具体理性，而“由知性所建立起来的普遍性乃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坚持地对立着，致使其自身也成为一特殊的东西了”[13]173，它在坚执主客二元对立的对象化逻辑基础上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分离开来，以这种片面的、抽象的理性作为精神内核的启蒙运动虽然摧毁了宗教神学的权威，但同时也导致了个体理性的膨胀和普遍理性的丧失，并进而瓦解了宗教作为内在和解力量的救赎承诺，它无法弥合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对立从而重建宗教的一体化力量，而只是加深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分裂。其次，以这种抽象理性为原则的理性自然法理论及其作为制度层面表征的现代国家并未实现人的真正自由，这种自由并没有将人从必然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现代所确立的自由只是一种抽象的、形式自由，更重要的是“使自由的原则重新达到纯粹的客观性”，“这种自由的原则还必须加以纯化，并获得其真实的客观性”[16]254，否则只能囿于纯粹主观性之中，而在这种形式自由和主观性之下不仅个体自由无法实现，而且伦理实体也无法真正建立。黑格尔由此抨击了建立在这种个体主观性和抽象理性基础上的自然法理论和自由主义学说。他指出自然法学家假定的自然状态与其说是自由的，不如说是“粗野的和不自由的状态”，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所理解的意志“仅仅是特定形式的单个人意志”，其普遍意志只是“共同的东西，即从作为自觉意志的单个人意志中产生出来的”[15]208、255，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国家只是以“想象的理性”或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而缺乏实体的普遍性，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绝对自由的恐怖”——法国大革命的产物。黑格尔之所以肯定法国大革命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理性、自由、平等和解放的启蒙现代性理念，而之所以批判它是因为他洞察到了建立在个体理性和原子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国家所导致的普遍理性的失落、所表征的伦理总体性的丧失和由此带来的绝对自由的恐怖：“就其自在而言，绝对自由正是清除了自身中的一切区别和一切有区别事物的这种抽象的自我意识。就其作为抽象的自我意识而言，绝对自由是它自己的对象；死亡的恐怖就是绝对自由的这种否定性本质的直观。”[14]123这正是黑格尔通过对现代性的诊断所揭示出来的“启蒙辩证法”。

黑格尔指出，“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走到对于理性的绝望”“却被我们的时代推崇为精神上的最高的胜利”[13]33，抽象理性的肆虐所导致的普遍理性失落和伦理总体性的丧失使黑格尔将矛头指向启蒙理性。在黑格尔的思想深处潜藏着基督教和古希腊城邦制这两种理念*卡尔·洛维特指证了黑格尔思想底蕴中的基督教和古典城邦制这两种因素在他思想中所发挥的作用。(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李秋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26—330页。)关于此点，哈贝马斯也作了简短的暗示。(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The MIT Press,1990,p.30.)，黑格尔深受耶稣基督“爱的和解”原则的影响，极力寻求理性与现实的和解，而这一和解的标准就是古希腊的古典城邦制，它体现了普遍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和谐以及伦理实体的统一，因此黑格尔消解现代性的内在分裂、批判抽象理性和重建现代伦理总体性的方式就是在主体哲学的内部寻求和解的力量，“用主体哲学的方式来克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依靠这种方式，晚期黑格尔不必诉诸其他而只需依赖现代性自身内部的主体性原则就足以对现代性作出诊断”[2]34，即用绝对精神取代抽象理性来整合分裂了的现代性，通过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来实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而现代性的内在分裂在黑格尔看来集中体现在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中，因此以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批判作为启蒙现代性的规范基础的抽象理性和形式理性、用体现绝对精神的理性国家和理性的法来批判表征现代性的内在分裂的市民社会，并以此通过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和解重建伦理总体性的统一，就构成了黑格尔的“现代性的诊疗方案”。

从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看，市民社会仅只是伦理实体发展阶段中的“分裂或现象”[15]41，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特殊中介环节，它既是家庭和私人领域的超越者，同时其形式普遍性的内在限度决定其必须以体现具体普遍性和代表普遍理性的国家为前提。市民社会中的普遍性和形式性作为各自独立的原则，只是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其内部实则潜藏着现代性的内在分裂的根源：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分裂所导致的伦理实体的丧失。这些内在分裂现实地集聚于市民社会这一特殊性的场域，它“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利益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15]309，因此它只是助长了生存于其中的原子式个人的利己主义和个体理性的膨胀，奠基在自然法权和启蒙理性基础上的权利、义务、自由平等等理念只具有形式的普遍性，而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其结果是造成了普遍理性的失落和伦理总体性的丧失，加剧了现代性自身的内在分裂。在黑格尔看来，只有依靠体现绝对精神的实体性普遍物——国家，才能消解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现代性的内在分裂，瓦解抽象理性的统治，重建现代人之生存的有机团契的伦理共同体。国家——现实完美形态是普鲁士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实体性的统一”，它不再是市民社会阶段的形式的、否定性的自由，而是“自由的现实化”或者说是“具体自由的现实”[15]253、258、260，而只有在绝对精神发展到它的“地上神物”即国家环节，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融合、普遍理性的实现所达成的伦理实体的统一才能实现，而这正是现代国家的原则，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15]260。缘此，作为绝对理性的现实化的国家弥合了以形式理性为内核的启蒙现代性的内在分裂，在主体性哲学的内部消解了“现代性的悖论”。

在主体性哲学内部确立现代性的规范基础和内在逻辑，并囿于主体性哲学之中解决现代性的内在分裂，这构成了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的根本范式，即理性观念论批判范式。但正如马克思所指证的，黑格尔只是以泛逻辑神秘主义的方式完成了其概念辩证法的演绎，实则不仅颠倒了本质的关系，而且“把现象中的矛盾理解为观念中、本质中的统一”，“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消散于抽象的思想。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17]114、22，并没有真正消解现代性的内在分裂，也没有完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要求，而是陷入到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窠臼中。用先验的绝对理性的辩证运动克服理性的抽象性和形式性所导致的结果只是在观念层面的变革，“膨胀成绝对理性的合理性把现代性获得自我确证的前提中立化了”，“但付出的代价是贬低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和钝化了哲学的批判功能。最终，哲学脱离其所处的时代，毁灭了其对于时代的兴趣，剥夺了其自我批判、更新的要求。站在时代高度的哲学丧失了批判的重要性导致时代问题失去了挑战”[2]42--43，主张在理性限度内和解的黑格尔最终没有跳出自己所处的“罗陀斯岛”，其理性现代性批判最终蜕变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并没有制服“现代性的幽灵”，马克思的现代性问题及其批判意识承接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并在现代性批判谱系中开创了异质于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范式，这一“断裂”由此构成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修辞的黑格尔哲学展开批判的根源和出发点。

三、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范式

在马克思的文本群中几乎找不到概念化的“现代性”范畴，但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或问题域却是现代性的。可以说，现代性批判就是马克思哲学的“总问题”，对资本现代性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根本范式，而重建现代性构成马克思哲学“总问题”所昭示的终极指向。以此一“总问题”统摄马克思哲学阐释的“效果历史”。

作为“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的社会理论家”[18]100，马克思不是把哲学问题专题化的哲学家，而是把时代问题哲学化的思想家。马克思哲学所完成的“形而上学的颠倒”就在于以“改造世界”的新哲学终结了传统的“解释世界”的旧哲学，马克思是通过揭示出产生现代形而上学的存在论根源来批判现代形而上学，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来批判和扬弃其现实的存在论基础，这正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和范式的革命意义。同时，马克思承接了黑格尔的现代性问题及其批判意识并同样形成了现代性批判的辩证立场，这也集中体现在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上。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既不同于浪漫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而是一种辩证批判，这就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呈现出“三位一体”的特点*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辩证特点，很多学者作出了较好的阐释，参见贺来：《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课题》，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3)；罗骞：《辩证历史的辩证批判——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范式及其辩证立场》，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黄瑞祺：《马学与现代性》，巨流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44页。。马克思集现代性的产儿、批判者和重建者于一身，在资本现代性开始运动的初期就预见到并揭示了“现代性的悖论”：资本现代性“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退的征兆，这种衰退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19]774。现代资本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方面创造了使人们从封建宗法的依附关系中、从对自然和宗教的蒙昧中摆脱出来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关系，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充分肯定作为历史性的资本现代性对于重建现代性的意义。“自由王国”不是回到原始的“丰富性”，也不是从虚无中产生出来，恰恰相反，它建立在对资本现代性的积极扬弃中，是对资本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但是获得形式自由和解放的个人却在资本现代性中承受着异化的生存境况，变成“逃避自由”的“单面人”，陷入“理性的牢笼”和“进步强制”的宰制之下，自由和解放的现代性承诺成为资本现代性的牺牲品，在资本现代性之中潜藏着现代性的“历史之谜”：“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件事物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9]775现代资产阶级既是现代性的规划者，同时又是现代性的毁灭者：“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9]277

资本构成了现代性的本质规定，现代性是以资本为规范基础和内在逻辑的，资本是“现代之子”，但同时却又颠倒为“现代之母”，“现代性的悖论”就蕴藏在现代性的本质规定——资本之中，“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向等等……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20]95-96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层面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关系的探讨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及其限度，指认资本的主体本质是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在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中潜在地包含着资本现代性的一切矛盾，“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7]283而这一对立和矛盾就潜藏在资本现代性由以成立的核心原理即抽象劳动中：现代性以资本为本质根据，而资本只不过是对他人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当马克思不再把私有财产作为先行前提而是追问其来源和本质即其存在论基础时，马克思就“超出”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黑格尔哲学不过是抽象劳动的现代形而上学表达)，正是在对“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17]232的“现代性现象学”的追问和“还原”中，马克思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不同于只是囿于形而上学的内部(如黑格尔)或者只是局限于人的生存处境的存在体验(如海德格尔)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而是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外部揭示出其由以成立的存在论建制，从而真正实现了“形而上学的颠倒”。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现代性的双重结构，“在现代性由以开展出来的世界中，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有着最关本质的内在联系，或者毋宁说，有着最关本质的‘共谋’关系”[21]，对其中一方的批判必然本质性地关涉到对另一方的批判，因此马克思所实现的双重批判就成为内在贯穿的总体性批判。同时正像对资本现代性的辩证批判一样，马克思对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也必然呈现出辩证的批判姿态，这集中体现在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诞生地和秘密”——《巴黎手稿》中。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和对现代人的生存异化状况的存在论批判同时内在地关联着对作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以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作为知性科学的古典经济学把劳动作为财富的主体本质这一“诚实”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揭示出它掩盖劳动异化这一“伪善”的意识形态性质，从而通过揭示这种“启蒙的国民经济学”所陷入到的二律背反指证其作为从属于资本现代性的虚假意识形态的本质；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在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形式即黑格尔哲学中，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辩证法及其过程意识和中介思想把握到了现代劳动的本质及其对于理解和建构共产主义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指证它并没有揭示并扬弃抽象劳动的消极性，而只是停留于“抽象的精神劳动”的概念帝国的演绎中，从而与国民经济学站在一起沦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和否定以及它们重建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认这种否定的抽象性和非历史性，并以辩证的立场重新规划了有别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现代性的未完成方案——共产主义。

由于未能洞见到马克思与现代性之间的本质关系，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给当今各种现代性批判话语提供了曲解、修正和伪装的可能性，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它不是被还原为经济决定论的客观主义就是被置换为阶级主体的唯意志主义；不是被误解为激进的乌托邦主义就是被指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同道，与此同时，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范式被肢解为单向度的意识形态批判从而伴随“后革命时代”的到来沦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话语，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范式及其实践指向的革命意义由此极大地流失了。正如伯曼所说：“要成为充分的现代就是反现代。从马克思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如果没有对现代世界的一些极其显著的现实加以憎恶和抗争，就不可能掌握和拥有现代世界的种种可能性。”[22]14马克思是以现代性批判的方式，通过将阶级主体革命的实践诉求诉诸对现代性的存在论分析和意识形态话语的解构中，并以此重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有着根本区别，最多只能说马克思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质言之，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范式及其辩证立场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肖像，诚如伊格尔顿所说：“现代激进思潮往往在整体上分为怀旧—倒退的和进步—技术的两种倾向……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越了未来主义，同时以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它既是启蒙运动的后裔又是它的内在批判者……唯独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既与浪漫主义的怀旧思想相对立，也与现代化的自鸣得意相抵触。”[23]108

四、余论

虽然马克思与黑格尔分享共同的“问题域”，即“现代性课题”，但二者之间在现代性批判范式存在的分殊足以证伪和破除传统哲学教科学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外壳内核之喻”和“颠倒说”的神话。只有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置于“现代性”这一“总问题”中，“还原”二者哲学出场的历史性语境，在理论与历史的互文而不是只囿于本体论、辩证法等具体层面，方能揭示出两者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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